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四大古典戲曲，也稱“四大古典戲劇”。即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長生殿》 。
《長生殿》和《桃花扇》是清代戲曲發展上的兩個高峰，在中國戲曲中也同樣具有很高的地位，與《西廂記》和《牡丹亭》並稱為我國四大古典名劇，一直深得廣大人民喜歡。
對比
《長生殿》和《桃花扇》創作的年代背景大致是相同的，兩部戲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在劇情的組織安排上也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都是在一個宏大的背景下展開，描繪社會生活事件十分廣闊，就其中心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愛情與政治”。不同之處在於兩部戲各有所側重，《長生殿》所著意表現的是自古罕有的“帝妃之戀”，在第一出《傳概》中，作者即言道：“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桃花扇》則與之相反，《先聲》一出中：“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道明了作者的創作意圖。
雖然側重不同，但“愛情”這一主題在兩部戲中都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愛情”是他們表達創作意圖重要途徑之一。從兩部戲的愛情故事創作上來看，與才子佳人小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者說可以說是才子佳人小說的翻版。《長生殿》中唐明皇李隆基與楊貴妃定情時，明皇送給貴妃金釵和鈿盒（第二出《定情》），這金釵與鈿盒作為他們的定情信物理一直貫穿了整部戲的始終；李、楊的愛情經過馬嵬的的生死訣別後，最終在天國“重圓”。 《桃花扇》也與之相似，侯方域與李香君定情時，送給李一把宮扇——即以後的桃花扇；在受到阮大鋮的迫害威脅時，侯方域不得不避難遠走；清軍攻入江南後，南明王朝滅亡，侯、李雙雙逃難，最後於白雲庵相會，在道士張瑤星的點醒下，兩人雙雙出家，撕掉作為他們愛情象徵的扇子（也就意味著與過去、與世俗愛情的絕裂）。這與才子佳人的 “相愛——波折——重圓/悲劇”的模式是別無二致的，但為什麼《長生殿》和《桃花扇》能取得極大成功呢？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作品所表現的思想的深度，它們與普通的才子佳人小說的最大的差異也正在於此。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生活的時代背景決定了作品不可能像才子佳人小說一樣走向一個庸俗的“大團圓” 結局。
《長生殿》的男主人公是唐明皇李隆基，是一個國家最高統治者。身為帝王，他本職工作是治理好國家，但他卻縱情誤國；身為天子，他有后妃三宮六院，因此他難免有用情不專的一面；正因為如此，他很難能可貴的是又鍾情專一的一面。馬嵬坡上，面對著生死訣別，作為帝王的他不可能像那平常的痴男怨女一樣選擇殉情。但他此時表現得“無語沉吟，意亂如麻”，“[忽抱旦哭介]貴妃，好教我難禁架”，感嘆到“堂堂天子貴，不及莫愁家”。對於一個皇帝而言，這其中滋味絕非普通的痴男怨女所能體會得到。
而造成這悲劇的一幕的原因是什麼呢？不錯，是安史之亂，但導致安史之亂的原因又是什麼呢？究其原因，唐明皇沉湎於與楊貴妃的愛情，不理朝政，寵幸佞臣（李林甫）、外戚（楊國忠），致始他們先後“專權誤國”；安祿山本來因貽誤軍機解京候審，但通過賄賂楊國忠，不僅得免，而且不降反升，最後雄霸一方，起兵作亂；叛軍陷潼關，明皇攜貴妃倉皇出逃，於馬嵬坡在六軍將士的強烈要求下不得已殺之。《埋玉》一出中，六軍將士殺楊貴妃，也不算是太枉了楊貴妃；但是只殺了一個楊貴妃而不察究其根源乃是在明皇本人，所以又似乎冤了楊貴妃。李、楊相愛本沒有錯，但他以帝王的身份“馳了朝綱，占了情場”，結果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這同樣也了導致他們愛情的悲劇。
