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弒君

司馬昭弒君,是發生於三國時曹魏甘露五年(即景元元年,公元260年)五月魏都洛陽的政治事件。魏帝曹髦欲討伐司馬昭,卻因王沈、王業的背叛而泄密,終被司馬昭的親信賈充指使武士成濟弒殺於南闕。事後曹髦被追貶為庶人,忠於曹髦的大臣王經及親屬被殺,成濟則作為替罪羊被夷滅三族。相關典故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馬昭弒君標誌著自曹芳以來曹氏集團恢復皇權的努力的徹底失敗,為司馬代魏進一步鋪平了道路,但也給司馬氏集團留下了政治陰影。事見《三國志·三少帝紀》 、《漢晉春秋》、《魏氏春秋》、《晉書·文帝紀》 、《資治通鑑·魏紀九》 等。

基本信息

事件背景

司馬之心

魏明帝曹叡去世時,傳位齊王曹芳,並以司馬懿和曹爽為顧命大臣。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馬懿及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發動高平陵之變,自此掌握曹魏大權,後又誅滅曹爽集團。嘉平三年(251),司馬懿在逼死王凌和楚王曹彪後死去,其子司馬師繼其掌權。

正元元年(254),司馬師殺大臣夏侯尚、李豐、張緝等;同年九月,因魏帝曹芳參與了剷除司馬氏集團的圖謀,司馬師、司馬昭又廢掉曹芳。在郭太后的力主下,曹丕之孫、十四歲的高貴鄉公曹髦被立為帝,作為魏明帝的後嗣,改元正元。 (見 嘉平之變 )

正元二年(255),司馬師平定毌丘儉的兵變後去世,其弟司馬昭繼其掌權。甘露二年(257),司馬昭挾曹髦及郭太后鎮壓諸葛誕兵變,於次年取勝,司馬氏集團的權力進一步鞏固下來。

曹髦之志

自正始十年(249)至甘露三年(258),隨著一系列政變的展開和淮南三叛漸次平定,司馬氏的權力日漸鞏固,曹魏皇權則日漸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廢后,皇宮衛士被大量削減,僅以老弱戍守 ;又據毌丘儉所言,司馬師不上朝覲見君主,曹髦欲探問其疾病,也被司馬師拒絕 ,皇權之衰微可見一斑。

曹髦雖無實權,但才慧早成 ,有志於中興曹魏,尤其推崇中興夏朝的少康。 即位之初,曹髦曾採取減省用度 、派遣侍中巡視等舉措 。司馬師死去後,曹髦命司馬昭鎮守許昌,令尚書傅嘏率六軍回京師,由此可以達到削奪司馬昭的兵權的效果,但司馬昭用傅嘏及鍾會的計謀,公然抗旨,自己率軍回京。曹髦計畫落空,又不得不對司馬昭加以籠絡。 此後,曹髦還曾寫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對此感到厭惡,二人的矛盾逐漸激化。

其他背景

曹髦在位時期出現了一些異常“天象”,例如頻繁出現的“龍現於井”的情況 ,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已酉日)發生日食。 西漢的京房、東晉的乾寶等學者,依據天人感應等學說,認為此類現象預示著君權衰落、禍事興起;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當事人的心理狀況也難免受到此類天象的影響,例如曹髦借“龍現於井”寫作的《潛龍詩》即是以此類觀點為主旨的。

甘露三年末,吳國君主孫休成功誅殺權臣孫綝,一說此事也促使曹髦下定決心討伐司馬昭。

事件起因

曹髦討伐司馬昭的直接原因,是難以忍受司馬昭擅權、皇權日漸衰微的局面,且擔心自己遭遇被廢黜的結局;其導火索,則可能是曹髦被迫對司馬昭進行的封賞和司馬昭的矯飾推脫。曹髦曾於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司馬昭為晉公、建立晉國並設定相應官府機構、加九錫、升相國,司馬昭九次推辭,這件事停了下來, 改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萬戶、三縣的食邑,無爵位的兒子都封為列侯。 甘露五年(260)四月,曹髦被迫再次進行前述封賞,此時距政變爆發僅有一月的時間。

