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厲以寧
厲以寧簡介
厲以寧，江蘇儀征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斗。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55年畢業後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傑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包括 “孫冶方經濟學獎”、“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等。 因論證倡導我國股份制改革，被尊稱厲股份。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並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
影響。厲以寧教授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厲以寧教授因為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傑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其中包括 “孫冶方經濟學獎”、“國家中青年突出貢獻專家證書”、“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等。1998年榮獲香港理工大學授予的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厲以寧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學的倫理問題》《轉型發展理論》《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羅馬—拜占庭經濟史》《論民營經濟》《工業化和制度調整》等。
延伸研讀
無論幽默還是戲謔，當公眾將一個人的稱謂同國家、民族的一段歷史相聯繫，我們便有理由認為，這個人在史冊上留下了些什麼。
“厲股份”對別人喊他厲股份抱一種無所謂的態度:“隨大家喊去吧。”操一口聲線較細的吳依方音的國語，傳達出的是北方男子漢的“爽”。
自1984年在社會上公開演講、鼓吹股份制理論，到去年黨的“十五大”將發展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寫進總書記的報告，成為執政黨的意志，其間幾經風雨幾度沉浮:共鳴與非議，掌聲與棒喝，由此也使他本不平坦的學術之路愈發顯得不平凡。而今，塵埃隨風，是非公斷，“厲股份”自然也就聲名遠播。
倒是他的學生們有些不解了:厲老師目前出版了47部學術著作，學術論文達幾百篇之多，理論自成體系，如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第二次調節論、轉型發展理論等等，可怎么獨獨喊他厲股份呢?是不是有點“以偏概全”了呢?
就是他自己，也認為最能代表他關於當前中國經濟學術觀點的是1990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可，可那怎么叫哇?”——他的大弟子、現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朱善利博士非常認真地討論這個問題:“叫‘厲非均衡’?那多拗口呀!再說，四個字的名字，像日本人。”
由此，“厲股份”的好處便凸顯出來——它是大眾話語。國際上在二次大戰以後、中國則在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學日益成為顯學，有造詣的經濟學家往往成為國家決策層的座上客。厲先生的非均衡論、二次調節論等等學說，其直接的影響力、作用力恐怕首先還在於政府領導層或相關機構。唯有這股份制理論與中國的千千萬萬個企業，與數以億計的民眾民生息息相關，它對中國社會現實生活的觸動是廣泛而深刻的，作為一項經濟理論它所引起的關注也是空前的。換言之，它是厲教授以吳儂方音唱出的一首通俗歌曲，而且列排行榜第一。
厲股份——不是學術界的命名，不是領導人的欽定，這是中國民間的贈予，是集民間百草編織成的一頂荊冠——是厲先生以丹田之氣、熱血生命推動過的一段特定歷史、那段歷史又回報給他的最好禮物。
是為名解。不過，67年前，厲以寧先生在南京呱呱墜地時，其父母的祈願是“凌厲而出以寧靜。”