在《桃花扇》中，政治因素既成就了侯、李愛情，同樣也結果了侯、李愛情。侯方域本“家近洛陽之縣……自去年壬午，南闈下第，便僑寓這莫愁湖畔。烽煙未靖，家信難通……獨為避亂之人”。由於李闖王軍隊攻破北京，侯方域不得不流寓金陵。正是在金陵“訪翠”而與李香君結識。阮大鋮為拉攏復社諸生，改變自己受圍攻的局面，出資助侯方域梳籠李香君。然而，由於“卻奩”遭阮大鋮迫害，侯方域不得不避難出逃。後來清軍攻入江南，侯、李不得不雙雙逃難，最後於白雲庵重逢。當他們只顧訴情時，卻被道士張瑤星一聲斷喝：“呵呸！兩個痴蟲，你看國在哪裡，家在哪裡，君在哪裡，父在哪裡，偏這點風花情恨割他不斷么？”破家亡的沉痛的民族意識使他們猛醒，於是入山“學道”。
比較兩部戲可知，《長生殿》可歸結為是“愛情結果了愛情，最後又成就了愛情（由於李隆基的真情感動了上天，李、楊最後在天國‘重圓’，並且生生世世永為夫妻）”；而《桃花扇》則是“政治成就了一段愛情，又了結了這一段愛情”。
《長生殿》固然以“重圓”結局，但李、楊也只能是在天國“重圓”，而且說李、楊“本系孔升真人、蓬萊仙子。偶因小譴，暫住人間。今謫限已滿，準天孫所奏，鑒爾情深，命居忉利天宮，永為夫婦”。天國究竟本來虛無，“恩與愛總成空”，作者洪升如此結尾，寄寓的是一種深層的悲劇意識。
《桃花扇》，以另一種完全不同於《長生殿》方式的結局，其中所蘊涵的悲劇意識同樣是深沉的。侯、李棄卻情緣，入山學道，結果又如何呢？“新曆數，順治朝”，明朝仍不可避免地覆亡，清軍照樣入主了中原，可見他們學道是於事無補的，而且“那些文士名人，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已出山了”。侯、李犧牲愛情換不來他們所期待的結果。
政治與愛情的糾葛不只僅僅是這兩部戲主題，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裡，它更多的是作者對一個時代的思考，是對當時那個社會所潛藏的深層悲劇的思索。 “政治”不只是具體的國家政事，它已經上升為是“人”對家、對國的一種責任感，而“愛情”絕不僅僅只是男女之間的有史以來，它是作為“人”的一切情感。
長生殿
《長生殿》取材於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戀愛故事。從帝妃之間產生了一點真情的那一刻，楊玉環為衛護自己與李隆基穩定的關係，她妒忌、偵審、吵鬧、百般邀寵；而作為天子的唐明皇則是“弛了朝綱，占了情場”。朝綱廢弛，又引起了野心家安祿山的叛亂和軍民的怨恨。在軍士譁變的逼迫下，唐明皇在馬嵬坡賜死楊玉環。然而，馬嵬之變不是戲劇的結束。此後，洪升把情感的實現寄託到理想的天國。男女主人公飛升仙境，在情悔與夢幻中，愛情最終得到升華與淨化。《長生殿》不是簡單的愛情劇，它是在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下訴說眾人皆知的李楊愛情故事。帝妃間“真心到底”的海誓山盟與天上人間的不盡思念，是洪升對至情理想的謳歌與悲劇性呼號；與此同時，在劇中展示的社會動亂、民生疾苦的長幅畫卷里，又分明寄寓著洪升的民族興亡感和對帝王“溺情誤國”的政治批判。所以， 《長生殿》對李楊形象的塑造，讚揚針砭兼而有之。洪升筆下的情，包容著善與否兩個對立的方面，這是他和他的作品難以克服的矛盾。
桃花扇
《桃花扇》底系興亡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記錄著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運，又用它勾連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動。戲從贈扇定情開始，侯李的愛情與當時復社反對鬮黨餘孽阮大鋮的鬥爭糾纏在一起。楊龍友的幫襯和阮大鋮的妝奩促成了他們的結合。新娘比丈夫更看重名節，饋贈被退回，侯方域立即遭到忌恨。阮大鋮誣告他勾結左良玉，侯只得逃奔史可法，於是夫妻二人分離。由此，侯、李各自不同的遭際，折射出南明政治的各個方面。侯方域這條線，關聯到史可法、左良玉等軍國重臣和迎立福王、史可法被排擠等重大事件。李香君這條線，則描寫了弘光群醜的偷安宴遊之景。後來，侯方域被捕入獄，李香君被迫做了宮中歌妓。直到清兵席捲江南，南明小朝廷覆滅。當這對夫妻不期而遇，已是國破家亡。一個道士撕破了這柄扇子，他們一起出家，也結束了愛情。
