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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國家財富內容簡介
如今，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地區發展不平衡，既有極富創造性的進口替代型城市、產業多元化的城市腹地，也有眾多產業單一、缺乏活力的落後地區。給落後地區提供貸款、撥款和補貼，引入大型企業，常常被視為改善其經濟面貌的手段。然而，本書卻對此提出了質疑，指出這些手段並不能為落後地區培育出進口替代型的城市。它們除了暫時性地緩解貧窮以外，只會造成有惰性的、不均衡的以及永遠依賴其他地區的經濟模式，無助於創造能夠實現自我運轉的經濟。所以，本書認為，這些被經濟發展遺棄的地區只有依靠彼此間活躍的貿易往來，才能走出停滯的局面。此外，作者還提出了一種斷裂發展模式的構想，觀點獨特，講述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對於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簡介
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一位犀利的作家、一位果敢的社會活動家、一位無懼的權威批判者、一位深睿的思想家，她沒有大學文憑，卻被盛譽為“最值得珍惜的公共知識分子”。簡·雅各布斯女士憑著努力的自學、深厚的文字功底、敏銳獨特的城市觀察，以及濃重的人文關懷色彩，於1961年出版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成為城市規劃領域的一代巨著，被譽為“新都市生活之母”。她那劃時代的觀點和理念，指引了世界各地眾多的城市規劃者、建設者、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直到今天，她對城市、經濟、文化、社會的諸多思考和觀點，仍起著深遠而不可替代的影響。她在2006年辭世時，全世界各大媒體紛紛發表訊息和評論，競相發掘她留給後人的無盡的精神遺產。
目錄
第一章 蠢材的天堂
第二章 回到現實
第三章 城市的腹地
第四章 供應基地
第五章 被遺棄的地區
第六章 技術革命和圈地運動
第七章 產業遷入地
第八章 涌人沒有城市的地區的資金
第九章 被發展遺忘的地區
第十章 落後城市彼此需要的原因
第十一章 城市反饋機制的缺陷
第十二章 導致城市經濟衰退的政策
第十三章 困境
第十四章 漂移
致謝
書摘
第一章 蠢材的天堂
20世紀中葉，一度看起來混亂無序、難以控制，令人不快的經濟學給我們帶來了所有人需要的東西：製造繁榮並使之持續的方法。經濟學家和那些接受他們建議的統治者們想出了諸多理論，以駕馭國家經濟和國際經濟的機遇與災難。這些思考似乎富有理性和預示性，並帶有統計分析的證據，政府則以此為藉口把發展需要的目標、技術和資金集中起來，以期實現他們的目標。
出於這樣的理想，赫魯雪夫在出訪聯合國後急切地提出，到1975年之前蘇聯經濟要趕超美國，從而“埋葬”西方。在美國，甘迺迪總統和詹森總統及其謀士們就像絕大多數美國人那樣，認為這個國家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經濟霸主地位將毫無疑問地延續到遙遠的將來。不僅如此，他們還想當然地以為。調控經濟的財政手段甚至經濟自身的波動都將消失——不會再有經濟大蕭條，很快也不會再有經濟衰退。而英國也在自以為是地構建先進合理的、類似於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福利體系，希望令所有人都獲得工作和尊重，並能不斷改善國民的生活水準。歐共體在美國的一體化經濟模式的基礎上創建了適合於歐洲大陸的一體化方式，並在其初始的幾個成員國之間運行良好。有六七個美洲國家也開始著手採用這種模式。歐洲邊緣的一些窮國後來也加入了歐共體，以便分享整個共同體巨大的、一體化的、安全而富足的市場資源，它們滿心期望能實現經濟的繁榮。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定》將加拿大元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貨幣牢牢地拴附於美元的基石之上。蘇聯則牢牢穩定了蘇聯集團（Soviet-bloc）的各國貨幣對盧布的匯率。這樣的貨幣管理方式很好地控制了貿易夥伴之間貨幣價值的波動，從而減輕了債務國的痛苦以及跨國公司和旅遊業的擔憂。落後國家的民眾和統治者，包括那些剛剛獨立或還在致力於獨立的殖民地國家，也無不熱切地期待某個發展模式能為自己帶來財富和進步，它們的期望隨後落到了那些提供貸款或撥款的已開發國家身上。就這樣，落後國家或貧窮國家這種說法從經濟學家、公務員、銀行家和編輯們的詞庫中被取消，代之以“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fies）和“欠已開發國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在速記的時候則分別縮寫為DCs和LDDCs。
