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背景
含嘉倉含嘉倉位於隋唐城內，這樣的選址，和回洛倉不無關係。回洛倉建於隋朝，位於城外。隋末，天下大亂，李密奪取回洛倉，隋統治者積累了十一年的糧食拱手“讓”於李密，洛陽城一時陷入無糧境地。“手握”糧草的李密底氣大增，更讓隋統治者恐懼的是，糧食成為瓦崗軍吸附民心的資本，大量饑民和缺糧的義軍紛紛投奔瓦崗軍，瓦崗軍一時羽翼豐滿。
雖然後來因為多種因素，瓦崗軍起義沒能成功，但李密搶占糧草的成功戰略，卻成為另一個有心人的“教訓範本”，這個人就是李世民。李世民看到了糧倉在城外的弊端，他決定在洛陽城內建立糧倉，以免外敵入侵，重蹈當年隋統治者覆轍。這個被李世民精心“設計”地理位置的糧倉就是含嘉倉，含嘉倉不僅供應洛陽城裡的糧食，還起著關東和關中之間漕米轉運站的作用，後來，它逐漸取代當時最大的糧倉——洛口倉，成為天下第一大糧倉。
建造運用
含嘉倉史家珍說，原來位於洛陽城北的回洛倉，曾是李密、李世民攻打洛陽時爭奪的焦點，後因城外糧窖被占據，洛陽終因嚴重缺糧而被攻破。為了增強糧倉的守衛能力，並保證特殊情況下洛陽城內的糧食供應，唐王朝從隋末戰亂中吸取教訓，採取了變革措施，將含嘉倉建於都城之內。
同時，唐王朝還規定，東都洛陽以東的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倉，再由含嘉倉通過陸路運至陝州，含嘉倉因此成為全國最大的糧倉。據有關史料記載，唐玄宗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全國主要大型糧倉的儲糧總數為12656620石，含嘉倉就有5833400石，占了將近1/2。
對於含嘉倉的修建年代，專家們有分歧：有人認為含嘉倉與東都同時興建，也有人認為其為唐代增置。但專家們一致認為，含嘉倉作為倉城使用並發展為天下第一糧倉是在唐代。
專家推測，隋末東都城的糧食不集中，戰事起後，城外糧窖被占據，洛陽終因嚴重乏糧而被攻破。於是，李世民從中吸取教訓，將糧食儲藏於城內含嘉倉，並隨著儲糧量的增加，增築糧窖，含嘉倉才形成後來的規模。
史載，唐玄宗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全國主要大型糧倉儲糧總數為1266萬石，而含嘉倉就儲糧583萬石，占近1/2，是當時規模
含嘉倉隋唐時，每逢關中地區有災情，中央政府往往遷往水運方便、“舟車所會”的洛陽，就是因為洛陽有糧。當時洛陽“帑藏積累，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而長安“府庫及倉，庶事實缺，皆籍洛京傳輸”。武則天曾長期居住在洛陽，也因洛陽有糧。
發掘結果表明，含嘉倉遺址內糧窖的形制、結構等基本相同，最大的口徑約12米、深約12米，最小的口徑約8米、深約6米，均口大底小，呈圓缸形。當時，人們將窖壁挖好後用火烘乾，把草木灰順勢攤在窖底，上鋪木板，木板之上鋪蓆子，席上墊谷糠後再鋪蓆子；窖壁也用兩層蓆子夾一層糠，裡面裝糧食，離地面半米處同樣用“蓆子夾糠”法覆蓋，然後封土，才算完工。
在被發現的糧窖中，除160號窖內保存著一窖完整的糧食外，其餘全為空窖。而這一窖糧食足以令世人驚嘆：被發掘時，窖里的糧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發黃。考古工作者利用儀器檢測，發現這些糧食顆粒48%被碳化，52%是有機物。人們在糧窖的木板縫隙中發現的穀子樣顆粒，竟在取出的第二天發芽。
方孝廉說，含嘉倉設計的高明，首先在於選址在地勢高的地方，這樣的地方土質乾燥，水位低，利於儲糧。更重要的是，這些糧窖的結構十分科學，人們在冬季封存糧食時，用“蓆子夾糠”法使糧窖隔濕保溫。如此儲糧，糧食不易發熱、發芽、腐爛，穀子可以存放9年以上不變質。此外，糧食被封存後，當時的人們還在封土上種小樹作為監測手段：如果糧食發熱、發芽，小樹就會枯黃。
