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陶印創始人周又郎
李奇(中國)
對
於陶印大師周又郎來說，有幾件大事算是他晚年的新成就：一是通過發掘東周陶印，創作了40多套現代陶印譜，他的1400餘件陶印譜已被國內外專家學者所收藏，《人民日報》等20多家報刊對此載文高度評介，並譽之為“當今陶印第一人”；二是以獨特的行篆，參加多種書畫大展，他的1000餘幀作品先後被美、日、德、澳、新加坡及港台名士和各地寺廟、碑林、有關辭典收藏或錄入；他為道教發源地鶴鳴山題寫的“道源”碑載入日本《中國道教之現狀》，他並與十世班禪畫師洛松向秋共寫《藏漢同壁》；三是創作出以中國傳統碑刻藝術和西方寫實藝術相結合的現代(石)版畫。
年逾七旬的周又郎，1929年出生於四川峨眉山下的符溪鄉。他從小喜愛篆刻，很小的時候，常一個人到山上溝邊去揀礫石，琢磨篆刻，一直樂此不疲。抗戰期間，張瀾、馮玉祥、于右任、徐悲鴻等人曾在峨眉山的大峨寺居住，而周又郎的舅舅行寬法師是該寺的主持，由於這層關係，小又郎得以常常進出寺廟與多位名家接觸。當時，山上有一位叫行憨的居士精於金石之藝，張、馮都托他將自己撰寫的幾幅抒懷明志的聯句篆刻成印；小又郎曾為馮將軍牽過紙、磨過墨……就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孩提時代的周又郎耳濡目染，深受藝術薰陶，進一步激發了對藝術的愛好和對篆刻的執著追求。以後，周又郎師從郭沫若的恩師、著名古文字學家帥平鈞先生習學篆書；到中年時以陶製印，又得著名金石家曾右石先生指導。從此，他的藝術技巧日臻精湛。
在今天，只要稍通文墨的，都知道“印”是怎么一回事。在實物形態上，“印”即圖章，或者叫印章，古稱“鉩”，後作“璽”。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壟斷了“璽”的稱謂，以後，“璽”則多指帝王之印，而官、私所用圖章就只能稱作“印”了。印的材料，古代多用銅、銀、金、玉、琉璃，後有牙、角、木、水晶等料。元代以後石章盛行。至於說到以“陶”制印，不要說“外行”，就是“業內人士”，也是久違的了。考其原因，陶印作為先秦時期的一門藝術，卻因金石家們後來對材質的不斷苛求而逐漸絕跡。
1990年夏天，中國古琴藝術國際交流會在成都舉行。周又郎先生揀來9塊碎磚頭，打磨打磨，信手執刀刻出形態各異的9條龍，再沾點印泥，蓋在宣紙上，就成了精美的條幅--《九龍陶印》。一位以收藏中國書畫為業的日本友人看了《九龍陶印》後，願以150萬日元購買，周又郎先生卻不賣。他把《九龍陶印》送給中國古琴藝術國際交流會，作為大會紀念品，饋贈各國專家和代表，他要以此告訴世界，中國人就是這樣化腐朽為神奇的。台北師範大學的梁在平先生激動地說：“我已經80歲了，過去只在文獻上看到我國古代有陶印藝術的記載，這次目睹了周先生的傑作，覺得這真是了不起的古典藝術品，堪稱民族文化的瑰寶!”
讓我們還是把話題集中到周又郎先生的陶印藝術上來。同許多傳奇故事一樣，這門“陶印藝術”竟是起始於周又郎先生的“不經意間”。1973年，原四川溫江地區計畫生育委員會請周又郎先生刻制一些宣傳計畫生育的圖章，為節省材料費，他揀了些磚頭瓦塊，磨平之後，雕刻出“只生一個好”、“提高優生質量”等內容的圖章。沒想到，這些篆刻後來竟獲得了地區金石篆刻一等獎。意外的收穫給了周又郎以極大的鼓舞和啟迪，使他揚起了駛向陶印藝術彼岸的風帆。
陶印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門古老藝術，其歷史來源可謂十分久遠。根據古文字學家鑑定，陝西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時期和山東大汶口以及黃河上游“仰韶文化”的各種陶器上面的那些刻劃的符號，應屬於“漢字的原始形態”和“陶文鐫刻藝術的原始形態”。這些六、七千年前的文物，就是“初始的陶印”。古文字學家從而得出結論：鐫陶藝術與中國古文字是同步發展的，它的興盛時期是在東周和秦漢。
說到陶印，我們要將它和“印陶”區別開來。在古代，人們把事先刻好的璽印壓印在捆綁好的竹簡結繩處的泥團上以作為封緘，這叫做封泥印。用璽印在陶器未燒制前蓋壓並經燒制後留下的印樣，以表明生產的地點、時間、器名、工名、物主、廠名、監製官府等等，就叫做“印陶”。印陶藝術隨著陶器工業和商品經濟一道發展，企業主把它作為宣傳和裝飾的藝術配置，它的興盛時期陶器上的印陶藝術的使用越來越多，越來越美。而陶印則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的發達，篆刻材料品種的增多，篆刻家們對材料質地和美觀的追求，以陶為料的刻字藝術，在漢代以後就逐漸淘汰並歸於絕跡--當陶印起源和盛行的東周時期，還沒有金石藝術；當金石藝術盛行以後，陶印卻走向消亡而成了一門人們知之不多的“古老的藝術”。
