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四、五月間，安徽、江蘇、湖北、江西等省份接連發生教案，教堂被毀，教士被殺，一時間長江流域風聲鶴唳，各國駛入長江示威護僑的軍艦多達二十餘艘 。
教案的集中頻發，引起各國駐華公使的注意。在華傳教士更多方搜求緣故，收集到多種民間排斥洋教書籍、文告、歌詞乃至偽造的中國官方公文，並追蹤到大多數反洋教書籍乃是由湖南長沙的三家書鋪所刊刻。此三家書鋪的所有者，則系朝廷四品官員陝西候補道周漢。各國公使以此向清廷施加壓力，並要求湖廣總督張之洞嚴厲查辦。此即牽動晚清朝野士大夫人心甚巨的1892年“周漢反洋教案
1892年時值外國傳教士來湖南傳教者日益增多，周漢頗有儒學岌岌可危之感，遂開始撰寫反教文字，並以各種形式刊布傳播。自1890年到1898年，至少刊布了三十餘種反教著作。這些檔案廣泛流傳，對1890年代長江流域此起彼伏的教案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1890年代的“反教”浪潮在1900年義和團的狂歡中達到巔峰。後世反省這場運動，多樂衷於批判其中“民眾運動的非理性”，甚至將其與文革民眾的狂熱非理性相提並論。誠然，這其中或許有某些可資批判的相似之處，但義和團運動與晚清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則很少被提及；晚清知識分子對義和團運動所應負的責任，也同樣湮沒不彰。
1892年的“周漢反教案”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觀察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推波助瀾釀成教案並最終誘發義和團運動的個案。周漢雖有官銜，但朝中並無靠山。張之洞們屢屢不願意動他，所忌諱的乃是周漢身後強大的“民意”（實際上是“紳意”）——整個湖廣知識分子圈，大多數都是周漢反教言論的支持者。
周漢的反教著作，內容無非是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臟之類的陳詞濫調。但這樣的著作，在1890年代的湖廣乃至整箇中國，卻有著非常廣闊的市場。許多教案表面上看起來，參加者大多數是無知識的平民百姓，但背後真正的策動者，卻恰恰是周漢這些官紳知識分子。他們是鄉土中國“新知識”傳播的主力，他們的反教宣傳與他們在中國鄉村社會的地位和權威結合在一起，最後，催生了義和團的大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