實現這一切——窮國能夠實現富裕、富國能夠繼續維持——的良方，由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各個國家有所不同，但它們之間的差別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么大。比如，當美國和蘇聯政府爭相提供經濟援助來拉攏窮國的時候，它們並沒有採取不同的方式，而是同樣都爭著援助水壩、道路、化肥廠和灌溉系統。波蘭政府所推動的經濟項目主要由西德和美國的銀行家資助，這些銀行家們並不贊同共產主義國家實行的所有制，大概波蘭的其他很多計畫他們也不贊同。不過，波蘭人的種種構想，包括經濟應該如何發展、為此需要什麼資源以及怎么贏得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所有這些對資本主義的銀行家們來說卻都相當熟悉，符合他們的常規和邏輯。
在理論上這一切都符合邏輯，而在現實中它們卻很少能得償所願。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發展模式頻遭挫敗的紛亂時代。從波蘭、伊朗、烏拉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大多數非洲國家那樣徹底的災難，到愛爾蘭、加拿大、義大利南部、南斯拉夫、古巴和印度那樣令人失望的現狀，分別反映了兩種類型的失敗案例。
蘇聯到20世紀80年代仍無法滿足本國的食物需求，也難以為本國人民和生產商們提供豐富多樣的產品，更談不上體現其在計畫體制和經濟表現方面的優越性。實際上，那時的蘇聯在經濟上已開始扮演令人恐怖的“殖民地”國家的角色，因為它越來越依賴於向高度發達的國家出口自己的自然資源，然後進口精密的工業製成品，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用於開發自然資源的機械。成為經濟上的殖民地當然不會是五年計畫的目標，但是事態發展的結局就是如此。
英國一開始主要試圖依靠所謂的需求政策來扭轉頹勢，但毫無效果。之後它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仍然沒有作用。於是英國在此後又轉向了所謂的供給政策，也同樣遭遇失敗。無論如何嘗試，就像在沒有經濟理論指導和統計研究的舊時代不斷衰敗的許多帝國一樣，大英帝國依舊在無情地向下滑落。
而在美國，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它的製造業逐漸地、穩步地萎縮，殘存的部分與蓬勃發展的13本和歐洲相比在技術上也顯得落伍。美國的工業一度曾引領全球的繁榮，而此後生產效率卻逐漸下降。只有軍事工業變得越來越重要，成了國家保證技術工人的飯碗、防止經濟崩潰的依靠。
但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在經濟上的失望和混亂形成的同時，同樣存在著經濟的發展——最顯著的是日本，還有以前屬於落後區域的一些小型經濟體，特別是被稱為環太平洋經濟圈（Pacific Rim）的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韓國。不過，成功與失敗一樣讓人困惑，因為任何根據成功經驗總結出來的措施和政策，常常會在其他地方招致失敗。鑒於這樣的困境，經濟學家們又回到了文化領域：日本人很聰明、工作勤奮，擅長團結作戰；（中國內地之外的）中國人是天生的商人，他們的家族成員會互相幫助，提供資金融通；相反，英國人則拋棄了成就事業所需要的美德，等等。如果按照這種思維，我們並不需要什麼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家，有一定觀察力的旅行者就能做到。
總量經濟學——關注整體問題的經濟理論——是研究國家經濟和國際經濟的理論和實踐知識的一門學科。它處在一片混亂之中。對它的深信不疑和大力推行被大家公認為是件好事。我們通常以為，粒子物理學和空間探索的試驗異常昂貴，事實也的確如此，但是與銀行、企業、政府和國際機構（諸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投入到巨觀經濟理論試驗的花銷相比，這方面的費用根本不算什麼。這么巨大的花銷簡直不可理喻，從來沒有一門科學或一門假想的科學會被如此驕縱。也從來沒有哪種試驗會在事後留下如此多的殘骸、不快、誇大的希望和疑惑，以及由此引發的嚴重後果。人們甚至開始懷疑，這些殘骸是否還有希望補救？即便可以，它們也肯定難以恢復原狀。
如果能正視現狀，那么失敗可以幫助我們進行矯正。然而，即便委婉地說，對於現實的認真觀察也從來不是經濟發展理論的強項。例如，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馬歇爾援助計畫的實際結果與發展專家們從中得出的不切實際的期望，即能略知一二。
