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出處
和合它們的光彩，也共同吸納它們帶來的塵埃。
“王弼註：“無所特顯，則物無所偏爭也；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恥也。”沒有特別推崇的，物（生命體）的競爭就可以避免偏向；沒有特別輕賤的，物的厭棄就可以避免偏向。從王弼注的這層意思，後世對“和光同塵”的解釋，引申出“與世浮沉，隨波逐流而不立異”（《辭源》）的意思。對“和其光，同其塵”的通常的譯解是，“涵蓄著光耀，混同著詬塵”（任繼愈《老子新解》），“含斂光耀，混同塵世”（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
詞語翻譯
沈善增《還吾老子》：和合它們的光彩，也共同吸納它們帶來的塵埃。
沈善增《孔子原來這么說》附錄《“和其光，同其塵”新解》： “和其光”，就是在發展方面、在創造性方面，要“和”，要在發揚個性，維護多樣性、豐富性的基礎上積極融和；“同其塵”，就是在保持相對穩定方面、在基本原則方面，要“同”，要一律平等、一樣嚴格地遵守規則。
“新解”是在沈善增讀了《禮記·樂記》以後修改的。
詞語解釋
中國傳統文化里真是有無與倫比的寶藏。像《禮記》，五經之一，四書里《大學》、《中庸》兩篇也是出自《禮記》，《禮記》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應該特別的重要。但我讀《禮記》的感覺，卻是塵封已久，窟藏的金子基本上被厚厚的歷史塵埃所湮埋。儒家數一數二的重要經典的狀況尚且如此，遑論其它。但反過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之豐厚，遠遠超出我們的認識和想像。而且，我們的遺產是活的，不像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臘神廟那樣徒使今人驚嘆古人不可思議的創造力；但今天我們科技的整體實力肯定是大大超過了古人，凝結在物質文明里的古人的智慧，最大的作用，是告誡今人，特別是自以為掌握了改造自然的科技手段的現代人不要太妄自尊大。而凝結在中國文字中的古人的思想、哲學、智慧，不僅使中華民族成為現存於世的唯一的幾千年歷史、血脈不斷的古老民族，並且將在未來世界的建設中，起到正確的引領作用，對建設新世界是偉大的福音，因為這些思想、哲學、智慧，是經過幾千年歷史的考驗，有大量的正反經驗教訓可資證明。這樣的寶藏，我們只要發掘出一點點，中國乃至世界就受益無窮。
《樂記》將“樂”歸之於“天”，“禮”歸之於“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純明完備的禮樂，好比代表天地行使職能的官員。為什麼這么說？因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乾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音樂是從人心中生出的，是人心感觸事物，引起情感的變化，發而為聲的。情感的變化是最直觀的，也是很便於交流，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又是不可抑制地不斷地在發生的，所以，將“樂”歸之於天。古人對“天”的定義：一是先天，它是發生的原因，而不是發展的結果；一是天的功能是“生”，是創造，所謂“天生之，地成之”。“樂”是民間自發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被創造出來的，故而歸之於“天”。
相對“樂”來說，“禮”是後天的，是對行為規範的總結，是民間自發的文化活動，如祭祀、婚慶、治喪、交友、宴賓等活動中禮儀習俗的沉澱、升華，故而歸之於“地”。
這樣定性以後，《樂記》推論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契約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作樂以應天”，應“天”就是與“天”象徵的創造性相應，就是讓民眾心情愉快，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因此把“樂”的功用看作如“春作夏長”，“仁也”，“仁”就是愛。
“制禮以配地”，配地就是與“地”象徵的成果相配，就是讓民眾各得其所，按照一定的遊戲規則來合作、競爭，群居生活。因此把“禮”的功用看作如“秋斂冬藏”，“義也”，“義”就是“理”，遊戲規則不是誰的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按照邏輯規則來形成的，可以用邏輯思辨來證實或證偽的；也是“利”，按照這樣的遊戲規則來辦事，是可以共贏獲利的；又是“宜”，按照遊戲規則行事，是最適宜的，也就是內耗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因而，“禮”是文明成果，是對以前行事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提高。
