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新中國建立之初的國寶大營救，是我國文物界的一樁大事。上至周恩來總理，直至文化界知名人士、畫家和社會賢達，都為這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折射出他們愛國報國的拳拳之心。
周總理批准成立“香港秘密收購小組”。
歷史
鄭振鐸主持國家文物局工作不久，即從各個方面獲得訊息：在解放前夕，大陸收藏家所藏的古代書畫、版本圖籍及古錢幣等，有很多流往香港，有不少是屬於國寶級的稀有文物。他同時還從各個渠道得到情報：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空前活躍，都在私下裡竊竊“咬耳朵”。另外還有訊息透露，眼前的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了不少的外國機構、公私收藏家和國際文物販子的高度矚目，他們攜帶著大批美元，聚集在香港，或穿梭於香港與外國間，不斷打探覬覦，隨時準備將中國的這些國寶級文物攫之而去。
鄭振鐸聽到這些訊息後，憂心如焚。他當機立斷，立即從自己主持的文物局裡劃撥出了一筆款子，委託並指示老友徐森玉的兒子、當時正在香港銀行界工作的徐伯郊，在香港就近購買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等物，能夠搶救到多少算多少。但如此做了之後，鄭振鐸覺得還放不下心，並感到這遠遠不夠。鄭振鐸思之再三，遂馬上向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作了緊急匯報與磋商。
郭沫若與沈雁冰聽了鄭振鐸的報告後，他們對流失文物的命運也十分擔憂，因而對鄭振鐸的想法亦深有同感。經過反覆討論，１９５１年３月，文化部正式打出報告，呈交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和郭沫若，正式申請從國家總預備費中撥出專款，用於在香港搶救文物，並申請在香港成立“收購小組”。
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接到這一報告後，立即同意撥出專款搶救國寶，並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個“收購小組”，指示要“秘密進行這一工作”。周恩來還在報告上著重批示道：“必須是購買真正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不要買古玩。”接著，周恩來還接見了鄭振鐸，同他進行了詳談，並親自詢問了“香港秘密收購小組”的人員組成情況，鄭振鐸一一作了匯報，徵得了周恩來的批准。
在“香港秘密收購組”中，該小組的領頭人物及核心人物是徐伯郊。
徐伯郊是我國著名的古文物鑑定專家徐森玉的長子，幼承家學，酷愛文物，很早就隨父學習書法、版本等學。這不僅養成了他對收藏的強烈愛好，而且，從父親處學到了精深的對於古書畫、古版本等的鑑定知識。更重要的是，徐伯郊是一位具有高尚藏德、藏風和豐富鑑藏知識的大收藏家。抗戰期間，徐伯郊為了協助父親徐森玉將故宮文物平安南運，曾自告奮勇深入匪窟，不惜以生命作“抵押”，以換取國寶在運輸途中的安全。
另外，由於業務關係，徐伯郊又經常來往於香港與廣州之間，這便於同國內聯絡。再加上徐伯郊是香港銀行界的高級人員，又是著名的大收藏家、香港社會的上層人士，與當時的社會名流均有交往，素來出手闊綽，認識的人員眾多，訊息十分靈通。這一切決定了由他出面來收購國寶，不僅方便，還可不致引起外界的猜疑。因此，鄭振鐸遂代表國家，把在香港搶救國寶的重任，毅然交託給了徐伯郊。
至功至偉的徐伯郊
徐伯郊開展收購最早期的一筆“大生意”，也是眾人最誇讚不已的“得意戰役”，可說是“二希帖”的勝利回歸。
所謂“二希帖”，乃是對乾隆皇帝所藏之“三希帖”之兩帖的簡稱。辛亥革命後，清王朝倒台，“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仍被收藏於故宮博物院之外，王旬的《伯遠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則流出了宮外，被袁世凱手下的紅人郭世五所收，當時曾震撼了文物收藏界。