講台上，這個把失業與通脹、轉型與發展闡釋得透闢入里的經濟學家，是那個夢想成為化學家的求學者嗎?這個在談笑間播撒中西學識的著名教授，是那個將通往講台的路視為畏途的內向青年嗎?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階梯大教室，寬敞明亮，晚六點，離上課還有半小時，才進門的人發現可容納300人的教室已沒有空位了。黑板前，一位男生正在抄寫“公告”:此課為97級MBA的必修課，旁聽的同學請坐最後兩排，謝謝!——而此時“最後兩排”的後面都站了兩排人，有人乾脆在水泥台階上打了“地座”。
六點半，拎著一隻舊提包、提包拉鏈處塞著一瓶礦泉水的厲先生走進教室，喧囂歸於肅靜。“為什麼所有的開發中國家在發展之初都會遇到失業問題呢?中國的失業問題同一般開發中國家相比，有哪些共同點又有哪些特殊性呢?”這樣的設問不由你不跟著他的思想走:“國際上有一條公認的現代化標準:農業人口占總人口30%以下。目前美國是4%，西歐國家為10%，我們中國是80%。當大量農村人口擁入城市，城市的崗位有限，於是出現了失業。所以失業是所有開發中國家發展進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中國作為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開發中國家，大家注意，是既轉型又發展，還具有一般開發中國家所沒有的計畫體制的後遺症，就是過去三個人飯五個人吃的隱蔽性失業不斷公開化的問題”——語言樸素、平實，卻讓你一步步地貼近事物的本質。“失業問題的出路何在呢?”他用了一個比喻:“騎腳踏車的人都知道，騎得快車子反倒穩，慢就晃，停就倒。因此只有發展經濟才能有更多的崗位出現。”
課間休息時，他點燃了一根香菸，三三兩兩的學生拿著筆記本請他簽名，也有圍上來請教問題的。
據說這種“火爆”和“叫座”已持續了十來年。盛譽之下，這位教授卻“托底”說，學經濟、當教師都不是他的本意，“是偶然，使我踏入了經濟學的大門”。
祖籍江蘇儀征，南京出生，曾在上海的南洋模範中學就讀，12歲戴上近視鏡，中學時既喜歡數理化又熱衷於文學。“我立志當化學家是1947年，在金陵大學附中學習期間。我們到南京的一家化肥廠參觀，使我了解到化肥對農業的種種好處，於是我決心走‘工業救國’的道路。畢業後我被保送金陵大學，我選擇了化學工程系。”不久，全國解放，他在湖南參加了工作，在一個消費合作社當了一年多“厲會計”。“1951年我離職參加高等學校考試，委託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的好友趙輝傑代為報名，他認為我學習經濟比較有優勢，就替我做主，第一志願填了北大經濟系。7月我在長沙應試，8月接到錄取通知。至今我還在感謝趙輝傑代我作出的選擇。”——正是趙輝傑的“包辦”，為中國貢獻了一位經濟學家。
大學畢業時，厲以寧很想到科學院經濟所工作，他覺得自己口才不好，著急時還有些口吃，所以他怕講課，也不願講課，但最後還是被留校當了資料員……
“厲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國經濟史中古羅馬帝國那節課，”一位同學回憶道，“他在大黑板上，幾筆就畫出了羅馬帝國極盛時的版圖，然後講歷史演變，怎樣成為今天的格局。他對這段歷史熟悉得讓我們吃驚。那堂課太精彩了，下課時我們使勁兒給他鼓掌!”——同學們哪裡知道，厲先生和他的好友馬雍合譯《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時，兩人還都是30歲上下的青年，精力旺盛，對羅馬帝國由興盛到衰亡的過程、原因，有過幾次徹夜不眠的討論，他們還以這段悲劇的歷史眼光來審視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落伍，讀活了經濟史原著。
“口才不好，我就以充實的內容來彌補”。長達20年的知識積累，使厲以寧在講台上揮灑自如。他一次次地叮囑後來學子:“經濟學家是社會的設計者，要為整個社會思考問題，要有這個使命感。”他在這裡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在這裡展示自己的人性人品。
也是一次有二三百人參加的大課上，當厲先生將他撰寫的幾十萬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講義發到同學們手中時，一位男生站起來說有段話不準確。厲先生覺得不太可能，那位男生就辯駁，大家也議論紛紛。琢磨了一會兒，厲先生弄清是語言表述有點毛病，他讓大家安靜，然後一字一字地改正講義。提意見的那位男生“下場”是——從此被他另眼相看甚為欣賞。
這件事給那位男生的心得是:“厲先生不愧是大家風範，以他的學識、威望，誰敢跟他爭呀?學問高的人才能有這樣的涵養，當場改錯，還從此看重我。”如今，這位男生已成為一個幾千人企業的負責人，會上會下每每聽到不同意見不同觀點時，他說腦海里出現的總是那堂課的情景。
是偶然，使厲以寧邁入了經濟學的大門。
但絕不是偶然，使他成為經濟學家的。
這個如海綿吸水一心向學的高材生，是那個京郊農村運肥壘壩、贛水岸邊挑谷割稻的苦勞力嗎?這個以對中國經濟超前預測而令人折服的學者，是那個窮年累月面壁苦讀的“板凳”嗎?