“ 樂”的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和”。“和”的概念就是從音樂中來的。“和”的古字“龢”，由“龠”與“禾”兩部分構成。“禾”是聲符，表音；“龠”是義符，表義。“龠”是上古就有的樂器，據傳在大禹時代就用龠為舞蹈伴奏，有說就是排簫的前身，“龠”字中有三“口”，下部的“冊”字代表橫排，說明此樂器是多管橫排。“龠”演奏時可能多管同時發聲，構成和弦音，這是中國古人對“和”的最初的形象直觀。“和”，就是不同個性融合成內容豐富的整體存在。所以，古人說：“如樂之和，無所不諧。”（《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和諧”一詞就出典於此。從“和諧”的定義可以看到，“和”不是一般的“同”，只要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和”是一種高級的同，一種充滿活力的同。它不是為了維護個體的統一性而要壓抑個性，相反，卻要發揚個性；不是要消滅整體內部的差別，相反，卻要維護整體內部的豐富性。所以要這樣，就是為了使整體富有整體活力，故說：“大樂與天地同和”。
而“禮”的最主要的就是“節”，就是有所約束。孔子說，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故而說“大禮與天地同節”。
“禮”與“樂”都要求“同”，但“樂”是“同和”，“禮”是“同節”，這兩個“同”性質很不相同。但隨著君權的增強，獨裁的加劇，對“同”的理解越來越傾向於“同節”，“同”越來越變成被統治者的桎梏。重視禮教的孔子，又及時提出樂教，而且把“樂”歸之於“天”，“禮”歸之於“地”，“天尊地卑”，含有“樂”高於“禮”的意思，就是為了糾“禮以地制，過制則亂”之偏。而“樂”首先是民心自發，君主聽樂而知民情，“慎所以感之者”，以改進政治措施，這充分體現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因為秦以後君權獨裁已占據主流話語，即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尊已非孔儒，孔子的重樂倡和的精神，就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後人只知有禮教，不知有樂教，或者認為樂教是藝術教育，是禮教的輔助手段，不知道在孔子的儒學裡，樂教要高於禮教。“樂”是創造性的，“禮”是總結成果。沒有“樂”的創造，就沒有“禮”的成果。
關於“和”與“同”應有區別的觀點，中國古人其實多有論述，最著名的還是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但我們對孔子之所以說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是認識不足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無為而治，無知、無欲、不仁、不棄，儘可能地為民眾提供個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的發展空間。為了說明不是刻意拔高孔子，再引一段《國語·鄭語》中的論述。
鄭桓公看到周幽王倒行逆施，很擔心，怕殃及自己，就詢問史伯，周幽王的弊病在哪裡？史伯說周幽王是“去和而取同”，指出“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和”的政策是像陽光普照，能使萬物生長的，而“同”就難以為繼了。什麼是“和”？“以他平他謂之和”，用他的天性、喜好去規範他、使他順利發展。如果“以同裨同”，只使周圍的小圈子裡人得到好處，“盡乃棄矣”，到頭來就必定受到大多數人的唾棄。這話說在老子、孔子提出“和其光，同其塵”“和而不同”的二百多年前，可證明中國古人早對“和”的概念有了深入的研究。
中國人過去經常在處理個性與集體性、發展與穩定、民主與集中等問題上感到困惑，過去搞經濟有“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說法。如果吸收老子、孔子關於在創造性方面要“和”、在基本原則方面要“同”的思想，以“和”為主、以“同”為輔的思想，對正確處理這些關係是大有裨益的。我們還可以由此看到，和諧社會與創新性社會是“同出而異名”，或者說，“和諧”理念為創新性社會提供了觀念的支撐。從這裡還可以看到，如果說我們過去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國學”，或者說“國學”還不是一門成熟的學科，那么，我們今天更要努力建設國學，因為中國的國學，不僅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對整個人類的明天的發展道路，都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當代中國人，中國的專家學者、知識分子，義不容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