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史國綱先生著作《聯合國》封面史國綱（1902—1978），男，溧陽侯59世孫，1902年出生在江蘇省溧陽縣埭頭鄉。
他祖上家道原來比較殷實，封建禮教甚濃，到他出生時已開始敗落。國綱先生三歲喪父，是母親把他帶大的，母親為人和藹，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能不言則不言，能吞聲則吞聲；但對兒子的教育卻很重視，鼓勵兒子自幼要讀書上進。雖然是世代書香門第，國綱先生卻從未進過私塾，開始讀書就上了“洋學堂”。
史國綱先生六歲入國小，畢業後進入常州省立第五中學。在常州讀書期間，受新潮流思想的影響，他就打算著如何出洋留學。
當時的家景，自費是出不起這筆錢的，勤工儉學又覺得不正規，因此一心想考上“清華”，畢業後爭取公費留學，所以讀書十分刻苦認真，成績很是優秀。
高中畢業後，果然實現了願望，他考上了清華大學。看到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欺壓中國，在“外交救國”思潮的促動下，決定學文科，為今後從事外交工作，使祖國不再受列強任意欺侮做貢獻而打基礎。6年後，即1926年，史國綱先生坐海輪去美國公費留學，先在皮勞埃大學學習，畢業後升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的是國際關係與國際公法。
在美國留學期間，史國綱先生接觸到許多美國人和美國家庭，得到深刻的影響就是美國人當時對中國人的態度一是瞧不起，二是憐憫。他對這兩種態度都有著強烈的反感。於是在崇拜美國文明的同時，更想念自已的祖國。
有一次，別人看到他學習較好，就問：“你是日本人吧？”國綱先生鄭重地告訴他：“我是中國人！”可惜他在哈佛大學研究院畢業的那張文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敢保留，怕“紅衛兵”抄家抄出來當“罪證”， 也被當作“四舊”毀掉了。那張文憑是羊皮的，當時撕也撕不破，只好用剪刀剪碎。
1932年底，史國綱先生學成後滿懷為國家服務的志向，從美國回到了祖國。次年2月，進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具體工作主要是編輯《東方雜誌》，一乾就是7年。在這段時間，他曾用“谷光”的筆名發表文章，介紹世界形勢，揭露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
抗日戰爭爆發後，史國綱先生隨商務印書館從上海遷至香港，1939年辭職回到了祖國內地昆明。他先後做過大學教授、私人秘書、公司職員等。1945年8月，到“中央大學”政治系任教授。他教的是外交史、國際組織和國際關係，同時還在“東方語專”任兼職教授，後隨“中央大學”遷回南京。
解放以後，“中央大學”改名為“南京大學”，史國綱先生繼續擔任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後又兼任教務處出版組主任，直到1953年院系調整。
史國綱先生的心中始終裝著祖國，想著服務於祖國。雖學的是國際關係和國際公法，但只要是祖國需要，他從不計較從事何種工作。1951年，史國綱先生被抽調進工作隊，到皖北參加四個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回校後又參加“三反”、“五反”運動，當學習小組長。
1953年國家進行院系調整，撤銷南京大學法學院。他很喜歡也比較適合在大學裡教學生，想繼續把自己在哈佛大學學到的外交知識傳授給學生，用自己的特長為祖國服務；但他也懂得一切要服從祖國需要，聽從黨的安排的道理。所以，當領導證求意見時，他只說了一句話：“服從分配。”組織上把他分配到江蘇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當參事。當時儘管思想上也有矛盾，但從來未在工作中有任何不滿。開會，他認真聽報告、記筆記，積極參與各種視察、調查研究和慰問。
1956年，史國綱當選為民盟江蘇省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負責編輯“江蘇盟訊”，不但編審稿件，還曾用筆名“玉岡”發表文章，對解決國家當時政治經濟建設和社會現實中遇到的問題獻計獻策。
那個年代，由於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敵視中國，對我國實行經濟和外交封鎖，與我國很少有交往，史國綱先生精通的英語和能看能讀的歐洲其他幾國語言基本用不上。而當時的“蘇聯老大哥”在幫中國搞經濟建設，所以國家很需要俄語人才。