眾所周知，如果一個經濟體由於饑荒、流行病、地震、潮汐、洪水或火災而受到破壞，那么，未受影響的經濟體可以幫助人們和企業重新恢復過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來自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就幫助歐洲國家及其企業在戰後的廢墟中重新站立了起來。破壞是極大的，而援助的範圍和規模也同樣可觀。如果沒有在戰爭中未受損失的美國所提供的機車、卡車、發電機、水泥廠、軋鋼機、化肥、拖拉機、機械工具、放射儀器、藥品、課本、電話交換機、冷藏機械、推土機、管道、水泵、纜繩、切割刀具和更多的物品，這種經濟復甦肯定需要更長的時間，戰後的貧困將延續很多年。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馬歇爾計畫成了一個“奇蹟”，它提供的設備起到了幫助治癒和恢復的作用，成功地將援助與歐洲本身的生產結合在了一起，使歐洲大陸迅速從戰後的廢墟中恢復過來，其速度和成就都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期。
但這裡我們必須暫時停下來，請注意一下，有機體的癒合——包括像經濟體這樣的有機體——與有機體的變形並不是一回事，其結果是不同的。這種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例如，1906年的舊金山經歷了地震和火災的毀滅，恢復之後獲得了發展和巨大的繁榮。但人們不至於糊塗到犯這樣的錯誤：去建議紅十字會不加區別地給那些陷入經濟衰退或停滯的城市提供援助，以便使它們像舊金山一樣，迅速重獲經濟繁榮。
很自然，馬歇爾計畫也沒有使陷入停滯或下降的歐洲經濟轉變為發展型的、自發增長的經濟。有些受援助地區，譬如荷蘭、西德、法國和義大利的部分地區，的確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就如同舊金山在災害之後所表現的那樣。但其他一些地區並非如此。英國同西德一樣接受了馬歇爾計畫援助的設備，可英國經濟在當時並未因此像西德那樣得到快速發展。義大利最富饒、最有經濟活力的北部地區進一步成長起來，變得更加富裕；而在過去非常落後、貧困、被動的南部地區，蕭條的情形卻依舊沒有改變。來自馬歇爾計畫的援助，以及後來出自義大利北部的更大規模的援助，都沒能改變事情的本質，義大利南部地區的經濟因為本身的痼習而難以發展起來；人們不得不繼續大量湧向義大利北部或更遠的地方，到外面的世界去尋找工作崗位和收入。
這就是我們所知的現實。然而，馬歇爾計畫仍然被標榜為能將停滯的經濟轉變為發展的、自發增長的經濟的援助楷模。來自各個國家、國際援助和發展機構的發展計畫令人驚訝地膨脹起來，它們都言之鑿鑿地允諾，自己是面向第三世界國家的馬歇爾計畫，或者小馬歇爾計畫、類馬歇爾計畫等等，以吸引人們的關注。
這種空口允諾帶來的後果非常嚴重。在那些仍然停滯、貧困的國家，幻想破滅之後的人們充滿憤怒；在已開發國家，人們對於援助別人的想法感到憎恨，更糟的是，對那些得到援助的人們也感到憎恨（因為援助的資源來自納稅人的收入）。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以後可以償還成本”的幻覺之下欠下了難以償還的巨額貸款，還貸的費用耗盡了窮國的出口收入，在某種程度上，一些極度貧窮的地區，除了能夠在一二十年之內從“落後”進步到“發展中”的期望以外，實際上再沒有別的奢望。由於落後國家難以償還的貸款以及因此而追加的貸款，還有其他將各種事情捆在一起的不良因素，國際上的銀行體系瀕於破產。
同時，很多已開發國家——其中包括美國——已經陷入滯脹，成為這種失業率上升和價格上漲共同構成的奇特現象的受害者。從理論上講，滯脹現象根本不應該存在，但它卻真的出現了。一方面不能增加失業，另一方面又不能加劇通貨膨脹，沒有人知道該如何應對。滯脹的影響遠不止摧毀了良好的、發達的經濟可以平穩運行的構想，它還毀滅了所有大學正在傳授的總量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滯脹的出現使兩個多世紀以來精心構建的理論都成了無稽之談。
當工作機會成倍遞增時，漲價並不是問題，只要收入上漲的速度超過價格，人們的生活就會逐漸改善。幾個世紀以來，通貨膨脹的這些特性備受經濟學家們的關注，人們一直試圖對此有所解釋。1680年出生於愛爾蘭的法國經濟學家理察•坎梯隆（Richard Cantillon）大約在1730年有過如下論述：
如果實際貨幣的增長都來自國內的金礦或銀礦，那么，那些礦主、冒險家、冶煉工、精煉工和所有其他工人的收入都將按比例增加。他們將比以前消費更多的肉食、葡萄酒和啤酒，穿上更好的衣裳、更好的亞麻布，把房子裝飾得更好，用上更精良的商品……對肉類、葡萄酒、啤酒、羊毛等產品的需求會比以前更加旺盛，從而提高這些產品的價格。而這些產品價格的高漲無疑會使農民在來年投入更多的土地，他們也將從價格上漲中得到好處，並且也會像其他人一樣，增加自己的家庭開支。
由此，坎梯隆得出結論：
