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德國作家、哲學家]](/img/5/cb4/nBnauM3XzADM2AzMyEzNygz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xczLxU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哈貝馬斯[德國作家、哲學家]")
人物簡介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及德國馬普協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1994年榮休。他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
由於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人物經歷
1929年6月18日生於杜塞道夫。童年因齶裂接受手術。他在自傳演講中說：“1945年之後,，大門被打開了，我們知道了表現主義藝術、卡夫卡、托馬斯·曼、赫爾曼·黑塞，知道了用英語寫作的世界文學、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和法國左翼天主教義，知道了弗洛伊德和馬克思，還有約翰·杜威（John Dewey），他的學生對德國的再教育影響深遠。同時期的電影也傳遞給我們許多振奮人心的信息。現代主義的解放精神和革命精神通過孟德里安（Mondrian）的建構主義繪畫、包浩斯（Bauhaus）建築學派的幾何風格和絲毫也不妥協的工業造型得到了充分的視覺展現。”
哈貝馬斯成長於納粹德國時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變得激進起來。他當過阿多諾的助手，並且三進兩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中心”。早年即以批判理論揚名德國哲學界，在理論上他繼承了德國理性主義的偉大傳統，認識到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學說對於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極端重要性，並且對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也曾深入吸收。1961年完成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獲大學教授資格，任教於海德堡大學。1964～1971年在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並協助阿多諾指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1972年，他轉入西德施塔恩貝格的麥克斯·普朗克協會，任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生存條件研究所兩位所長之一。後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教授。1994年榮休。
貢獻
尤爾根·哈貝馬斯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歷史探討（尤·哈貝馬斯：《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1962年德文版），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尤·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理論與實踐》（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會》（1968），1970年英文版），對行動理論的發展（《交往的理論》，1981年德文版），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機》），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
論點
社會學基本理論觀點
哈貝馬斯認為西方理性化進程主要表現為技術理性的發展和在各個生活領域的全面滲透，然而技術理性本身無法解決生活世界的價值觀問題，因此哈貝馬斯提出了溝通理性的概念，試圖通過溝通行為的理性化進程解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諸多危機。其理論因而被稱為“溝通行動理論”。
觀點
哈貝馬斯認為知識的產生根源於人類的三種旨趣（利益），相應也有三類知識，否認歷史一解釋知識、經驗一分析知識和技術控制旨趣的統治地位，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為了克服動機危機和信任危機，批判理論必須重視互動過程和溝通過程，只有通過溝通行動才有可能把人類從被統治中解放出來。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說、技術統治論和溝通行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者稱，“哈貝馬斯與霍克海默之間圍繞著對‘經驗與規範’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開的衝突，只是社會研究所內部諸多矛盾中的一個，僅僅是由於他們二人分別作為法蘭克福學派兩代人的代表才顯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們之間的代際衝突之外，法蘭克福學派內部同輩人之間也是摩擦不斷，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與弗洛姆之間圍繞著精神分析理論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直至最終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諾曼（Franz Neumann）等人關於‘權威國家’的法哲學理論，在霍克海默為社會研究所擬訂的總體研究計畫中一直被排擠在邊緣地位（據說被排擠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興趣有所牴牾），默默無聞，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馬爾庫塞的激進主義哲學則完全背離了法蘭克福學派原初的‘理論與實踐的同一性’的理論前提等。”
著作
哈貝馬斯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流派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豐富，迄今有數十部著作問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理論和實踐》、《知識和人類旨趣》、《技術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社會科學的邏輯》、《合法性危機》、《文化與批判》、《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溝通與社會進化》、《溝通行動理論》、《真理與論證》、《包容他者》、《事實與價值》、《認識與興趣》、《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交往行為理論》、《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後形上學思想》等。
階段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題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歷史分析以及認識論的歷史重建。哈貝馬斯通過對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批判，提出了一種批判科學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貝馬斯從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的建立。