含嘉倉160號窖遺址中出土的銘磚記載了儲糧的時間、數量、品種、來源、倉窖位置及授領糧食的官員姓名。從發掘情況來看，含嘉倉儲糧的主要時段為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時期，而其來源有蘇州、徐州、楚州（屬現淮安市轄，位於江蘇省中部）、潤州（江蘇鎮江）、滁州（古州名，其1992年與滁縣地區合併，形成了江蘇省滁州市）、隋州（河北邢台）、冀州（河北冀縣）、德州、濮州（山東濮縣）、魏州（河北大名）等地，可見地域之廣，規模之大。
廢棄原因
唐玄宗後，由於大運河水量漸小，加上管理不善，漕運效率下降，糧窖多廢棄，含嘉倉的利用率大為降低，160號窖則一直沿用至宋代。專家猜測，該窖之所以滿藏糧食，可能與宋末戰亂，皇家糧倉突遭變故而被廢棄有關。唐代後期，由於隋唐大運河水量逐漸減小，漕運效率下降，糧窖大多廢棄，含嘉倉的利用率也大為降低，宋末戰亂被廢棄。建築格局
含嘉倉在今瀍河回族區西北部，北依邙山，南靠老城，居於隴海鐵路數條線路之間。含嘉倉原在隋唐古城的含嘉城中，倉城為長方形，四周以牆圍之。南北城牆長615米，東西牆長725米，牆寬15～17術，牆高1～6.5米。倉城面積約為43萬平方米。倉城有4個門，南曰含嘉門，北曰德猷門，東曰東門，西曰中門，城內街道縱橫，主要有東西街和南北街。
倉城分糧窖區和管理區兩大部分。糧窖區在東北部和南部，計有糧窖四百餘座，排列有序，南北成行。行距一般6～8米。窖距為3～5米，窖形口大底小，最大口徑為18米，一般為10～116米，最深為12米。建國後，考古工作者發現含嘉倉窖數口，編為160號窖的建有房屋保護，供人研究與觀賞，其餘均又填平。160號窖，保存了一窖粟（穀子），約有50～60萬斤。
所有糧窖的形制、結構和建築程式，完全相同。它是先從地面向下挖一個口大底小的橢圓形土窖，然後用火烤其底和壁，使其焦燥，再在底和壁上鋪砌木板、草、谷糠、席等以防潮。裝入糧食後，再用席、谷糠、土蓋頂密封。這種密封的藏糧方法，解放前的北方不少農村還在沿用。
管理區在城北西部，東西大街之北。從發掘的兩個夯土層台基看，1號台基東西長54米，南北寬11米，2號台基東西長68米，南北寬40米，台基邊緣有數個可供出入的漫道。
含嘉倉的管理制度極為嚴格，文獻記載：“凡鑿窖置屋，皆銘磚為庾斛之數，與其年月日，受領粟官吏姓名”。（見《舊唐書·官職三》）在發掘倉窖過程中，的確發現了“銘磚”，又稱之為“刻銘磚”，其磚方形，正面磨光，文字記載有墨書和陰刻兩種，磚上內容十分詳盡，有糧窖位置、糧食來源、數量、品種、存放日期、管理官吏姓名等等。刻銘磚的發現，可補文獻之不足。
含嘉倉儲糧數量據《通典·食貨》記載，唐天寶八年，備大型官倉的儲糧為12656630石，而含嘉倉的儲糧就有5833400石（約為25000萬市斤）。
根據刻銘磚的記載儲糧品種有粟（穀子）、大米、小豆。這與《通典·食貨》的記載是吻合的。這些糧食主要來源是華北地區和江南地區的租粟與租米。銘磚上記載的有11州，計有蘇州、楚州、冀州、邢州、德州、濮州、滄州、魏州等，主要是通過隋朝開鑿的貫通長江、淮河、汴河、黃河和洛河的通濟渠以及貫通沁水、淇水和衛河的永濟渠運到東都洛陽，納入含嘉倉內的。
隋唐洛陽含嘉倉在“安史之亂”時受到嚴重破壞，但有的糧窖還一直沿用到北宋。
地下儲糧，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生產和生活實踐中總結的儲糧方法。這種地下糧倉的最大優點是便於較長時間的保存糧食。文獻記載：“乾燥之地，粟可存9年，米5年，潮溫之地，粟存5年，米存3年。”（《新唐書·食貨志》）有人對含嘉倉160號窖保存的穀子進行化驗，結果證明，窖內所存穀子有1000多年了，但至今仍含有50.7%的有機物。可見其儲存效果之佳。此外，地下儲糧，還具有節約資金、防火、防盜等優點。
含嘉倉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古代人民創造的地下糧窯結構和儲糧方法，研究隋唐時期對糧食的管理制度，漕運情況和農業經濟等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同時，也為今天的儲糧提供了可貴的借鑑。