作為北京大學人才鏈條的一環，厲以寧的命運既不同於他的師長陳岱孫、羅志如等人，也不同於他的學生朱善利這代人。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經濟學家，他沒有碩士、博士學位，他受他生活成長的那個時代的滋養，也受到那個時代的局限，同時還飽嘗了那個時代錯誤的苦果。
1957年的“反右”使厲以寧的恩師幾乎全部蒙難。羅志如、陳振漢、徐毓等六教授起草了著名的關於經濟科學繁榮的意見書——因思想致罪，六教授有的被打成右派，厲以寧也因牽連挨整，開始了他為時20年的板凳時代。
中國第一聲
在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征程中，厲以寧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這位北京大學的教授，以他具有建設性的經濟學著述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而他對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貢獻，是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期，就提出了在中國要積極引進企業的股份制度，他由此而得到了“厲股份”的外號。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走出“文革”磨難的中國百廢待興，最大的問題是城市居民的就業問題。大量在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回城的知識青年，急需尋找到工作崗位，就業成了一個影響社會安定的突出問題。1980年夏，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主持召開了全國勞動就業會議。參加會議的各路人士紛紛提出，為了吸收更多的勞動力，政府應當大力興辦企業。但是，國家拿不出那么多資金來興辦企業。厲以寧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可以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業來解決就業問題。他說，股份制企業就是民間集資，不用國家投入一分錢，就可吸收更多的勞動者就業。厲以寧的這次發言，是在高層會議上第一次發出的關於股份制的聲音，受到了國務院的高度重視。
事實上，股份製作為一種企業組織形式，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悄然興起。這與股份制經濟在西方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興起，其發展路徑是一致的。17世紀時，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由於航海業的發展，出現了第一批依賴集資組建起來的股份制企業，極大地推動了早期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因此，股份制經濟實際上是在中國擺脫了計畫經濟體制後必然要走上的一條道路。厲以寧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經濟學家，以其敏銳的目光看到了這種先進的企業組織形式對於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並為此而大聲疾呼。
但是，股份制這種脫胎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組織形式，在一些人看來，無異於是顛覆社會主義的“洪水猛獸”。圍繞著股份制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學術界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厲以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今天，厲以寧在回憶當年的爭論時說：“不同意我觀點的主要有三種人，一種是比較極端的人，認為我在搞私有化；一種是認為股份制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中國環境跟西方國家不一樣，中國當時的經濟體制還沒有完全轉型；還有一種人認為中國缺乏企業家。對於後兩種意見，我都作了應答，主要是強調股份制實際上是一種新的公有制形式。”從1984年到1986年，厲以寧奔走於全國各地，作了很多演講，寫了很多文章，宣傳股份制。1986年9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經濟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來改造現有的國有企業，改造現有的大集體企業。厲以寧的股份制理論成為中國推進資本市場建設和國企改革的重要理論支撐。
事實上，當時積極宣傳股份制經濟的不止厲以寧一人，董輔礽、蕭灼基、王珏、馮蘭瑞、蔣一葦等經濟學家都與厲以寧站在一起。正是在他們的積極推動下，股份制經濟在姓“資”姓“社”的爭論中逐步推進，並且從最初的集體企業開始向國有企業延伸，到上世紀80年代末，全國出現的股份制企業已經超過1000家。90年代初，隨著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的建立，一個完善的股票市場在中國出現了。厲以寧和他的“厲股份”的稱謂，也載入了中國股市發展的史冊。（周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