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土金璋(1921.10.10—),生於陝西省淳化縣卜家鄉土家嘴村(後劃入東莊村);1938年1月參加革命,1939年入黨。
歷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輔導員、赤水縣民教館館長、新正縣政府科長、赤水縣三區區委書記、三原地委組織部科長等職。建國後,歷任高陵縣委書記,陝西省委組織部處長,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一等秘書,西藏外交處副處長,外交部釣魚台國賓館主任,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政務參贊,延安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西安市副市長兼外事辦公室主任,西安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書記,1993年離休。
建國60周年之際,土金璋感言“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我見證了這一路走過的跌宕起伏。國慶來臨之際,作為一位老革命,我心中有無限感慨。我祝福祖國更繁榮,社會更和諧,生活更美好。”
人物軼事
土金璋是典型的敢講真話的領導幹部;1973年6月9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回到延安,聽說延安人民吃不飽肚子的情況,立即找土金璋個別談話:“金璋同志,你到延安快十年了,延安人民還吃不飽飯。請告訴我真實情況。” 土金璋據實匯報:“延安有14個縣、130萬人口、南邊7個縣民眾生活還可以,北邊7個縣十分貧困。子長縣李家岔區的民眾,包穀面都吃不飽,有些人家幾口人蓋一床被子。”
總理眼圈紅了:“戰爭年代都沒這么苦,現在為什麼這么苦?”土金璋回答:“總理呀,我琢磨著,這可能和我們的政策有關係。民眾種的一點南瓜、包穀,割‘資本主義尾巴’都割掉了。”
總理立刻嚴肅起來:“你為什麼不阻止?” 土金璋欲言又止,望著總理嚴峻的目光,他如實地說:“總理呀,看法不一致,不好阻止。”
總理說:“不阻止是不對的,是錯誤的。一定要阻止,要讓民眾吃飽飯。”土金璋立即回答:“好,堅決按總理指示辦。”
吃飯時,有人問總理:“喝酒嗎?”總理沉著臉說:“不!”並招呼延安的同志同他一桌吃飯,席上,總理問:“我讓北京支援你們,延安三年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原人均糧食250公斤),能不能做到?”大家說:“行!”總理說:“我就等你們這句話,拿酒來!”他一一和在座的延安同志碰杯……
這個情節後來被搬上熒幕,在電影《周恩來》中再現,而且攝製組專門邀請土金璋飾演原角色的土金璋,拍戲時,土金璋忘了是在拍戲,好像回到與周總理在一起的難忘時刻;事後,他還誇獎王鐵成扮演的總理像極了。
人物回憶
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書記,負責外事和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工作紀念館陳列方案,報經中共北京向黨中央匯報,並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徵求意見,以便最後定案。
時值盛夏,萬木蔥蘢,我們到了北京心情格外愉快。為了工作方便,我們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確定由我負責和中央辦公廳、中宣部聯繫匯報事宜,其他同志則每天出去走訪老同志,徵求他們對陳列方案的修改意見。
7月2日下午3時左右,毛主席辦公室汪東興主任派車將我接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並問延安有無幹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況。我打聽到你從延安來,想請你向主席簡要地匯報一下延安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況。”聽到這話,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能又一次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緊張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調到延安工作,因到延安時間短,對工農業生產正處於熟悉情況階段,隨身又未帶材料,擔心向毛主席匯報不好。因此,我建議說:“我們一同來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參加主席接見,大家都談,你一句,他一句,這樣談就全面些,不僅能滿足主席了解情況的要求,也能滿足主席見到更多延安人的願望。”汪說:“這個意見可以考慮,今天不定,過兩天再說。”
當時在我腦海里就映出4年前我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工作時,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過幾次飯和談過話的情景,特別是一天上午在國賓館12號樓大 客廳的一次談話,給我印象最深。當時,主席坐在大沙發上,我坐在左邊小沙發上,主席叫我也坐在大沙發上,長時間拉著我的手,和藹親切地笑著,問我是什麼地方人,我說:“我是陝西淳化縣,原陝甘寧邊區赤水縣人。”主席說:“赤水縣就是淳化縣和原三水縣(後改為旬邑縣)的各一部分。”主席又講到旬邑縣的職田鎮、崔家河、土橋鎮,淳化縣的馬家山、通潤鎮、爺台山等地,以及原陝甘寧邊區的這兩個縣與國統區邊境線上的村、鎮。毛主席由西北講到東南,提起這些村鎮如數家珍,十分熟悉,可見主席記憶力強得驚人。
6日上午,毛主席辦公室的同志打來電話,告訴我們,延安來的同志7號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由於我事先未告訴大家主席接見的事,大家聽了不要外出的訊息,立刻議論起來。有的說:“明天可能有重要報告。”有的說:“可能是什麼重要會議要咱們去參加吧!”延安黨校校長黑振東同志說:“我看怕是毛主席要接見咱們延安來的同志吧!”說到要和毛主席見面,大家異常興奮。黑振東同志夜晚睡不著覺;有的同志買了新衣裳,有的同志買新皮鞋,有的同志一整天不離開招待所,有人出去理髮也要說清楚在哪個理髮館,怕耽誤了良機。