此外,盧弼根據《晉書·文帝紀》的記載 認為,當時司馬昭的確有廢黜曹髦的圖謀,而《魏氏春秋》記載的鄭小同的被毒殺 ,也正是緣於司馬昭擔心自己廢立君主的圖謀泄露。 另據《魏晉世語》記載,石苞曾覲見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馬昭派人請來石苞詢問情況,石苞說:“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離開洛陽,不幾日即發生司馬昭弒君之事。

事件經過

宮禁之議

魏氏春秋、漢晉春秋版

甘露五年(260)五月初六(戊子)夜,曹髦親自帶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人奪下陵雲台發放鎧甲兵器等物,準備趁機親自率領他們出宮討伐司馬昭。時值下雨,有司奏請改日行動。

於是,曹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對他們說:“司馬昭的野心,連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天我要親自與你們一起出宮討伐他。”王經勸阻曹髦說:“古時魯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專權,討伐失敗而出走,丟掉了國家,被天下人所恥笑。如今權柄掌握在司馬昭之手已經很久了,朝廷內以及四方之臣都為他效命而不顧逆順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宮中宿衛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憑藉什麼?而您一旦這樣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卻反而使病更厲害了嗎?禍患恐怕難以預測,此事應該慎重。”曹髦從懷中拿出黃絹紹書扔在地上說:“這樣做已經決定了!縱使死了,又有什麼可怕的!何況不一定會死呢!”

*《世說新語》引用的《漢晉春秋》,“懼”作“恨”,即:“縱使死了,又有什麼遺憾的!” 另據《魏晉春秋》,曹髦說:“假如這都可以忍耐,還有什麼不能忍耐的!今天務必行動。”

曹髦說完,就進內宮稟告郭太后。王沈、王業跑出去告訴司馬昭,想叫王經與他們一起去,但王經不去。王沈、王業的告密,使得司馬昭得以有所防備。

唐代官修晉書版

曹髦打算在殿上召集百官,罷免並放逐司馬昭。甘露五月初六夜裡,曹髦派冗從僕射李昭等在陵雲台發放鎧甲,並召見王沈、王業、王經,從懷中掏出黃絹詔書給他們看,宮禁戒嚴,只待天明。王沈、王業急速向司馬昭告密,司馬昭於是召集賈充等人加以防備。曹髦知道事情泄露,於是率領左右僕從出宮,進攻相府。

南闕之禍

晉紀、漢晉春秋、晉書、魏晉世語版

五月初七(己丑),曹髦拔出劍登上輦車,率領殿中宿衛和奴僕總共幾百人,敲鼓並呼喊著出了宮。此時,司馬昭之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和司馬昭心腹、中護軍賈充均率兵向皇宮進發。司馬昭之弟司馬乾想從闔閭門入宮,被滿寵之孫、時任大將軍掾滿長武勸阻,改走東掖門(《晉書》則作“孫佑等”阻攔,而孫佑也是大將軍掾 ),參軍王羨也被滿長武阻攔。

曹髦東止車門遭遇入宮的司馬伷及其手下,曹髦左右之人怒聲呵斥他們,司馬伷的兵士被嚇得逃走了。曹髦率眾繼續前進,至皇宮南闕,賈充率聽命於司馬昭的軍隊也從外入宮,迎面與曹髦戰於南闕之下,曹髦親自用劍拼殺,並且警告說自己是要有所討伐的,敢於輕舉妄動者將被族誅。賈充的部眾停下來不敢交戰 ,甚至想要退卻。

騎督成倅之弟成濟,擔任太子舍人(傳世文獻中並無關於曹髦立太子的記錄,胡三省判斷,成濟的太子舍人之職,是司馬昭私相授受的結果。 ),也在賈充麾下,問賈充說:“事情緊急了,你說怎么辦?”賈充說:“司馬公養你們這些人,正是為了今日。今日之事,沒什麼可問的!”成濟答道:“是。”於是立即抽出長戈上前刺殺曹髦 ,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體而從其後背露出。曹髦死在車下。