一把纖巧的扇子，在孔尚任手中不僅串絡著紛亂的歷史人物與事件，並雄辯地展示出它們的破滅的必然性。在民族淪落、社稷傾圮的時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給予身為妓女的李香君，把一個孱弱的靈魂賦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而將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會地位卑微的民間藝人身上。孔尚任藉助他們的口，抒發了對末世既臨的無可奈何、無可挽回的嘆息。
西廂記
《西廂記》實現有情人的愛之夢
王實甫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跡，均不可考。但他為我們留下一部不朽的傑作《西廂記》。《西廂記》的故事出自唐代元稹（779－831）的小說《鶯鶯傳》。小說敘述書生張生遊學蒲州，與寄居普救寺的崔相國之女鶯鶯相戀，後入京赴試，將她遺棄。王實甫改寫了這個始亂終棄的悲劇，讓張生與鶯鶯相互愛慕，為爭取愛情自由，在婢女紅娘的熱情幫助下，共同向崔老夫人進行鬥爭，最後相偕出走。劇中對青年男女幽會、私奔行為的大膽描繪，以及劇終時願“天下有情人終成了眷屬”的祝福，都明確宣告了自主婚姻的合法性，儘管它仍屬於才子佳人式的一見鍾情。在封建正統觀念看來，一見鍾情的本身，也是十足的叛逆。頗具說服力的團圓結局，成為中國戲曲的常用模式。它體現了中國人熱愛生活，追求理想的精神氣質，對民族的文化心理構成，有著重要意義。
戲劇性與抒情性的完美結合，使《西廂記》成為一部文學價值很高的作品，被視是古代劇的一個範本。在詩情畫意的氛圍中，矛盾起伏跌宕。張生的熱烈執著、鶯鶯的含蓄蘊藉，紅娘的鋒利俏皮，都寫得活靈活現。尤其是作者懷著民主思想刻劃的紅娘，以自已的聰明機智、潑辣爽朗，不但為鶯鶯張生穿針引線，傳書遞簡，而且在私情敗露的緊要關頭，不畏家法挺身而出，維護著他們的愛情。所以紅娘這個晶瑩亮麗的形象，在後世成了熱心撮合男女戀愛婚姻者的共名。
牡丹亭
《牡丹亭》是湯顯祖的代表作。劇情是這樣的：福建南安太守杜寶的女兒杜麗娘到花園遊玩，夢中與書生柳夢梅幽會。夢醒後她為相思所苦，傷情而死。三年後，柳夢梅去臨安應試，經過杜麗娘的墓地，拾得她的自畫像，和杜麗娘的鬼魂相會，並掘墓開棺，使杜麗娘起死回生，二人結為夫婦。但杜寶不承認他們的結合，直至柳夢梅中了狀元，由皇帝作主，事情才獲得圓滿解決。
女主人公杜麗娘不甘心做循規蹈距的閨閣典範，而大膽披露自己的內心欲望，“一生兒愛好是天然”，要求過“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酸酸楚楚無人怨”的自由生活。滿園春色，更催醒了愛情。現實中被壓抑的情感，終於在睡夢中突破了牢籠，到廣闊的天地去尋找本該屬於自己的那一份情感和生活。這種勇敢而自主地追求人性自由的女性，是此前戲劇乃至文學的婦女形象中從未出現過的。
這個戲劇的故事出乎生活常理，帶有幻想性質。但就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和人物的精神而言，極其真實可信。杜麗娘的形象所蘊含的巨大的藝術力量，強烈地叩動著古代青年男女的心靈。一個婁江女子因讀《牡丹亭》竟斷腸而死；著名女伶商小伶為此劇傷心而亡；以致曹雪芹《紅樓夢》中也有林黛玉聽了《牡丹亭》曲文，心動神搖，如醉如痴的描寫。以人的感情為出發，提出情理衝突的命題——湯顯祖用《牡丹亭》呼喚著一個人性解放的新時代。
附錄
《竇娥冤》，元代雜劇，關漢卿撰，也是元雜劇四大悲劇之一。它通過竇娥含冤而死的故事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劇中的窮秀才竇天章因借了蔡婆婆二十兩銀子，無力償還，被迫把女兒賣做童養媳，反映了殘酷的高利貸剝削。賽盧醫在光天化日之下陰謀害命，張驢兒父子蠻橫地強行霸占婦女，反映了強梁橫行的動亂的社會現實。楚州太守貪贓枉法，草菅人命，使無辜的竇娥死於屠刀之下，則反映了官府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敗。當然，作品最重要的成就還是通過竇娥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善良品質、反抗精神和有冤必伸的願望。