7月7日上午毛主席辦公室的同志又來了電話,指名要我接電話。拿起了聽筒,同志們都把我圍了起來,大家的視線集中在我的臉上,屏聲靜氣地看我的表情。我放下聽筒後,立即激動、大聲地說:“告訴大家一個好訊息,延安人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大家先是一愣,頃刻猛然醒悟過來,都興奮地歡呼跳躍著。大家在自己房子眼巴巴地瞅著鐘錶,恨不得把指針撥快一點。同志們急切地盼望著那激動人心的時刻。
下午5點鐘,一輛乳白色的小麵包車從招待所大門駛進,服務員同志禮貌地來到我們坐等的小會議室,興奮地說:“ 中辦來車接延安的同志們。”黑振東、張茂遠、劉克廉、黃高謙、馮芝桂和我等12位同志立即上了車。
小麵包車在賓士,大家顧不上欣賞窗外的景致,一顆顆焦急的心已早早飛到人民大會堂,飛到毛主席身邊。當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時,汪東興同志告訴我們:“主席正在接見外賓,很快就要來了!”我特意看了一下手錶:6點20分。幸福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汪東興同志帶我們到湖南廳前廳。驀然間,我們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現在我們面前。同志們又驚又喜,只見主席微笑著、邁著穩健的步履向我們走來,汪東興同志上前告訴主席:“延安同志來看望您了。”主席聽到後滿面笑容地點點頭,同大家一一握手。
我第一個和主席握手,我仔細地端詳著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寬闊的額頭,溫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無一不顯出偉人的風采。握著主席那溫暖寬厚的大手,我激動得心呼呼直跳,興奮得不知說什麼好。汪東興同志介紹說:“他們都是從延安來的。”由於我和主席在釣魚台國賓館見過幾次面,這時主席一直握著我的手不放,打量著我,搖了搖頭連聲說:“不不不。”汪東興同志忙作解釋說:“金璋同志原在釣魚台賓館工作,後來調到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工作,因延安這幾年外賓去的多,陝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主席聽罷,一邊點頭一邊說:“這就是了,這就是了。”我說:“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主席慈祥地笑了:“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們都在延安工作嗎?”我介紹說:“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和延安黨校工作。”主席又問:“延安現在怎么樣?”我說延安有不小變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介紹著延安的情況。我接著又說:“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
這時,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遠處,緩緩地說:“我來北京之後,還沒有回過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應該回延安看看,應該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要謝謝延安人民啊。”
聽到主席這番話,大家心中一熱,熱淚幾乎從眼眶裡涌流出來。接著主席又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眾星拱月般地簇擁在主席周圍。不少同志同主席握了幾次手。這時汪東興同志走過來對主席說:“延安的同志們想同主席照個像。”主席笑著說:“好!好!大家照個像留念。”同志們又熱烈的鼓掌起來。主席連連招手,關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毛主席,以至於攝影師按下快門時,馮芝桂同志還未將雙手放下。照完像,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別,同志們對主席說:“祝願主席身體健康。”主席也笑著說:“好!好!謝謝大家。”大夥用熱烈的掌聲歡送毛主席,主席一邊招手一邊說:“謝謝你們。”
第二天上午,我們12人在招待所開了個談感想座談會,每個同志都滔滔不絕。說不完的感想,談不完的體會,千言萬語,歸納起來一句話:做好本職工作,以實際行動回答主席對延安和延安人民的關懷。
這真是終生難忘的一幕啊!過了幾天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同志送來了16張放大的照片,傳達了一位領導同志的意見:除給每個同志一張外,西北局、陝西省委、延安地委也各給一張,給了我兩張。黑振東同志把他那張照片放在房間的桌子上。招待所的服務員一面驚奇地看照片,一面羨慕地說:“你們延安人就是特殊,我們住在北京還沒有和毛主席照過像,你們剛來北京幾天,就見到了毛主席,還合了影。”黑振東同志得意地說:“延安就是不一樣嘛,是黨中央、毛主席住了13年的地方嘛!”
當時,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同志正在北京醫院住院,我們把毛主席接見的情況給他做了匯報,他看了我們和毛主席的合影照片後說:“照片上主席這樣滿面笑容,這樣高興,看來主席可能要回延安一趟。恐怕要做些準備,你們回去給省委、延安地委匯報一下。”按照張德生書記的指示,我們當即打電話,向陝西省委和延安地委作了匯報。
後來,據說毛主席準備先到井岡山,然後再回延安。1965年5月,毛主席回到井岡山,由於國事繁忙,加之國內外形勢的驟變,毛主席回延安的願望未能實現,成為主席生前的一件憾事。
這張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一直掛在我書房裡,每當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上挫折和不順心的事,我便會情不自禁地凝視著那張照片,凝視著毛主席那親切的目光和慈祥的面容,於是我的心中就產生了一股熱流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