魏氏春秋、魏末傳版

這兩種版本都記載曹髦死前,其部眾已經潰散,但其他方面又有很大差異。

《魏氏春秋》記載,曹髦入告太后完畢後,立即拔劍並登上輦車率眾敲擊戰鼓而出雲龍門。賈充率兵迎擊曹髦。曹髦麾下的部眾潰散,但他仍然聲稱自己是天子,並親手用劍奮力拚殺。司馬昭一方的將士不敢靠近曹髦,賈充激勵他們,成濟用矛刺死了曹髦。當時雷雨交加,天昏地暗。

《魏末傳》則記載,賈充對帳下督成濟喊道:“假如司馬家失敗了,你們這些人難道還能留種嗎?還不動手!”成氏兄弟率部下出列,又回頭問賈充說:“要殺,還是要抓?”賈充說:“殺!”雙方交戰,曹髦下令說:“放下武器!”於是大將軍士(此處具體含義存疑)都放下了武器,成濟和成倅兩人趁機上前刺殺曹髦,曹髦倒在了車下。

曲室之謀

據《漢晉春秋》記載,司馬昭聽說曹髦被殺,大驚,自己跪倒在地上,說:“天下人該怎么議論我啊!”太傅司馬孚聞訊奔跑過去,把魏帝的頭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著說:“陛下被殺,是我的罪過啊!” (《魏氏春秋》稱陳泰也前往現場號哭。 )

司馬昭進入殿中,召集群臣議論善後事宜。尚書左僕射陳泰不來,司馬昭讓陳泰之舅尚書荀顗去叫他,陳泰說:“人們議論說我陳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來您不如我陳泰。”但子弟們里里外外都逼著陳泰去,這才不得已流著淚入宮。司馬昭將他請到曲室之中謀劃,說:“玄伯,你將怎樣對待我呢?”陳泰說:“只有殺掉賈充,才能稍稍謝罪於天下。”司馬昭考慮了很久才說:“你再想想退一步的辦法。”陳泰說:“我只有更進一步的辦法,不知如何再退。”司馬昭就不再說話了。

事件處置

掩人耳目

五月初七當天,頒布郭太后令,宣稱曹髦弒母不孝,將他廢為庶人,就以庶人禮安葬;並且表彰告密的王沈、王業,而要求將與司馬昭不同心的王經及其家屬逮捕治罪,後半部分具體說到:

“他買通我身邊的人,在我服用的藥中下鴆毒,想暗中毒死我,並設計了許多方案。事情敗露後,他便想在會面時擁兵闖入西宮殺死我,再殺大將軍(司馬昭)。他找了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掏出懷中的詔書給他們看,要他們馬上就去執行。我的處境危險,就如覆巢下的累卵。我本是個年老守寡之人,對自己一條老命並不看得很重。但辜負了先帝的遺願,斷送了列祖列宗創下的江山,這不能不令我萬分痛心啊!幸賴祖宗在天之靈的保佑,王沈、王業兩人把這小子的陰謀馬上報告了大將軍,使大將軍司馬昭有時間加強戒備。而此兒還是帶著人馬衝出皇宮雲龍門,親自擂鼓舉刀,亂鬨鬨地與大將軍的軍隊交鋒,結果被前鋒害死。此兒既行大逆不道之事,繼而又自己惹禍喪身,這使我越發難過。過去漢朝的昌邑王曾因罪被廢為百姓,現下此兒也應以普通百姓的禮儀安葬,並把這小子的所作所為告知天下。另有尚書王經,也是罪惡的逆臣,著令將他和他的家人全部逮捕送交廷尉查處。” (譯文參考 )

這篇令被收錄在陳壽的《三國志》中。其中關於所謂曹髦弒殺太后的說法基本不被採信,但“從懷裡掏出黃素詔書”、“聲稱要親自出宮討伐大將軍”等多個細節,在裴注徵引的多篇關於司馬昭弒君的文獻中得到了反映。

五月八日,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昭、太尉高柔、司徒鄭衝上奏,在貶斥被弒殺的曹髦悖逆不道、自取大禍、為世人和祖宗神靈所不容後,請求將其葬禮等級提升為王禮,太后同意。