竇娥是一個身兼孤女、童養媳，寡婦、死囚的人物。她三歲喪母，七歲被賣作童養媳，十七歲結婚，不到二年又夫死守寡。這個孤苦無依的女子，不但遭受著地痞無賴的欺侮而且最終被官府無端殺害。她的一生正是勞動人民悲慘遭遇的真實寫照。竇娥是一個本分善良的普通婦女。丈夫死後，她忍受著精神的痛苦和折磨，用命運觀念自我安慰，安分守己地遵循著當時的道德教條，盡孝守節。但即使如此，她在黑暗的社會中也無法容身。張驢兒父子闖進了她的生活，她不得不起而反抗，堅決地拒絕了張驢兒的無理要求。面對張驢兒的誣陷和見官的威脅，她毫無懼色，並且天真地相信官府是“明如鏡，清如水”的。面對嚴刑拷打，她據理力爭即使“捱千般打拷，萬種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昏死三次，但仍不肯屈服。只是在桃機要拷打她的婆婆時，她才含恨屈招。無情的板子打碎了她對桃杌的幻想，但她還幻想上級官吏會加以復勘，直到最後押赴刑場時，她才對統治階級完全絕望了。但她並不低頭。在第三折著名的[端正好]、 [滾繡球]二曲中，她叱天罵地，對黑暗的社會進行了猛烈抨擊和憤怒的控訴，並把怨恨指向了封建社會的最高主宰，表現了對封建秩序的懷疑。她在臨刑前發下了三樁誓願：血濺白練、六月飛雪、楚州大旱三年。而這三樁誓願都得到了實現。自然界順應正義的呼喚，發生了反常的現象，這表現了竇娥的冤枉，也是對黑暗現實的強烈抗議。為了報仇伸冤，竇娥的鬼魂繼續進行鬥爭。對她那恪守封建禮教並有點兒昏庸的父親，她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並在複審時出堂作證，終於使冤案得以昭雪。冤案的平反，與其說是清官的功勞，還不如說是竇娥鬥爭的結果。竇娥由一個本分善良的婦女到成為一個堅強的鬥士，被寫得合情合理，真實可信。《竇娥冤》，全名為《感天動地竇娥冤》。
《竇娥冤》是關漢卿最傑出的作品。它的對社會的嚴峻批判性，對底層人物深刻的理解與同情，和在十分強烈的戲劇衝突中，所表現出作家的崇高社會理想、美學理想，都使它成為中國戲劇史上、世界戲劇史上最為動人的一出偉大悲劇。 《竇娥冤》全力塑造了一個普通婦女的形象，是把她放在強烈的社會衝突中，在自覺意志和邪惡勢力的反覆較量中，使竇娥性格不斷向前發展，由淺入深地得到最充分地體現。
劇本通過竇娥的悲劇一生，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的無比黑暗，經濟剝削的無比殘酷，導致了社會秩序的混亂，社會道德的淪亡，社會風氣的敗壞。竇娥所處的時代環境，是一切剝削階級社會的縮影，主人翁立身於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她的悲劇不是偶然的，是產生在必然的交叉點上。一個社會的悲劇。
竇娥本來是一個恪守封建教條，循規蹈矩，甘守孤貧，與世無爭的弱女子，最後變成了敢於拋頭露面，敢於質對公堂，敢於指控天地的強者和復仇的女神，她性格發展的巨大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非是尋常悲劇形象可比。關漢卿塑造竇娥形象，並沒簡單化、理想化。竇娥的封建節操觀念十分強烈，這和她的出身教養有著深刻的聯繫。
守節盡孝，作為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竇娥只能奉為當然如此的金科玉律，絕無半點懷疑，更不敢寸步相失。這種道德觀念，是她精神支柱之一，是她消極地對待命運和積極反抗邪惡的重要原因之一。情節的向前發展，人物性格最終的完成，衝決了封建道德的羅網。《竇娥冤》由於是對整個封建社會發出了懷疑，也決不會存在最終使人崇敬封建綱常，進而自縛於封建羅網之中的後果。
而《竇娥冤》則以訴訟戡獄為主導線索，但不以清官為主要人物；不把他們的平反過程作為描寫重點，而是把冤獄受害者作為作品的中心；把她的受冤與抗爭作為表現的重點。即使是最後的平反，並不是那位「清官」的廉明，並不是由於他主動地關心倒懸的百姓。而是在受冤者的積極參與下完成的。這樣的藝術構思，這樣處理人物關係，加大了作品的思想容量，達到了一般公案戲難以達到的思想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