3、後交往期（1982-1989）
這期間，哈貝馬斯主要致力於對現代性範疇的歷史清理和形上學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後現代主義和闡述一種建立在語言學轉向基礎上的“後形上學思想”，從縱向（思想史）和橫向（形上學批判）的角度，對交往行為理論進行元論證。
4、反思期（1990-2000）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哈貝馬斯開始有意識地把交往行為理論向政治哲學和法哲學領域推進，通過對自由主義政治要領以及社群主義政治要領的批判，主張建立一種新型的話語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式主義來重建民主制度。
思想
哈貝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 首先是論戰性。哈貝馬斯進入學術領域後，便不斷向各種不同的思想路線提出挑戰，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論爭。值得重視的有：與波普爾、伽達默爾等的方法論之爭；與福科的現代性之爭；與亨利希的形上學之爭；與諾爾特等的歷史學之爭；與魯曼的社會理論之爭、與羅爾斯的規範民主之爭、與斯洛特迪傑克的基因技術之爭等。
2. 其次是綜合性。哈貝馬斯是一位傑出的綜合大師，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線、理論範疇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對於馬克思主義與精神路線、理論範疇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對於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的綜合、對於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傳統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傳統的綜合、對於哲學先驗主義與哲學經驗主義的綜合等。
3. 再者是體系性。哈貝馬斯十分重視自身理論體系的構建，長期以來，他逐步從方法論、認識論、語言哲學、社會學、美學、政治學、法學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試圖從規範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加以系統重建。
4. 最後還有實踐性。哈貝馬斯雖然是一位學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實踐性。從1968年積極投身“學生運動”開始，哈貝馬斯在德國的政治實踐領域一直都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比如，在1998年德國大選中，哈貝馬斯在關鍵時刻曾為社會民主黨大造輿信紙，提供理論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哈貝馬斯曾率領自己的弟子，與以時任黑森州環境部長的菲舍爾（現任德國外長）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組成政治俱樂部，定期舉行政治沙龍，從政治哲學的高度討論重大內政與外交問題，為菲舍爾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學理基礎，比如菲舍爾關於歐盟改革的一攬子建議與哈貝馬斯的話語政治模式之間就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繫。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哈貝馬斯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在我國學術界有著不小的影響。迄今，我國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哈貝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貝馬斯文集》（六卷本）、三聯書店的《交往行為理論》以及《事實與價值》、譯林出版社的《後形上學思想》、學林出版社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和《認識與興趣》等。
不容否認，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作為一種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確存在著普遍主義、折中主義以及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這些都值得我們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貝馬斯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嘗試，特別是他把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說與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的嘗試，值得我們予以認真關注，比如，他對於晚期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的透徹分析、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對於民族國家範疇的歷史梳理，以及對於全球化語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資格的確認等的嚴肅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啟發意義的。
評價
儘管他所從事的業務跟法蘭克福學派是重複的，但他的思想卻在一種跟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所採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發展起來。例如，阿多爾諾認為認識和價值是沒有最終的基礎的，而哈貝馬斯則堅持認為基礎的問題（也就是為批判理論提供可靠的、標準的根據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並且還很關心批判理論的哲學支柱的發展。這就牽涉到重新建設古典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的若干中心命題，真理與道義的不可分割性，事實與價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框架結構，它能夠兼收並蓄社會科學研究中許許多多顯然是互相匹敵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識形態批判，行動理論，社會制度分析以及進化理論等等。