史國綱先生每天下班後回到家裡就自學俄語。正好夫人是上海大同大學英語專修科畢業的，解放後已自學俄語，並擔任過南京農校的俄文教師，這對史國綱先生的學習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俄語學成後，史國綱先生在夫人的協助下，利用業餘時間在家中翻譯了一本蘇聯科學院米克魯霍——馬克來民族學研究所著的“美洲印地安人”，全書共31萬字，於1960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1961年，史國綱先生參加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三期的學習。他曾先後擔任政協江蘇省第二、三、四屆委員。
史國綱先生一心愛國，還體現在他對女兒的培養教育上。他只有一個女兒，夫妻倆雖十分疼愛，卻並不嬌慣，從小就鼓勵女兒向英雄人物學習，愛國、愛家、愛人民，要求女兒對國家、對家庭、對父母要有責任心，要像男孩子一樣不怕困難。夫妻倆總是引導女兒積極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成長為一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利於國家的人。女兒3歲時就教她“木蘭辭”，使她從小就知道古代有一個花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為國殺敵。女兒7、8歲時，正值“抗美援朝”，就知道把父母給的一個“袁大頭”捐給學校讓志願軍叔叔買飛機大炮打美國強盜；放學回家還和小同學一起幫助大娘、大嬸們賣自製的五香豆，得到的錢全部捐給“抗美援朝”。據女兒回憶，史國綱先生唯一教給女兒唱過的一首歌就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史國綱先生慰問志願軍時，還特意帶上一本紀念冊，貼上女兒的照片，寫上女兒的名字，請許多戰鬥英雄在小本子上寫幾句話，讓女兒從英雄們的留言中看到對自己的期望，從中得到教育和啟發，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成長為對建設祖國的有用人才。由於受父母的影響，女兒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後，服從需要，分配到工作和生活環境艱苦的大西北甘肅，後調到流動單位水電部十四工程局，常年在山溝里施工建造水電站，安心履行自己的職責。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史國綱先生夫妻倆年歲也越來越大，女兒不在身邊生活上確實有許多困難，但他一直不向組織上反映要求把女兒調回身邊。當時憑他們的情況是完全可以辦理的。他認為，女兒有自己的工作崗位，國家需要她在那兒工作，不能因為自己有困難就把女兒調回來。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史國綱先生準備大幹一場，用所學的知識為祖國發揮作用，實現自己的抱負。他一直關注著中美、中日關係，關心著祖國的外交事業，一點一滴地收集著資料。
1978年秋天，他突發腦血栓，被送入醫院搶救。第二天，女兒聞訊趕來醫院。見到女兒，史國綱先生彌留之際不提自己的病，卻說：“你回來就好了，可以幫我整理資料了。”他還是在關心國家大事，還想著為國家做工作。住院的第五天，由於輸液反應引起腦溢血，經搶救無效，與世長逝，享年76歲。
人物生平
1902年7月12日，史國綱出生在溧陽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史姓是江南望族，世代書香，封官賜蔭，“山中無大樹，蓬蒿也稱王”（史國綱語），在地方上頗有名望。他的父親為了捐官出賣了大批產業，家中人口眾多，漸漸入不敷出，家道中落。
史國綱三歲喪父，他又是庶母所生，所以在這個封建大家庭里，他感到十分壓抑。表面上大家客客氣氣，暗地裡排擠鬥氣。母親為人忠厚和藹，寡言少語，忍氣吞聲，但她一直鼓勵小國綱讀書上進，成人成才，以作晚年之靠。可後來在史國綱留美期間，母親竟因腸炎之疾病逝，令遠在海外的學子痛斷肝腸！
史國綱六歲即在本縣讀國小（讀國小時原名國維，後自己改名國綱，立志要做國家的棟樑），他沒有讀私塾，因為大哥在當地辦了一所國小。後來他到常州省立第五中學念書，那時二哥是該校的學監。在校時他曾偷偷參加五四運動聲援大遊行，但遭到思想保守的二哥的訓斥。環境的壓抑和思想的束縛，使他產生了擺脫傳統約束、到時代的大潮中衝浪的欲望。
考入清華讀書期間，北京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爭民主、要自由、反侵略、反賣國的思潮深深地影響著史國綱的成長曆程。而當時“傑出的外交家”王正廷、顧維鈞等常常來校演講，痛斥政府無能，痛哭國之懦弱，痛恨列強囂張，這些“外交救國”的主張理念，深深地印在了史國綱的腦海里。目睹國勢日危，“弱國無外交”的現實日夜在刺痛著他的心。他毅然棄工學文，選擇了國際公法和國際關係作為主攻科目，心想有朝一日能為國為民在國際社會爭得一席之地盡力，此生足矣。
汽笛拉響了留學的旅程之聲，史國綱心潮澎湃，恰似那翻騰不息的浪花。
