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以忠

10月，司以忠離開了三青團，得到北大老師傅斯年的介紹，進了重慶國立編譯館，擔任副編審工作。 在一年的學習中，司以忠如實地總結了自己的歷史，提高了認識。 1987年2月，司以忠被特邀出席了民革全國代表會議，被選為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司以忠，字盡三，男，1911年農曆三月二十八日生於寧夏賀蘭縣洪廣鄉高榮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祖父母和母親都信奉佛教，以務農為主。當時自有土地20多畝，男耕女織，維持生活。父親司維翰是農村里初通文字的知識分子，與親友合資在小鎮上開設油坊和一家中藥鋪，略有積蓄，又添置了20多畝田地。從此僱人耕種，故在土改時，被劃為地主成份。解放後父親在農村當中醫，由於醫術較精，在鄉里小有名氣，於1958年因病去世。
司以忠幼年時在農村讀過私塾，當過學徒，還放過羊，後來才進了高小，1928年畢業於平羅縣第一高等國小。這時正當北伐大革命時期，由國小老師介紹加入了國民黨。1929年考入寧夏省立第一中學，這是當時寧夏唯一的最高學府。該校進步的青年教師較多，同學們的思想也較活躍。司以忠接受了國文教師杜立亭、杜潤滋和英文教師黃執
中等進步教師的啟發和影響，喜歡閱讀當時的進步書刊《生活雜誌》和魯迅著作。同時還能看到寧夏留平學生編刊的《銀光》和《曙光》等刊物。這些書刊使司以忠開闊了視野，從而比較關心國家大事和地方動態。
1935年司以忠高中畢業後，由寧夏教育廳以公費考送北京大學上學。這年冬天，日寇侵略魔爪已伸進了華北，又企圖引誘漢奸在華北實行所謂的“自治”，而蔣介石仍然以“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發動反共內戰。北平各大學學生為了反對華北自治，反對內戰，一致對外，掀起了轟轟烈烈、震撼全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示威遊行。司以忠與留平同鄉王振綱、梁飛彪、俞占鰲等一起參加了示威遊行。但學生的愛國運動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鎮壓。
1937年6月，北平各大學二年級學生一律集中在西苑接受軍訓。軍訓總隊長是何基豐。軍訓未滿一個月，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集訓隊被迫解散，各校相繼南遷，流亡學生分赴內地。司以忠與同鄉梁飛彪等30多人於8月中旬由北平流亡到濟南。當時，流亡學生共組成4個流亡大隊，分為華南、華中、西南、西北4路。司以忠被推選為西北路即第四大隊的大隊長，目的地是西安。這個大隊包括陝甘寧青新等五省的學生400餘人，沿途艱苦備嘗，相互扶助，於9月初流亡到西安。經交涉受到陝西省當局的照顧，他們見到了當時的陝西省長孫蔚如、省政府秘書長杜斌丞及秘書常黎夫。他們給流亡學生安排了食宿。寧夏同學乃於10月間回到銀川，組成抗日救亡宣傳隊，分赴銀南、銀北兩路進行宣傳。司以忠擔任了南路宣傳隊隊長。宣傳隊的活動使遠處西北邊陲的寧夏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12月，宣傳告一段落，寧夏省主席馬鴻逵指派袁金章、梁飛彪和司以忠擔任幹部學校的教員。1938年8月，司以忠要求復學以便完成大學課程，遂即辭去教員職務，準備到昆明西南聯大復學。但到西安時方知因交通問題不能到昆明，就近轉入國立西北聯大繼續攻讀。在校時司以忠參加過三青團和西北論衡社(研究西北問題的學術團體)。
司以忠在1940年由國立西北大學(原西北聯大)畢業，經同鄉袁金章、雷啟霖的推薦，由三青團中央介紹，入重慶的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九期受訓。畢業後，三青團中央準備派司以忠回寧夏擔任寧夏三青團的書記。但馬鴻逵不同意，司以忠就先回寧夏，在寧夏中學擔任教師。1941年1月，三青團中央發表了“三青團直屬寧夏區團籌備處”的人事名單，馬鴻逵任指導員，袁金章任主任，李翰園、李作棟、閻廷棟等7人為幹事(委員)，派司以忠擔任書記。馬鴻逵對三青團最不放心，生怕三青團的人捅他的底，對三青團的所有檔案都要親自批閱，一切活動都要過問，防止對他有不利的行動。當時有不少青年學生和教師被他扣上“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關進監獄。