對於哈貝馬斯來說，重新制訂批判理論的必要性是由於20世紀歷史的發展進程所決定的。俄國革命蛻化為史達林主義，民眾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敗，無產階級民眾沒有革命的階級覺悟，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常性的瓦解——不是變成決定論的、客觀主義的科學就是淪為一種悲觀主義的文化批判，這一切，都被哈貝馬斯看作是現時代的重要特徵。此外，他還斷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發生許多根本的變化。國家干預在加強，市場得到維護並復原，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有組織，工具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僅僅是指採取適當的手段來達到預定的目的）和官僚機構威脅著“公共領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開進行討論這一領域），以及新型的危機傾向正威脅著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為了對付這些問題，哈貝馬斯發展了一種理論方針，一種可以跟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形形色色的學科進行聯繫的方針。截至目前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歷史探討，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對行動理論的發展，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
交往行為理論
1981年哈貝馬斯提出了交往行為理論，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規範基礎”，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轉型問題。
法蘭克福學派的弱點
哈貝馬斯認為，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主要有三大弱點：第一，它未能認真對待現代哲學和社會科學成果，並拒絕用它來豐富自己的理論，沉醉於工具理性批判之中，拘泥於文化與意識形態批判，而沒有對這個複雜的現實社會進行經驗分析。因而，這種批判對社會經驗研究的貢獻微乎其微。第二，它未能揚棄黑格爾的理性概念，仍然把理性看作是一種先驗的力量，不能把握理性的真正意義。第三，它未能認真對待資本主義民主，因而不能客觀評價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採取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他認為，公共領域結構轉型的直接結果就是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資本主義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
資本主義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人們的交往關係呈現出病態的狀況，如交往的物質利益泛化、溝通和理解產生障礙等等。
二是交往的風險性增強。誠如貝克所言，現代社會已經處於“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無中肯地指出，現代性或者說現代社會導致了風險性的增加，“如核戰爭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以及風險環境的擴張”等。
三是交往的空間範圍不斷縮小，生產、科學以及政治等主題化、分化的專業領域正逐漸形成以功利主義為價值取向和價值導向的專門化世界，進而吞噬著人們的交往行為賴以生存的基礎——生活世界。
哈貝馬斯認為，整個人類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觀世界、客觀世界以及社會世界三種類型，它們分別成為認識的三種興趣各自關注的對象。其中，社會世界又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兩種：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組織化以及科層制化的世界，即現代國家機關和社會市場體系；而生活世界則是指能夠開展言語溝通、追求話語共識的“尚未主題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進行話語共識的公共領域以及維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領域。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間出現的矛盾，會使資本主義社會全面異化，因此，只有規範和重構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向前發展。所以，留給哈貝馬斯的任務只有一個，那就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構建一個理想的交往行為模式，建立他的交往行為理論。
交往行動的類型
在《交往行為理論》中，他將人的行為分為四種類型。
一是目的性行為。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是藉助於工具理性從事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然而，受客觀條件的制約，這種行動不但不能發揮人的主體性，反而成為壓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備合理性。
二是規範性行為。這是以行為者共同的價值取向為目標的行為，主要是體現在人們的主觀世界和社會世界中的價值認同和規範遵守。
三是戲劇性行為。與培根的劇場假相相類似，他認為社會是一個舞台，每一個個體都要在觀眾或對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誦著早已準備好的“台詞”讓觀眾去領會他的“潛台詞”，因此這也不是一種合理性的行為。但是社會卻需要這種行為，因為它是人的社會交往的一種方式。前面的三種行為或者壓制人的主體性，或者使人變為一種社會化符號而異化為某種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為，於是他提出了交往行為。
四是交往行動。交往行為使用語言或非語言符號作為理解他們各自行動的工具，以便使他們能夠在如何有效地協調自身的行為上達成一致。它是主觀世界、客觀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綜合與揚棄，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為。
交往行為的功能
哈貝馬斯認為，他的交往行為概念有四個功能：一是理解的功能，有助於把握知識；二是合作的功能，使社會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以實現社會的目標；三是社會化功能，即能夠使個體認同社會規範和價值取向，從而有助於形成某種價值導向；四是社會轉型功能，因為前三種功能的總目的就是要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重現資本主義國家的應有功能，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轉型、結構變遷和社會進化。也正因為如此，哈貝馬斯始終堅持認為現代仍然是一項“未竟事業”。
交往行為理論評價
從總體上看，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試圖解決以下幾個難題。
第一，它為認識和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實踐提供新的視角。“二戰”以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新的變化，中產階級普遍增多，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有所好轉，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不再是馬克思、列寧所描述的那個到處充滿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社會。那么，如何把脈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特徵就成了學者們共同關注的話題。哈貝馬斯以自己獨特的視角，既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本質，又把這種異化的社會現象當做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變遷的必經之路。也就是說，他把這種異化的社會現實當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