1926年，史國綱作為公費留學生，來到美國皮勞埃大學學習，他是這所大學裡唯一的中國學生。時間僅僅過去兩年，他又以出色的成績考入美國“最高學府”哈佛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和國際公法研究生。按理說，史國綱念個哈佛的博士回來應該沒問題，但有兩件事對他刺激很深。一是母親的早逝，使他想到養育之恩無法報答，十分痛心。聯想到祖國母親貧窮落後，自己應該早日返程，報效國家。二是美國人的態度。在與美國同學同事的接觸中，不少人對中國學生一種是瞧不起，另一種是憐憫。這極大地刺激了史國綱的民族自尊心，他對這兩種人強烈反感！因為他成績好，有一次別人問他：“你是日本人吧？”史國綱鄭重地回答：“我是中國人！”當然，不少美國朋友還是很友好的，像皮勞埃大學教英國史和英國憲政史的理察孫教授、哈佛大學教國際公法的威爾遜教授，就十分關心器重這位中國學子，回國後的史國綱還常常與他們通信，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
1932年年底，史國綱回到祖國。春節過後，他就進入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工作，編輯《東方》雜誌。1933年4月，他和方安結婚，對方是位賢淑的才女，是常州人。她的父親方叔遠，乃商務印書館的元老之一，也是大儒，是《辭源》的主編之一。
《東方》雜誌由商務印書館創辦於1904年3月，為我國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性雜誌。它忠實地記錄了歷史風雲變遷，是名人發表作品的園地。梁啓超、蔡元培、嚴復、魯迅、陳獨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該刊發表過文章，杜亞泉、胡愈之等出任過其主編。《東方》雜誌經歷了清末、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各個重大歷史時期，它無所不包的內容（中國大事記下有時還附有原始函電和文牘），並有許多照片（有些現已很難覓得），因而集中了近現代史的大量資料，也是近現代史的見證，唯此之故，大陸和台灣先後把《東方》雜誌全套複印出版，成為研究近現代史的學者們很有用的參考資料。
史國綱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像美國的許多外交家一樣，先當記者，撰寫政論，鍛鍊敏銳性、靈活性，日後投身政界為國效勞。但他這一乾就幹了七年，期間他常以“谷光”的筆名發表文章。《“身體出庭狀”之研究》，從其淵源、歷史出發，詳細討論了“身體出庭狀”這一英美法制中保障人民的利器。他認為“身體出庭狀”和陪審制，“這是人類的智慧所能想出來防禦虐政最有效的方法”。他最後清楚地指出：“訂立人民的權利，這是一樁很容易的事情；所難者，就是如何使人民充分享受他的權利。”《東方》雜誌還曾開闢過“憲法問題專號”，“專號”的十七篇文章中至少有七篇是有關外國憲法的，從不同側面對各國憲法作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從中不難看出七十年前中國憲政學者的眼界之寬、視野之遠，以及他們思考、觀察中國憲政問題的起點之高，如史國綱的《美國憲法之背景及其特點》。
在回國後的日子裡，史國綱譯著頗豐，他先後出版了《世界之復興》、《國際政治經濟一覽》（1934年）、《世界原料與殖民地問題》（1937年）等書，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付印；並撰寫出版了《自衛與侵略》（1938年）、《聯合國》（1946年）等專著；後來他還與夫人方安合作翻譯出版了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的《正義》和前蘇聯專家卡贊采夫的馬列主義教育叢書《教學組織工作經驗》（1955年）。淵博的世界史知識和良好的外文基礎，使史國綱所學之長得到發揮，他急切地想把國際外交國際政治的知識，介紹到國內來。“學術救國”、“知識救國”的理想在他頭腦中根深蒂固。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史國綱的夢想灰飛煙滅。商務印書館編輯部遷至香港，《東方》原主編李聖五到南京投靠了汪偽政權。為不做日本人的奴才，史國綱毅然於1939年4月離開香港來到昆明，開始了顛沛流離的謀生生涯。他先後應聘過大學教授、私人秘書、公司襄理等職，直到1944年8月，才又頂同學之缺在中央大學任教，擔任政治系教授，教的是外交史、國際組織、國際關係等方面課程。在重慶沙坪壩時還在東方語專兼課，去陸軍大學講“聯合國組織”等課，並任當時《中央日報》社論委員會委員。抗戰勝利，他又隨中央大學遷至南京。
史國綱成了“教書匠”，“外交家”之夢成了鏡中花，水中月。
解放軍的炮聲隆隆地響徹長江兩岸，史國綱沒有去台灣，他毅然留下來任教，迎接新中國建立。南京大學續聘他任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兼任教務處出版組主任。
