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玻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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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唐代玻璃器繼承了隋代的傳統，有高鉛玻璃和鹼玻璃兩種類型。宋代玻璃器數量、品種增多，但質量並沒有超過隋唐產品，以高鉛玻璃和鉀玻璃為主。西方玻璃器仍然受到上層社會的歡迎，尤其在晚唐和宋遼時期，精美的伊斯蘭玻璃器皿曾大量輸入中國。唐代玻璃器 玻璃舍利瓶是唐代玻璃的代表作。甘肅涇川舍利塔基下出土的玻璃舍利瓶，高 3厘米，無色透明,長頸,球形腹,底微上凹,瓶內裝舍利子，位於一套舍利容器的最內層，外有金棺、銀函、銅函和石函。陝西臨潼慶山寺舍利塔下精室出土了兩件玻璃舍利瓶，放在金棺、銀槨、石寶帳內銅質蓮花座上,綠色透明,細頸鼓腹，壁薄如紙，瓶內盛放舍利。陝西西安東部的一座舍利塔基下也出土了類似的玻璃舍利瓶，置於鎏金銅棺中。這種玻璃舍利瓶盛放舍利的制度曾影響到邊疆地區。黑龍江省寧安縣出土的玻璃舍利瓶放在二層石函、鐵函、方形銀盒、蛋形銀盒內。佛寺塔基下除了玻璃舍利瓶外，還出土有其他玻璃器。臨潼慶山寺舍利塔精室中出土的6件玻璃空心球，球徑2～3．5厘米，綠色透明或褐色透明。玻璃球位於寶帳前的三彩盤中，可能是作為供佛果品用的。1987年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地宮出土的20餘件精美玻璃容器，其中1件玻璃茶碗和1件玻璃茶托子屬於同一套茶具,與唐代流行的白瓷茶具形制上完全一致,應是中國製造的玻璃精品。唐代墓葬也零星出土了一些玻璃珠飾、小型玻璃佛像和玻璃容器。湖北鄖縣唐李泰墓出土有 2件黃色矮頸瓶、1件綠玻璃瓶和 1 件綠玻璃杯，這 4件容器的器型較大，都是典型的中國器型，但玻璃的成分卻不相同。黃色矮頸瓶含氧化鉛高達64％，是高鉛玻璃；而綠色玻璃是鈉鈣玻璃，含較多的鉀和鎂。
唐代進口玻璃器已發現有陝西臨潼慶山寺舍利塔下精室出土的 1件玻璃瓶，頸部纏貼一道陽弦紋，腹部兩條折紋互錯，形成菱紋，可能是西亞的產品。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1件玻璃杯(無色透明,稍泛黃綠色,口沿下有一陽弦紋，腹部有8組縱三環紋)和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出土的20多件玻璃器,多數具有鮮明的中亞、西亞色彩，可能為中亞和西亞的製品。
宋代玻璃器 葫蘆瓶是宋代最常見的玻璃器。河北定縣靜志寺塔基出土的19件玻璃器皿，其中11件是國產玻璃，包括 8件葫蘆形瓶、2件長頸瓶和1件綠色侈口碗。河北定縣淨眾院塔基出土的33個玻璃瓶，除了 1個四聯瓶、1個細頸瓶外，全部是葫蘆瓶，還出土了1件淡綠色花式口沿玻璃碗和一串玻璃葡萄。河南密縣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玻璃數量較多，其中能看出器形的約50餘件，有葫蘆瓶、細頸瓶、蛋形器、壺形三足鼎、鳥形物等。此外，甘肅靈台舍利石棺、江蘇連雲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各出土了 3件葫蘆形玻璃瓶，江蘇鎮江甘露寺塔和浙江瑞安慧光塔各出土了 1件薄壁小瓶。從已測試的宋代玻璃樣品來看，都是屬於高鉛玻璃系統和鉀鉛玻璃系統。
唐宋玻璃器遼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典型的伊斯蘭玻璃，如遼寧朝陽姑營子遼耿延毅墓出土的 1件玻璃把杯，高10.2厘米，深綠色，透明，具有伊斯蘭器物的特徵；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青龍山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的 7件玻璃容器和 2顆玻璃珠，其容器中的棕色帶把杯、白色大盤、刻花水瓶、帶把水瓶具有明顯的中亞特徵。
目前中國還沒有發現早於宋代的玻璃作坊遺址。新疆自治區博物館在若羌縣瓦石峽遺址曾發現了大量玻璃殘片，經拼對後可以看出是長頸凹底瓶和紐形器。該遺址雖未發現原料和熔化玻璃的坩堝，但從大量的吹制玻璃的廢料和玻璃器種類單一來看，顯然當地存在著一個製造玻璃器皿的作坊。瓦石峽遺址出土的玻璃殘片經化驗，屬於鈉鈣玻璃，鉀和鎂的含量比較高，該遺址的年代屬於宋元時期，但出土玻璃殘片的房址中未發現元代器物，調查者認為玻璃器的年代應屬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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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玻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