1942年，司以忠為保釋在押的學生李志純等13人出獄(其中有些是三青團員)，遭到馬鴻逵的嫉恨，企圖拔去司以忠這顆眼中釘，竟以“同情共產黨”的罪名向三青團中央誣陷司以忠。1942年8月，三青團中央書記長張治中親自來寧夏視察，馬鴻逵又向張告司以忠狀。張治中無可奈何，回到重慶後即下令給司以忠以“撤職查辦”的處分，以應付馬鴻逵的要挾，後又取消了“查辦”二字。10月，司以忠離開了三青團，得到北大老師傅斯年的介紹，進了重慶國立編譯館，擔任副編審工作。從此，司以忠脫離了國民黨的黨團關係，安心從事文字工作，這是司以忠個人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後來司以忠又兼任黃河水利學校的講師。自從司以忠擺脫國民黨的複雜黨團關係後如釋重負，能輕鬆愉快地從事讀書和編審工作。
國立編譯館是國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領導的一個相當於大學院校的編譯機構，擁有教授、學者、專家等高級知識分子200多人，設有人文、自然、社會、中教用書等組。它的任務是編譯大學院校各科用書、中學用書、科技用書、社會讀物、辭書辭典以及審查編寫戲劇等。司以忠和司以忠的愛人在這裡工作多年。
1945年抗戰勝利了，司以忠隨機關由重慶遷回南京，司以忠愛人在圖書館工作，司以忠負責資料室工作。司以忠和袁金章聯絡寧夏在外地的同鄉醞釀反馬鴻逵活動，得到了各地同鄉的回響和支持。1946年在國大開會期間，寧夏的國大代表雷啟霖來南京，先住司以忠家，後來住飯店。在國大開會期間，雷在大會發言中揭露了馬鴻逵殘暴統治寧夏的罪行。馬鴻逵惱羞成怒，先是向南京高等法院誣告雷啟霖、袁金章、司以忠3人為“內亂”罪犯，是寧夏的“三害”，欲誅殺而後快。接著竟利用他的權勢在南京將雷啟霖逮捕入獄，準備解回寧夏處置。此舉激起了寧夏各地同鄉的憤怒，大家群起而攻之。這時，司以忠在南京的家變成了反馬活動的基地，同鄉們常聚集在司以忠家開會，研究反馬對策，編印反馬援雷的刊物《寧夏呼聲》，連坐月子的產婦和孩子們都參加了抄寫稿件、送發傳單檔案和看門放哨等工作。隨著事態的發展，馬鴻逵派往南京的特務也經常在司以忠家門口盯梢。但司以忠不畏權勢，決心反馬到底。一面利用同情他們的各地報刊對馬進行口誅筆伐，一面集中在南京、上海兩地的寧夏青年學生百餘人在南京舉行遊行請願，向國民黨當局呼籲，營救雷啟霖出獄。為了擴大影響，他們在南京中央飯店舉行新聞記者招待會，對馬鴻逵進行血淚控訴。京滬各報，就連極右勢力的《救國日報》也都在第一版以通欄大字標題發布了這一訊息。這不僅轟動了南京和上海兩地，全國都為之大嘩，甚至《字林西報》和《密勒氏評論》等外國報刊也刊登了訊息和照片。國大代表聯誼會和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都發表了談話，譴責馬鴻逵的軍閥作風，不許在南京擅自捕人，對“雷案必須移轉管轄”。馬鴻逵遭到朝野人士的譴責，他們營救雷啟霖出獄的運動勝利了。為了保護雷啟霖的安全，防止馬鴻逵的特務暗害，他們決定將雷隱蔽在一個僻靜的地方，不讓與外人接觸。可是，司以忠和袁金章卻成了被告，南京高等法院每周傳訊一次，在法庭上與原告馬鴻逵的代理白建民對簿。這場官司一直打到南京解放、國民黨政府逃跑才了結。
司以忠在反馬運動中接觸了許多進步人士和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他們對反馬運動給予同情和支持，使司以忠對反馬有了新的認識，反馬只是反對封建軍閥獨裁統治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在1948年的秋天，司以忠和袁金章、雷啟霖經周苑文(當時民革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潘幸生(民革中央幹部)的介紹，在南京加入了民革地下組織，開始進行反蔣活動。從此司以忠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戰爭在全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國民黨反動政權還要做垂死的掙扎，在南京進行了一次大檢查、大逮捕、大屠殺。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慘遭殺害，民革地下組織負責人孟士衡被殺害後，司以忠的組織採取了疏散隱蔽的方式，繼續鬥爭。當時在編譯館的民革地下成員有邵恆秋、楊憲益、廉士聰和司以忠。
1948年冬，國民黨政府準備撤退，命令各單位把檔案檔案裝箱運往福建。他們暗地組織機關職工，反對搬遷，寧要遣散費，也不願逃走。經過一番尖銳的鬥爭，終於把大部分文物檔案保護下來。
1949年春南京解放前夕，市內一度發生搶劫風。有的機關被燒、被槍；有的糧店被槍，商店關門，市面一片混亂。他們在機關組織人力，維持秩序，保護了機關財產。