殺人滅口

五月七日司馬昭弒君之後,司馬氏集團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清算。

其一,逮捕王經及其家屬,交付廷尉。 王經向他母親謝罪,他母親臉色不變,笑著回答說:“人誰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為此事大家同死,還有什麼遺恨!” 到被誅殺的那天,故吏向雄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動了整個街市之人。 司馬炎在位時,認為王經“守志可嘉”,賜其孫郎中之職。

其二,將成濟作為弒君事件的替罪羊加以誅殺。 一同被殺的還有成濟之兄、同在軍中的成倅。據《魏氏春秋》記載,成濟兄弟不服罪,光著身子跑到屋頂,破口大罵,被軍士從下射殺。

其三,追究闔閭門守將的責任。司馬昭弒君後,責怪司馬乾來遲了,司馬乾把被滿長武勸阻的事告訴司馬昭。參軍王羨因被阻攔,懷恨在心,也向司馬昭責難滿長武。司馬昭本就因平定諸葛誕時滿長武及其父的表現不滿,借這個機會拷打滿長武,杖殺了他,並罷免滿偉為庶人,人們為他們感到冤屈。 另據《晉書·荀勖傳》記載,司馬昭想要對孫佑加以族誅,荀勖勸阻,其中說道:“現在成倅的罪過只由他自身來承擔,孫佑卻被族誅,恐怕忠義之士會私下議論。”於是司馬昭轉而將孫佑罷免為庶人。

五月二十六日,司馬昭又上疏,聲稱:自己本想捨棄己身、聽候曹髦裁決,但考慮到曹髦想謀殺太后,於是動兵,但仍命令將士不得傷害任何人,並曾連續發命,不得迫近天子輦車;是成濟私自闖入兵陣才導致曹髦被殺,現已將成濟軍法從事,還應逮捕成濟家屬,交付廷尉治罪。 太后詔在再次責難曹髦後,同意了司馬昭的要求。

迎立新君

司馬昭決定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鄉公曹璜為天子 ,並派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去迎接曹璜,作為曹叡的繼承人。 曹璜是曹操之孫,與魏明帝曹叡平輩,也非曹丕的直系後裔(當時曹丕仍有直系子孫在世,例如曹髦之弟曹啟 )。

六月一日(6月26日),太后下詔令群臣為常道鄉公曹璜更名。後定名曹奐。 六月二日,常道鄉公繼位,改元景元 ,這就是魏元帝。

禮節進退

五月九日,群臣上奏,尊郭太后的“令”為“詔”。

五月二十一日,司馬昭再次堅決推辭相國之位、晉公封號、以及九錫的禮遇。郭太后下詔對他加以表彰。 曹奐繼位後,於六月四日即下詔讓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此後於景元二年(261)八月 、景元四年(263)二月 繼續下詔封賞,都被司馬昭推辭。直到當年十月伐蜀屢有斬獲,曹奐又進行封賞,司馬昭方才接受。

事件影響

隨著曹髦的被弒殺,司馬代魏的最後一個障礙被掃除。對司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勢在必行。對賈充、王沈而言,他們對司馬昭功勞卓著,必將獲得豐厚的政治回報。

然而,司馬昭弒君事件也成為司馬氏集團揮之不去的政治陰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稱為“文籍先生”,卻不忠於曹髦而告密,導致司馬昭弒君,故而受到輿論的批評。 賈充曾在宴會上被庾純批評為“天下凶凶,由爾一人”,反駁後又被庾純質問“高貴鄉公何在”; 賈充的母親見到古今皆重忠義,故多次痛罵親手弒君的成濟,只是不知其子賈充也參與了弒君之事,僕人們聽到她罵成濟都偷偷地笑。 另據《資治通鑑》記載,賈充曾質問孫皓其之前在東吳實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不料被孫皓反唇相譏:“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這令賈充十分尷尬。 直到東晉,據《世說新語》記載,當晉明帝聽王導講述晉朝建立的過程,聽到司馬昭弒君時也忍不住捂住臉說:“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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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經之舉