含嘉倉位於隋唐東都城東城北，圓壁、曜儀兩城之東，也就是今天洛陽老城西北郊。其北依邙山，南靠老城北牆，隴海鐵路橫貫其間。含嘉倉是隋唐時，特別是唐代東都城內的一座大型國家糧倉。含嘉倉又叫含嘉倉城，是隋唐東都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東西寬612米，南北長710米，總面積43萬平方米。
環城北路在隋唐時為水道，寬80米、深12米。當時運糧船隻從通濟渠渠首北上，經瀍河後由水道西行，穿過里坊區直抵含嘉倉。倉城東南有漕運碼頭，糧食由此卸船，再由車馬從碼頭運往各個糧窖。
含嘉倉四周各有城牆和城門，內部有十字形大街，將倉城分為庫區、生活管理區和漕運碼頭區。倉城設有管理機構，各處有駐軍嚴密把守。其中倉城西北角為6萬平方米的生活管理區，糧食從北門出城運往長安，也需要經此辦理相關手續。
文物遺存
含嘉倉1970年，在駕雞溝向陽軸承廠19號地下糧窖出土。長、寬各33厘米，厚6厘米。磚作正方形，正面平整，有刻文10行字，前面幾行為“含嘉倉東門從南第二十三行從西第五窖，△△蘇州通天二年粗糙米白多一萬三△十五石△內右聖歷二年十一月八日納了……”此刻銘磚保存最為完整，文字記錄齊全，內容包括有倉窖位置、儲糧來源、品種、數量和時間，以及管理人員的官職姓名，是研究唐代糧食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實物資料。藏於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洛陽博物館陳列部工作人員齊磊介紹，這塊磚長32.5厘米，厚6.5厘米，是1971年在含嘉倉城址內出土的。
通過放大的展示圖板，記者對這塊磚所記載的內容有了大致的了解：這塊磚出土於一座編號為19的糧窖，它的位置應當是“東門從南第二十三行從西第五窖”，倉窖內所存放的糧食是從蘇州租的糙米白米“一萬三××十五石”，此外，磚上還明確記載著存入日期，倉吏姓名等。
出土有銘磚、生活器皿、炭化糧食等遺物。其中，此次入選大運河申遺的含嘉倉160號倉窖遺址，位於老城區古倉街，該倉窖以保存有大量的已炭化糧食而出名。
20世紀60年代末，焦枝鐵路動工興建。在興建機修車間時，含嘉倉遺址被首次發現。“起初，我們還以為發現的是八角形墓葬。”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史家珍說，但快挖到底兒的時候，發現了銘磚，依據上面的文字信息，經考證為古代的糧倉。
後來，隨著發掘工作的不斷深入，一座大型唐代倉城遺址漸漸展現在人們面前：該遺址共發現倉窖287座，它們東西成排，南北成行，排列有序。遺址南北長700多米，東西寬600多米，四周有城牆和城門，內部有十字形道路，由倉窖區、生活管理區和漕運碼頭區等組成。
1971年，在報請國家文物局批准後，含嘉倉考古發掘正式開始。此次共發掘了5個倉窖，其中160號倉窖是重點，因為它還保存著一
保護工程效果圖經發掘，發現含嘉倉遺址內的倉窖形制基本相同，基本為口徑12米，最大的口徑約18米、深近12米，最小的口徑約8米、深約6米，均口大底小，呈圓缸形。而且，倉窖的選址也十分講究——地勢較高，土質乾燥，水位低，利於儲糧。
令考古人員驚嘆的是，當考古人員挖開160號倉窖上面的土層時，發現裡面保存的糧食仍然粒粒分明，糠是糠，米是米，一吹，只剩下米粒，只是顏色有所不同，有的為棕色，有的則明顯發黃。後利用儀器檢測，發現這些糧食顆粒48%被炭化，52%是有機物。
更讓考古人員意想不到的是，當時考古人員在倉窖的木板縫隙中，發現了一些穀子樣的顆粒，取出來後第三天竟然發芽了。後送到原洛陽農科所培養，第二年竟長到膝蓋高，還結出了果實！
“之所以能保存得如此好，在於其獨特的建倉方法。”史家珍推測，當時人們修建含嘉倉倉窖時，先將挖好的倉窖用火烘乾，並把草木灰順勢攤在窖底，上鋪木板，木板之上鋪蓆子，席上墊谷糠後再鋪蓆子；窖壁也照此處理，即先用兩層蓆子夾一層糠，裡面裝糧食，邊裝邊往上升。到離地面半米處鋪層蓆子，蓆子上一層糠，糠上又是層蓆子，然後封土，一個糧窖才算完工。