我認為，總的來說，實際貨幣的增加會導致相應的消費的增加，從而逐漸引起價格上漲。
聽起來有些過時老套，推理卻十分普通。坎梯隆其實向自己提出了經濟學家們過去和現在都在苦苦思考的4個問題：為什麼經濟活動會增加？為什麼價格會上漲？二者之間是否有關聯？如果有，這些關聯起了什麼作用？
坎梯隆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擴張需求理論，即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會引發經濟的擴展和繁榮，而供給則會順應和滿足需求。他進一步提出，貨幣的流通會推動需求的增加。因此就某種意義上說，坎梯隆可謂是第一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幾乎比凱恩斯超前了整整兩個世紀。
與坎梯隆提出的問題相反的疑問是：為什麼經濟活動會減少？為什麼價格會下降？二者有關係嗎？如果有，這種關聯又起什麼作用？大多數問過自己坎梯隆問題的經濟學家也都會提出這些相反的問題。其中某些經濟學家，像馬克思，則是從第二組問題開始研究的。但是數個世紀以來，這兩組問題並未彼此發生聯繫，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後面我們會了解“通常”的含義），價格水平和失業率就像蹺蹺板，價格在一端，而失業率在另一端。在坎梯隆所說的經濟擴張時期，價格上漲而失業率下降：而在蕭條時期，價格會下降而失業率增加。因此總的規律就是，價格上漲，失業率下降；價格下降，失業率上漲。
然而，滯脹並不遵從這些規則，因為它同時包含了價格上漲和失業率上升，這就使蹺蹺板的理論未免荒謬起來。要描述滯脹，我們就必須公然違抗機械學的原則和重力學的原理，想像一下蹺蹺板的支點被折斷了，兩端同時上翹。一旦滯脹出現後，儘管還會存在短期的蹺蹺板運動，這種古怪的現象似乎就會不時地發揮作用。例如美國是在1967年和l968年的統計中首次出現滯脹，之後滯脹現象就開始逐漸惡化起來。粗略說來，由於滯脹的影響，每一次經濟進入繁榮和擴張的階段後，失業率都沒能下降到上一次繁榮階段的低水平。因此，國家的最低失業率，也就是永久性的、不能再降低的失業水平正在不斷提高。而在每次經濟衰退期，失業情況則較之前都會更加嚴重。總而言之，自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有越來越多的工人無法在自己的國家中找到合適的工作。但奇怪的是，通貨膨脹率在此期間並沒有減少。每次衰退，價格都不斷上漲，而不是下降，甚至哪怕只是維持現狀也做不到，僅僅是上漲的速度減慢了而已。而每次經濟復甦期間，通貨膨脹率都比它上一次復甦時期上漲得更快，甚至加速度也呈現出上升趨勢。
因此，在短期經濟波動的背後，失業與價格出現了長期的同時上漲的勢頭。以前只有個別年份的通貨膨脹率達到10％或更高一點，而自從通貨膨脹加劇之後，在1967-1983年之間，價格幾乎上升了200％。而在1983年之後，失業率達到並超過了嚇人的l0％——如果加上那些對找工作失去信心的人，這個比例還會更高——可價格仍然在繼續上升。
1982年的高失業率和破產率使老一代的美國人聯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但在當年，當失業率增加時，價格在下降，那時蹺蹺板還在發揮作用。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不同的事情發生了，在1967年之前的這個國家是不曾有過的。此外，美國不是滯脹的唯一受害者。英國遭遇滯脹的時間更長。美國出現滯脹之後幾年，加拿大和歐洲大陸的很多國家也出現了同樣情形。所幸的是，整個世界還沒有都陷人滯脹，至少到20世紀80年代還沒有。例如，儘管美國正在為滯脹而苦惱，但價格上漲的影響在瑞典和日本還像坎梯隆所描述的那樣有令人歡欣的一面。
滯脹發生時，並沒有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要么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犧牲失業率，要么為減少失業數字而不顧通貨膨脹。這個可怕的困境背後反映著一個可怕的理論空白，我們找尋種種經濟理論，卻發現其中對滯脹一無所述，更不要說給我們揭示其中的意義以及指點相應的應對策略了。
亞當•斯密沒有追尋坎梯隆的思想，他在坎梯隆提出需求引發經濟擴張的理論過去45年後發表了自己的著述。斯密是一位供應學派經濟學家。他將經濟擴張歸因於生產和貿易的擴張，而需求的增加只是其副產品和結果。但不同於之後的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斯密不認為價格的上漲會必然帶來失業的減少，反之亦然；他也不認為貨幣數量是影響生產衰退或促進生產擴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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