《晉諸公贊》記載,王經拒絕與王沈、王業一同向司馬昭告密。 《晉紀》也反映出王經忠於曹髦。 但《魏晉世語》則記載,王經是因為“正直” 才沒有離開宮禁,且他也通過王沈和王業向司馬昭傳達了自己的心意。 然而,王業並沒有傳達,這才導致王經及其母被殺。 學者們普遍質疑《魏氏春秋》的記載,《資治通鑑》也採信《晉諸公贊》的記載,未採信《魏氏春秋》 ;但圍繞《魏晉春秋》中“正直”的含義,仍存在爭議。

劉孝標認為,此處的“正直”並無特殊含義,而《魏晉世語》既說王經正直,又說王經向司馬昭傳達心意,是自相矛盾的,《晉諸公贊》和《晉紀》的記載則是可靠的。 盧弼也認為“正直”應當“如本字意”,又徵引他人觀點並附以己見指出,從王經最後的慘烈結局來看,他應該是忠於曹髦的;《魏晉世語》關於王經向司馬昭傳達心意的記載,就其來源而言,很可能是促成司馬昭弒君的王沈等人為了抹黑王經的形象而捏造的。

何焯、吳金華等人則對“正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何焯認為“正直”是“正當入直”之意 ,吳金華則認為“正直”指值班官員之首,是與“次直”相對的概念。

陳泰之死

據《三國志》記載,陳泰死於司馬昭弒君這一年,但未記載具體死因,也未提及陳泰參與司馬昭弒君事件的處置。《晉紀》、《魏氏春秋》、《漢晉春秋》則均記載陳泰在司馬昭弒君之後提出殺死賈充以向天下人謝罪,司馬昭不接受 ;不過,《魏氏春秋》稱陳泰事後嘔血身亡, 《漢晉春秋》則稱陳泰是回家後自殺而死。

裴松之在注《三國志》時曾對《晉紀》和《魏氏春秋》的記載進行辨析。他認為,由於《晉紀》記載陳泰在司馬昭對弒君事件進行善後時官居太常,而《三國志》本傳沒有陳泰當過太常的記載,故《晉紀》記載的來源存在疑問;至於《魏氏春秋》的記載,則是在《晉紀》記載基礎上加以改編的結果,更加缺乏真實性。 對於《漢晉春秋》的記載,裴松之則沒有徵引和討論。

陳壽曲筆

對於司馬昭弒殺曹髦的過程,陳壽在撰寫《三國志·三少帝紀》時僅以“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加以直接敘述,不僅字數短少,而且未記載死亡地點和原因,也不稱曹髦為帝,而改稱舊號“高貴鄉公”。其餘部分,主要是善後時郭太后的令和司馬昭等人的表章,其中貶斥曹髦、褒揚司馬、不提賈充、諉過成濟。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批評陳壽等史學家把責任推到成濟身上,對司馬昭弒君的真正過程避而不談,不及習鑿齒的秉筆直書。 清代學者趙翼也批評陳壽,認為“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被弒殺者就像壽終正寢一般; 弒君之主謀司馬昭,不僅無罪,反而有“討賊之功”,是“曲筆之甚者”。

清代學者何焯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陳壽不記載死亡地點,是遵循了春秋筆法,暗示出曹髦並非自然死亡,猶有良史風範;而通過詳細抄錄令和表章,也可以間接呈現司馬昭弒君的本來面貌;這樣書寫,是必要的變例。 梁章鉅對他進行反駁,認為陳壽記載司馬昭弒君的方式讓人費解,從春秋筆法的角度解讀不過是為陳壽開脫。 但盧弼等後世論者認同何焯的觀點, 還有論者稱陳壽是“變例直書”。

據研究,陳壽修史的確深受《春秋》影響。 至於收錄太后令等掩蓋弒君真相的文獻,學者於植元指出:“太后令”的出籠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其執筆者也並非陳壽;陳壽修史,不得不將之存錄,但他仍費盡心計在史料的剪裁和安排上為被弒的曹髦鳴不平,“只是讀者需要細心揣摩方可悟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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