1950年5月，他作為新中國最早的一批“中國民主同盟”會員，充分享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喜悅。他為自己能培養新一代的外交家而盡心盡力，雖然學校當時給他的報酬為每月“大米900斤”。
1951年，他到皖北參加了四個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回來後又參加“三反”、“五反”運動，並任學習小組長。面對新形勢、新工作、新局面，他認真聽報告記筆記，積極參加各種調查訪問，努力使自己實現由舊至新的轉變。一張“江蘇省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是由當時的主席譚震林於1953年4月簽發的：“茲任命史國綱為本府參事室參事。”雖然史國綱不願離開心愛的講台，但他還是服從了組織安排。
1956年他當選民盟江蘇省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負責編輯《江蘇盟訊》，以“玉岡”的筆名在刊物上撰寫研討文章。“大躍進”開始，他積極參加“大煉鋼鐵”等運動，努力“改造世界觀”。他先後擔任了江蘇省第二、三、四屆政協委員，為參政議政、民主協商盡綿薄之力。
史國綱是胸懷天下的，無論他的家搬到哪裡，牆上總貼著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按當時時髦的說法，叫“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其實這與他學的專業有關。由於中美交惡，英語似乎無用武之地，其他歐洲幾國語言也無用處，他又自學俄語，在夫人的幫助下翻譯了《美洲印第安人》。他夫人方安是上海同濟大學英語專科畢業，曾在南京農業大學當過俄語教師。
1961年至1962年，組織派史國綱去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他成了該學院第三期第三班第三組的學員。此時，女兒史芸芳已考上北京醫學院醫學系學習。國慶節的夜晚，父女倆被邀站在天安門觀禮台上，觀看這“火樹銀花不夜天”的焰火燃放，欣賞著“歡歌笑語舞翩躚”的文娛表演，幸福的淚水從眼眶中盡情流淌。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像史國綱這樣歷史背景的人在劫難逃。這時在北京的女兒看到紅衛兵抄家的兇狠，怕在南京的兩位老人經受不住衝擊，所以趕緊寫信給家裡，讓他們主動自破“四舊”！後來她回到家中母親告訴她：“你爸的那張哈佛大學的碩士文憑，撕也撕不動！後來才知道這是用羊皮做的；沒辦法只好用剪刀剪碎，丟到抽水馬桶里。誰知羊皮遇水越脹越大，好不容易才衝下去的……”窗外傳來了陣陣口號聲：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史國綱在單位兢兢業業，作風正派，樂於助人，深為民盟同事稱道。造反派也抓不到他什麼把柄，可一次他因病上班遲到了五分鐘，這下可惹了大禍，立即就有大字報出現在牆上，對他進行批判……
史國綱老了。步入老年的夫婦盼望獨生女兒能回南京照顧他們，但遠在皖南山溝里修水電站的女兒女婿卻始終沒能回寧。
“四人幫”倒台後，史老希望迎接事業上的又一個春天。隨著中日、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他一直在關注著收集資料，利用自己所學之長提供參考意見。在得知國家領導人即將出訪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伊朗等國的訊息後，他不顧天氣炎熱，年邁體弱，著手編寫有關資料。
而就在1978年秋天，他突患腦血栓倒下被送到醫院急救。看到匆匆趕來的女兒，剛可以開口說話的史老激動地說：“你回來就好了，可以幫我整理資料了。”病重期間，他還詢問鄧小平副總理訪日的情況，並說希望能看到實況轉播……
入院僅僅五天，史國綱走了，儘管他是那么不情願地走，儘管他臨終還惦念國際關係的發展，但天不容才，七十六歲的他還是走了。女兒欲哭無淚，她是學醫的，為無數的病人服務過，卻從未為自己的父親打過一回針，開過一片藥！她想回家來好好為父親的事業打打下手，而這樣的機會卻永遠沒有了。
人的一生短暫而又漫長，我們有那么多的心愿，而又有那么多的不如願。天空上沒有痕跡，但鳥兒飛過了，那翅膀扇動的氣流，雖然無足輕重，但畢竟是生命的律動。
史芸芳把父母的骨灰都撒在了鐘山腳下的蒼松翠柏間，她知道在大自然的懷抱里，融為一體的父母會在這裡散步、討論、暢想，會在這裡永生。她說：“作為一個從溧陽走出來的老知識分子，爸爸的一生是平凡的，但他沒有虛度光陰，我想他應該在這世界上留下點痕跡。”
人物著作
《世界之復興》、《國際政治經濟一覽》、《世界原料與殖民地問題》等書（上海商務印書館付印）；《自衛與侵略》、《聯合國》；譯著《美洲印第安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