20世紀60年代末，焦枝鐵路動工興建，在建機修車間時，含嘉倉遺址被發現並發掘。隨後，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帶進行了全面勘察和重點發掘，共探出287座糧窖。這些糧窖東西成排，南北成行，排列有序，按其連線情況總共應有400餘座。
1971年，國家有關部門開始對含嘉倉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共探出密集且有秩序排列的糧窖287座。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副研究員王炬介紹，據勘察，含嘉倉內已勘探出糧窖287座，其中160號窖保存有約50萬斤炭化穀物。“50萬斤糧食在當時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水平下，約合近千農民一年辛勤勞動的果實、數千農民一年的口糧，可見含嘉倉城規模之大，儲糧之豐富。”他說。據有關史料記載，唐玄宗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全國主要大型糧倉的儲糧總數為12656620石，含嘉倉就有5833400石，占了將近1/2。
“銘磚的前三個字就是‘含嘉倉’，看到這三個字，我和同事們心情激動極了——這裡果真是含嘉倉！”除證實了含嘉倉的“身份”，這塊銘磚還記錄了出土倉窖的位置、儲量重量、存入日期，倉吏姓名等信息。余扶危說，從銘磚記錄的內容來看，當時糧食的儲存已經制度化、科學化。
文物價值
據記載，唐初的皇帝在關中饑荒的年代，率文武百官就食洛陽，得雅號“逐糧天子”。含嘉倉的興盛，無疑為皇帝解除了這個“雅號”，有了含嘉倉，每逢關中缺糧，朝廷可從容調撥。“民以食為天，糧食關係國家生死存亡，是國之大事，糧倉儲量的豐富反映了當時社會安定、國泰民安。同時，對於考古而言，糧倉也折射了當時的軍事信息，漕運情況，建築、防潮技藝、糧食管理制度等等。”余扶危說，含嘉倉充沛的儲糧量是大唐盛世的一個證明。具有重大研究和觀瞻價值。
考古發掘
到2013年，含嘉倉先後發掘了19座糧窖，其中9座出土有銘磚。銘磚實際上是隨同糧食密封於倉窖內的賬簿。作為唐朝的大型國家糧倉，含嘉倉是大運河相關的重要文化遺產，是以洛陽為樞紐的隋唐大運河的實物例證之一。保護措施
含嘉倉文物保護標誌碑此次，為更好地對160號倉窖進行保護展示，助力大運河申遺，我市啟動了含嘉倉160號倉窖保護展廳改建工程，將原有的保護棚拆除，再建一座鋼架結構保護棚。
該負責人說，新的保護棚為獨棟式布局，力求全面展示含嘉倉城的基本格局。改建工程已進入收尾階段，預計月底完工。
前石碑上刻著“含嘉倉遺址”。鐵門院內種植花草，建有遺址保護房。保護房內便是含嘉倉160號窖的發掘遺址。 確認含嘉倉存在的銘磚如今就在洛陽博物館“運河中樞——大運河與洛陽”的展廳內，它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2013年建的含嘉倉保護設施由於保護房內部設施較簡陋，3月底，洛陽市文物部門正式啟動160號倉窖保護展廳改建工程，在原址搭建起一座鋼結構的保護房，這樣，160號倉窖無需“移步”，便可“喬遷”新居。
出土炭化穀物160號倉窖成含嘉倉唯一保護展示的倉窖遺址
含嘉倉是唐代著名的官倉，1971年1月，洛陽博物館為配合洛陽鐵路分局的基本建設，在進行文物鑽探時首次發現了含嘉倉遺址。其中，160號倉窖發掘時，窖內還保存有炭化穀物，這使其在已探明的近300座倉窖中，具有重大研究和觀瞻價值，成為含嘉倉唯一一個保護展示的倉窖遺址。
由於地處隴海鐵路要道，160號倉窖遺址兩側均緊鄰鐵路，想要對遺址保護展示，難度極大，不過，市文物部門還是克服了地理困難，除改建保護房，還為160號倉窖搭建了一個小小院落，增建了機房、辦公用房、衛生間、花圃等，地方雖然不大，但功能相對齊全，目前已基本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