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革命幹部、吉林省前副省長]](/img/c/15b/nBnauM3X4ETO3MDN1QTMzcTM5QTM4YjM5kTM0QTNwAzMwIzL0EzL3E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周光[革命幹部、吉林省前副省長]")
人物簡介
步入軍旅
少年遂立大志，14歲便離開家鄉，到河南省白沙河鎮學徒做工。那時便開始接觸和了解共產黨的革命思想和主張，並從此投身革命。192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5月，在河南商羅麻參加工農武裝暴動，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紅四方面軍三十二師七十九團歷任戰士、班長、排長、連指導員、營政委、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等職，193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故事人生
抗戰時期
1933年秋，周光在任紅四方面軍第十師政治部民運科長期間，因涉嫌放跑土豪（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十師抓獲的3個土豪因看押不嚴逃跑），曾被師部判處死刑。但他寧死不服。恰時軍政治部主任洪學智視察該師了解到此事，洪學智當即決定對此事待調查後再作處理。一個月後紅軍在一個山洞裡將土豪查獲，通過審訊證明周光與此事毫無關係，遂真相大白，於是軍政治部撤消了十師對周光的判決，還了周光的清白。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離開蘇區開始長征。一次，民運部部長帶周光率一個排到苦瓜寨一帶籌糧，被當地民團800多人包圍。作戰中，民運部部長負重傷，周光接替指揮，他沉著果斷，乘敵混亂迅派兩名戰士衝出重圍向軍部告急。待增援部隊一到，遂率戰士向敵人衝擊，配合增援部隊打垮敵人。不久，他任民運部部長職務。在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苦歲月里，他帶領民運部的幹部戰士衝破國民黨軍隊重重封鎖，克服少數民族地區民眾基礎薄弱帶來的重重困難，完成了收容、救護傷員和為部隊籌集糧草任務，有力地保障了部隊作戰需要。僅第三次過草地，在短短的7天時間裡，就為部隊籌集了2700多隻羊、200多頭牛、100多匹馬和17萬斤糧食。
抗日戰爭時期，周光先後到抗日軍政大學、晉察冀北方分局黨校和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深造。1940年8月，擔任晉中6分區政治部副主任，隨部隊參加“百團大戰”，親臨作戰部隊進行思想動員，與指戰員並肩戰鬥，出生入死，重創日本侵略軍。1944年10月奉調南下，擔任湘鄂贛軍區鄂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組織部隊發動民眾、武裝民眾，狠狠打擊日寇，為擴大湘贛皖抗日根據地，鞏固華東各解放區創造了條件。
1946年4月，周光奉調來到旅大公安總局工作，歷任主任、局長等職。在擔任總局訓練處（政治部）主任期間，他根據旅大地區的政治形勢和總局的任務，重點抓了幹警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隊伍的整頓，提高了人員素質，純潔了警察隊伍。1947年擔任總局局長，經旅大地委批准，佩戴二級警銜（中將）。6月，國民黨政府派遣一個“視察團”到旅大，圖謀接管旅大地區。面對嚴峻的對敵鬥爭形勢，他堅決按照旅大地委確定的“拖延、孤立、留難、限制、監視”的鬥爭方針和策略，周密組織，挫敗了“視察團”的破壞活動。
1947年至1948年間，國民黨為了扭轉東北地區敗局，在對旅大地區實行經濟封鎖的同時，大肆向旅大地區派遣特務，建立反動組織，發展地下武裝。周光領導公安總局，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破獲了大批敵特組織。同時，採取嚴厲措施取締反動封建會道門，實行禁毒、禁賭、禁娼和打擊匪盜犯罪，使城鄉的社會治安秩序得到了明顯改善，受到了人民民眾的歡迎和擁護。
為打破國民黨對旅大地區的經濟封鎖，支援解放戰爭前線，周光領導廣大幹警自力更生，大力發展生產，積極擴警擴軍，不僅解決了公安總局的供給和人員需求，而且為前線籌集、儲備、輸送了大量軍需物資和兵員。據統計，1946年2月至1948年9月，公安總局向前方輸送兵員3萬餘人，派遣醫療隊5批，有力地支援了全國解放戰爭。
大連警察學校創建初期，周光親自主持制定了警察學校的辦學宗旨和教學方針，並親自為學員授課。任總局局長後，他兼任警察學校校長，為教育和培養公安幹警辛勤耕耘。1948年，旅大公安總局（1951年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連公安總隊）成立，他任第一總隊隊長兼第一政委。
1949年夏天，旅大地區遭到強颱風襲擊，沿海地區房屋倒塌，災害嚴重。市委、市政府迅速組織投入搶險救災鬥爭。周光親赴寺兒溝公安分局，帶領人員冒著風雨步行到災情最嚴重的沿海漁村老尖子溝現場視察、慰問，全村20幾戶人家，他無一遺漏地逐戶看望，對房屋已經倒塌或有倒塌危險的住戶，迅速妥善安置搬遷，對民眾的各種困難給以接濟，把黨的溫暖用實際行動送到了人民民眾之中。各戶老少對此無不深深感謝共產黨，感謝人民政府。
建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光於1950年任旅大市人民政府副市長。1950年11月後，調離大連到吉林省工作，先後任東北軍區公安軍第一副司令員，長春市副市長、市長，吉林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文化大革命”中，他雖然遭受衝擊，但仍然堅持指揮吉林省的工交生產和國家的重點建設，努力做好供應工作，保障人民生活。他身體虛弱，腳腫得穿不上鞋，仍然堅持深入工區。“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因肺心病日益加重住院。當時他的肺活量僅是常人的五分之一，呼吸短促，言談無力，他堅持邊吸氧邊工作。一次，他竟然不顧醫生勸阻，離開病床，遠赴吉林市，實地組織各項建設工作。後來，他病情進一步惡化，經多方救治無效，於1977年4月24日在長春市病逝，終年6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