孫中山遺囑
（全文陶印）
周又郎少年師從帥老夫子習篆的時候，聽帥老講述有關陶印的民間故事，就開始對“陶印不怕水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一方面在殘磚斷瓦上苦練篆刻藝術，一方面迷戀於蒐集歷代的陶文、陶圖。如前面提到的《九龍陶印》，那9個“龍”字就是那九條龍，用不同時代的9種篆體鐫刻而成；而他刻的《七琴陶印》，則取各代“琴”字造型，既是陶印，也是陶圖。還有《八駿陶印》、《中國歷代古陶龍圖印稿》等，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為了讓陶印這一古老的藝術重新煥發青春，使之既具現代感，又不失古樸典雅的韻味，周又郎先生遍尋古今磚瓦，將秦、漢、清代與現代上海、西安、成都、大邑、邛崍等地的陶料加以比較研究，摸索陶印規律和刀法，偶有所得，即揮刀走筆，逐漸創出了一條自己的“刀筆同篆”的藝術之路。他刻制的《劍門天下雄》，形如一座挺拔的高山，中間的幾個篆文錯落有致地構成了層層疊疊的大小山嶺，空白處如雲霧涌動，印的下方有意斷開一線，篆書“雄”字左邊的偏旁拖長一筆，宛如一柄利劍直插山口，造成“一夫擋關，萬夫莫開”的氣勢。《青城天下幽》則將“青城”和“天下”用陰陽兩法處理在“幽”字的兩個葫蘆形“8”字上，一陰一陽，巧妙地體現出青城山這一道教名山的特點。
中國陶印是以陶為料鐫治陶文的藝術，通俗的說，就是用土陶作材料制印。陶印由於質地粗糙，制印的效果具有樸質的美、古拙的美和殘缺的美，生動自然，異趣天成。這正好符合現代人嚮往回歸自然的心理需求。古代陶印，一般都是單個字，周又郎先生在此基礎上大膽創新，融入現代意識，突破一字一印的框架，變由幾個甚至幾十個字組成“長篇巨印”。比如周又郎先生鐫刻的《日本長壽歌》，10方陶印容納了40個字的內容，用了10種字型。
在迎接香港回歸的日子裡，周又郎先生決意以陶印表達“九七香港回歸”這一重大歷史題材。他不顧年高體病、眼底出血，花了近10個月的時間，經過巧妙構思，精心設計，趕在1997年4月完成了陶印《當歸銘》。《當歸銘》是周又郎的藝術構思與香港同胞血肉感情相融的結晶，形式上具有集詩、書、畫、印為一體的藝術特色，堪稱一件將中華古典文化與民間藝術有機結合的珍品──1998年獲國際華人藝術大獎，作者被授予國際華人傑出藝術家稱號；1999年發布於《世界名人錄》第三卷。內容上，《當歸銘》是一首詩句：
華夏容兩制，歡聚龍傳人。
洗雪百年恥，共創新繁榮。
唐太宗之銘
題為《當歸銘》，意在警示國人，在舉國揚眉吐氣收回香港主權的同時，要銘記著國恥，化恥辱為力量，把中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才會不受帝國主義和霸權勢力的侵略和凌辱。《當歸銘》由四方陶印組成，四方印即四幅畫。第一方講的是中國版圖上容許兩種制度共存，是中國的偉大創舉；第二方表現中國人民在“一國兩制”體制下，實現了香港回歸，親人相聚，叩行大禮；第三方以“洪流”直衝“恥”字，“年”字的箭頭也直指“恥”字，表現中國人民不僅要雪恥，更要銘記過去那些恥辱的教訓；第四方是寫意章，下框豐滿充實，上沿未置邊線，意在說明我們有了堅實的國力，繼往開來，將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這樣的長篇巨製還有《孫中山遺囑》和《文天祥正氣歌》等陶印。正是通過這些富有現代氣息的作品，周又郎先生使斷代絕跡2000多年的古老陶篆藝術重放異彩，成為當代陶印的創始人。1996年的農曆正月初二，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攝製組一行來到成都溫江景陽巷周又郎先生退休後的居所，拍攝了《周又郎陶、印專》，同年6月3日起陸續在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夕陽紅》、《老年與社會》等欄目播放。周又郎先生其人其事其作，被收入了《中國文藝家專集》、《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國際華裔著名藝術家成果索引辭典》、《中國高級技術人才辭典》、《當代書畫篆刻家辭典》、《當代名間名人大辭典》、《當代篆刻家大辭典》、《世界當代書法篆刻家大辭典》等10多部典籍。世界書畫藝術名人資格審定委員會授權中日韓加新等16個國際書畫組織評定，授予周又郎“世界書畫藝術名人”榮譽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