第二，它為整合社會學傳統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思維方式提出自己獨特的解釋原則。自近代笛卡兒以降，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一直受到經驗論和唯理論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影響，社會學作為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一門學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社會學要尋求“社會事實”的客觀性，然而，一切的“社會事實”又是主體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價值性。這樣，如何統一主客觀問題，實現主觀和客觀、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就成了社會學家普遍關注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哈貝馬斯以“興趣”作為邏輯起點，以那種“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題化”的“生活世界”作為解決主客二元對立的歸宿，應該說有自己獨到的價值。
第三，它為解決西方社會結構轉型問題，避免人的異化，實現人的解放開出自己的一劑“藥方”。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全面異化現象以及出現的新情況，西方一大批社會思想家們展開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從“結構二重性”出發，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貝爾堅持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變遷和結構轉型，他樂觀地稱之為“後工業社會”；利奧塔、羅蒂等人則認為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後現代社會”。而哈貝馬斯認為，要避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公共領域結構轉型中出現的異化現象，只有發揮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實現社會的進化。
當然，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方法論的局限。他試圖整合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論思維方式，可是從根本上講，任何一個拋棄或繞開馬克思的實踐觀的做法都是不現實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論，或者以一個新的二元論來取代原來的二元論。
二是視角基礎的局限。他以興趣作為其認識的基礎，然而人的興趣從何而來?如果對哈貝馬斯的“興趣”作一個本體論式的追問就不難發現，無論他論證得多么“完善”，他所謂的“興趣”其實仍然不過是笛卡兒式的“天賦觀念”而已。
三是理論落腳點的局限。與其說他對“資本主義的未來”充滿“興趣”，提出“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通過“交往行為理論”以實現“社會進化”，不如說他對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興趣”。但是，他所謂的“生活世界”其實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烏托邦”。
普遍主義思想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使冷戰的國際態勢成為歷史， 一場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變革也隨之而來。這其中包括經濟過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場經濟的迅速擴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國的自由民主觀念為主導的價值觀在全球的擴展。美國一直是這場全球化浪潮背後的一個主導力量。然而，市場和民主的推進並非一帆風順，它們雖然順利地進入了蘇聯、東歐等國家的肌體，但在其他一些地區卻遇到了阻礙，於是，美國的決策者轉向了武裝干涉。針對美國的全球主義外交政策，一些國際政治思想應運而生，其中包括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的普遍主義思想。 哈貝馬斯通過評述美國發動的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展現了他的普遍主義國際政治思想。哈貝馬斯對這兩次看起來相似的戰爭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從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張的普遍主義的內涵。 1999年3月24日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後，世界輿論譁然。哈貝馬斯在德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上發表了《獸性與人性：一場法律與道德邊界上的戰爭》一文，明確表示自己支持這場戰爭。文中的基本觀點是：在二十世紀末，國際社會應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權，這是任何國家統治合法性的底線。現代國際社會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應不受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的約束，以阻止大規模人道悲劇的發生。哈貝馬斯認為，科索沃戰爭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雖然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但“它的干預是作為對一個被迫害的少數種族（以及少數宗教群體）的緊急救援而進行的”。也就是說，戰爭手段雖不可取，但在事態緊急且無其他更佳選擇的情況下，它作為迫不得已的辦法可視為正當。他指出，在空襲前幾個月，科索沃大約有三十萬人受到了殘酷的殺戮、恐怖和驅趕。種種跡象表明，在南聯盟進行的是對種族的清洗，而美國和歐盟中富有政治責任的成員國有義務保護阿族人的人權不受侵犯。他認可美國干涉的動機，否認戰爭背後有任何利益的驅動；認為南聯盟嚴重地踐踏人民的人權，國際社會可以越過其國家主權進行直接干預。 其次，他為戰爭提出了第二個合法性理由，即盟軍的“空中打擊”不同於以往的戰爭，“外科手術般精確的”空襲可以有效地保護平民不受傷害。然而，用這些為戰爭辯護顯然不具說服力，因為戰爭必然會造成人民的苦難。此外，他還擔心世界強國會以人權為藉口而肆意侵犯他國內政，因此，他需要從學理上為此次戰爭的正當性進行求證，並闡明他所主張的人權政治前提和條件。
獲獎
2015年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