1949年1月，淮海戰役勝利結束，蔣介石“引退”，李宗仁暫代總統之職，國共進行和談。這時人心慌亂，局勢不穩，他們在民眾中秘密宣傳新華社有關國民黨必將垮台、全國必將解放的訊息，勸他們不要隨國民黨逃走。同時在機關內部組織了應變委員會，司以忠被推選擔任秘書，一面維持秩序，一面準備迎接解放。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和談協定上籤字。4月23日的黃昏，解放軍占領浦江，開始渡江。24日清晨，解放軍進城，宣布南京解放。
南京解放了。司以忠參加了機關的接管工作。同時司以忠和邵恆秋、楊憲益、廉士聰等參加了民革南京市臨時工作委員會的整頓組織工作，清除了內部壞人。1949年秋，編譯館的接管工作結束。經南京市高教局介紹，司以忠去北京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袁金章、雷啟霖先後回到寧夏。在一年的學習中，司以忠如實地總結了自己的歷史，提高了認識。1950年10月在華北革大畢業，11月司以忠即參加了民革在北京召開的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代表會議。會議決定將原來的國民黨民主派的三個組織：民聯、民促、民革合併，統一稱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會後，民革中央派司以忠去西安幫助籌建陝西省民革組織，並擔任民革陝西省委員會常委兼宣傳處長。司以忠還曾兼任陝西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西安市政協委員、人民代表和青聯常委等職。1952年9月，司以忠又參加了老區訪問團赴陝北老區進行訪問。土改開始後，司以忠擔任陝西省政協土改參觀團副團長，並親自參加了陝南地區的兩期土改工作，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
1957年反“右”鬥爭初期，司以忠還是領導者，到1958年8月內部檢查工作時，司以忠卻被錯劃為“右”派，最初決定保留委員名義，降三級留機關勞動改造，以後又下放機關農場勞動1年。1961年8月又被扣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送馬欄農場勞動教養1年，於1962年10月解除勞教回家。這4年中，司以忠愛人也受到株連，於1962年被迫向西安市人民政府申請退職，司以忠的全家由西安遷回寧夏賀蘭縣洪廣鄉高榮村參加勞動。
“文革”一開始，司以忠又遭受造反派的打罵，受一些人的白眼。
1978年5月，賀蘭縣人民政府宣布給司以忠摘掉“右”派分子帽子，9月又宣布給司以忠摘掉歷史反革命的帽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79年，陝西省委統戰部給司以忠落實了政策，把1958年給司以忠錯劃的“右”派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給予撤銷，恢復名譽，恢復工作，恢復原13級工資級別。
因司以忠的全家已於1962年遷回寧夏，如果司以忠仍回西安工作，全家必須再遷往西安，實在不方便。經組織研究和聯繫，1980年1月，司以忠的工作關係被轉到寧夏自治區政協。4月間，司以忠被特邀參加了民革寧夏回族自治區第三次全區代表大會，被選為民革區委會副主委兼秘書長。1981年，司以忠兼任銀川市中山業餘學校校長。為了實現新老合作和新老交替，1984年民革區委會換屆時，司以忠辭去了秘書長職務，擔任專職副主委兼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自擔任中山業餘學校校長以後，在辦學方面花費了一定的精力。劉文華委員擔任副校長，對司以忠的幫助很多。對中山業餘學校的校務設施及教學質量等方面，全校教職員工都做了不少工作。已結業學員近3000人，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有用人才，取得了社會各方面的好評及支持。
1987年2月，司以忠被特邀出席了民革全國代表會議，被選為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司以忠的妻子宋玉瑛，江蘇省高郵縣人，是民革成員，具有高中文化，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解放後任職於西安市人民政府，現已退休。司以忠有9個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