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中國上海發動的反共清黨 、屠殺革命者和工人民眾的反革命政變。
這年春,北伐戰爭向長江下游勝利發展,工農運動蓬勃高漲,動搖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使國內外反動勢力大為恐慌,他們竭力從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物色新的代理人。這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派,迫不及待地投靠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陰謀篡奪革命領導權,在贛州、南昌、九江、安慶等地不斷製造反共暴行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 ,蔣介石於3月26日趕到上海,和帝國主義者、大資產階級代表密謀策劃反革命政變,帝國主義答應以駐滬侵略軍相配合;大資產階級樂於“認捐五百萬元”資助,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組織反動社團中華共進會,糾集流氓、打手,以供驅策。4月2日 ,僅有8人出席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過吳稚暉提出的查辦共產黨案,隨即蔣介石夥同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張靜江、陳果夫等在滬舉行一系列清黨“分共”的秘密會議。8日 ,以白崇禧為司令的上海戒嚴司令部成立 。11日,蔣介石密令東南各省一致清黨。當晚,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被杜月笙以宴請為名騙出謀害。
事件背景
1926年11月,蔣介石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在江西南昌後,便加緊和帝國主義、舊軍閥官僚勾結,公開反共,鎮壓革命。
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總部第14次紀念周的演講中聲稱:“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僅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產黨是革命勢力之一部分,所以共產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
3月6日,蔣介石指使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
3月17日,蔣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搗毀並派兵強占左派領導的國民黨市黨部和市總工會。3月23日,蔣介石又指派楊虎等收買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慶搗毀左派領導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安慶市黨部,以及安徽省總工會和農民協會籌備處。自帝國主義在漢口、九江、南京不斷用武力干涉中國革命的同時,越來越重視採用分化革命統一戰線,對蔣介石的反共態度極為關注。
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即公開表示保證與租界當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與秩序,進一步投入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懷抱。他通過報界宣布:“決不用武力改變租界的現狀,租界問題將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並派員到英、美、日、法、意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國主義者清楚地看出,蔣介石是“唯一有武力進攻激烈分子,維持這裡(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許他帶著衛兵自由出入租界,並答應以駐紮在上海的侵華軍隊幫助其鎮壓革命。他們鼓動蔣介石“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蔣介石定下“整頓國民政府內部”的決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裝,然後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取代武漢派,奪取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同時,蔣介石向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勞資問題上,“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大資產階級答應在財政上給他以全力支持,並立即為蔣提供300萬元資助。上海青紅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組織了秘密的中華共進會和公開的上海工界聯合會,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打手。蔣介石為他們提供經費、武器,並派王柏齡、楊虎、陳群等軍官將他們編成隊伍。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加緊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首先將沒有完全受他控制的軍隊陸續調開或解決,而調集其嫡系部隊及新近投靠過來的軍閥部隊接防滬寧地區。從3月底開始,蔣介石連日召集秘密會議,策劃“清黨”反共。
3月28日,吳稚暉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會上誣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提出對共產黨“應行糾察”。隨後,吳稚暉致函國民黨中央監委,聲稱共產黨“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4月2日,蔣介石邀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李宗仁、古應芬、黃紹?、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等開會,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分子文》,要求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汪精衛於4月1日從國外回到上海。
4月3日,蔣介石發表支持汪復職的通電,並與汪秘密會談。蔣介石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汪精衛因擔心這樣做會使權力全部由蔣獨攬,主張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共產黨問題。
4月5日,蔣介石發布總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部的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容許存在”。
4月8日,蔣介石指使吳稚暉、白崇禧、陳果夫等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規定該會將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後成立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
4月9日,蔣介石發布《戰時戒嚴條例》,嚴禁集會、罷工、遊行,並成立了淞滬戒嚴司令部,以白崇禧、周鳳岐為正、副司令。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騙手段麻痹民眾。他剛到上海,對上海總工會交際部主任趙子敬說:“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繳械,余可擔保不繳一槍一械。”4月6日,他派軍樂隊將一面寫著“共同奮鬥”4個大字的錦旗贈送給上海總工會糾察隊,以表示對上海工人的“敬意”。蔣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緒後,於4月9日離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監督執行其反革命政變的陰謀計畫。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於蔣介石的某些陰謀活動是有警惕的,也採取過堅定的態度。但是,在蔣介石到上海後,共產黨的政策很快發生變化。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表現了嚴重的右傾麻痹。
3月28日,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宣讀了陳獨秀關於“要緩和反蔣”的信。之後,上海的反蔣鬥爭開始放鬆。
4月5日,《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發表後,一部分共產黨員十分憤慨,但許多人卻誤以為局勢已經和緩下來。原來在武漢整裝待發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軍不再東下,第六軍、第二軍的絕大部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離開南京開往江北,使蔣介石得以控制南京。4月11日,蔣介石發出“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密令,上海的形勢驟變。
事件經過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做好準備的青紅幫流氓打手,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冒充工人,從租界內分頭衝出,向閘北、南市、滬西、吳淞、浦東等14處工人糾察隊襲擊。工人糾察隊奮起抵抗。雙方正在激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介石收編的孫傳芳舊部)開來,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1700多支槍被繳,300多名糾察隊員被打死打傷。事件發生後,上海工人和各界民眾舉行總罷工和示威遊行,抗議反動派的血腥暴行。
各界反應
罷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工人舉行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20萬人。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有10萬人參加的民眾大會。
要求
大會通過決議,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裝;二、嚴辦破壞工會的長官;三、撫恤死難烈士的家屬;四、向租界帝國主義者提極嚴重的抗議;五、通電中央政府及全國全世界起而援助;六、軍事當局負責保護上海總工會。
相關事件
遊行被鎮壓
會後,民眾冒雨遊行,赴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遊行隊伍長達1公里,行至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埋伏在里弄內的第二師士兵突然奔出,向民眾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知其數。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
反革命屠殺
當天下午,反動軍隊占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從容就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區遭到重大失敗。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在北京,還存在奉系軍閥張作霖政權。全國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面。
反蔣
4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民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制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民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收尾
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蔣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並將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軍及總預備隊劃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指揮。這些決定得到武漢各界的一致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