１９４０年，郭世五在北平去世，“二希”由其兒子郭昭俊繼藏。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帶著“二希”去了台灣，後想將“二希”賣給台灣故宮博物院，曾去找過該院院長莊嚴（徐森玉的學生）。莊很想將此“二希”買下來，但因郭索價太高，而當時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立腳未穩，財源短缺，無力收購此連城之寶。郭昭俊無法可想，只得將此“二希”又帶到香港，抵押給某英國銀行，靠貸款度日。眼看著其貸款即將到期，如果無錢贖回，則此稀世之寶將按慣例被銀行拍賣。若“二希”一旦被銀行拍賣，則國寶將很可能流出域外。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初，正在香港的徐伯郊得知此情況，十分激動，立即向鄭振鐸作了報告。鄭振鐸聞知此事，興奮異常，更憂心如焚，急指示徐伯郊向國內報告，務必全力搶救“二希”，不使其流散域外。與之同時，鄭振鐸也將此事立即報告了周恩來，請求能立即撥出專款，並採取緊急措施，一定要將“二希”購回。
果然，周恩來在得到鄭振鐸和徐伯郊的報告後，非常重視，立即會同有關部門商議，並指示一定要將之收購回國，決不能讓外國人奪去。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國家派出了王冶秋、馬衡和已經擔任華東局文化部文物處處長的徐森玉三人前往澳門，去對“二希”作仔細鑑定，確定了是真跡無誤後，立即當場議價，最後以３５萬元港幣的價格成交。這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已是一筆了不得的大數字了。“二希”購回後，歸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接下來，“香港秘密收購小組”所做成的第二筆“大生意”，也是他們的第二次“大戰役”，可說是寶禮堂珍藏古籍善本的勝利回歸了。
寶禮堂是上海大藏書家潘宗周的居室名。潘於１９１９年到上海，曾任上海工部局總辦，嗜藏書，尤喜好宋、元版本，因此其藏書中有宋、元版本１１１部總計１０８８冊。１９３９年，潘宗周去世，寶禮堂藏書由其子潘世茲繼承。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潘世茲深恐寶禮堂藏書落入日寇魔爪，遂向英國駐上海的一個機構求救，請其設法將藏書轉入安全地帶。英國方面對此事也很重視，當即派出了一艘軍艦，載上寶禮堂的全部藏書，專程由上海駛往香港，直接藏入了香港滙豐銀行的保險庫中。
１９５１年５月，正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的潘世茲教授，在座談會上聽了鄭振鐸的報告後，心情格外激動，特給鄭振鐸寫信表示，願把寶禮堂的藏書全部獻給國家。鄭振鐸回到北京後，立即向文化部、文教委、周總理等匯報了此事，並把徐伯郊從香港叫回北京，專門研究了如何把寶禮堂藏書從香港滙豐銀行取出，然後把它們平安運回國內的辦法。
就在鄭振鐸、徐伯郊等人與潘世茲正反覆商量如何將寶禮堂藏書從香港安全運回的時候，不少的美國人和日本人多方活動，欲以高價購到這批藏書。但不論這些外國人如何誘惑，都遭到了潘世茲的拒絕。一直到１９５２年９月，徐伯郊才與潘世茲一起將這批瑰寶從香港滙豐銀行中全部取出，然後又經徐伯郊的親自護送，終於將這批古書安全運抵了上海。
張大千心向祖國
“香港秘密收購小組”發動的第三次“大戰役”，便是動員張大千將其所藏《韓熙載夜宴圖》等國寶“賣”回了祖國。
儘管出於種種原因，張大千當時沒有回國，仍準備移居海外，但他卻把自己最心愛的《韓熙載夜宴圖》、五代董源《瀟湘圖》、北宋劉道士《萬壑松風圖》等一批國寶，還有他以前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子、古代名書畫等珍貴文物，以低價格賣予祖國大陸。其中，那幅曾以王府名宅換得的《韓熙載夜宴圖》僅開價2萬美元！
張大千不僅把自己珍藏的大量古書等墨寶，名賣實贈，通過徐伯郊之手陸陸續續“賣”回了國內，而且他還發奮努力，想方設法在法國、日本等地購買了許多珍貴文物，將之轉賣回了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