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原典文化的源頭，古人絕妙地通過描繪人物頭像的顯著特徵，來表達文明起源的探索路向，表達文明起源的“密碼”或“基因”。
這個顯著的差異是象徵的隱喻的，卻具有貫穿古今的洞察力和表現力。太容易知曉，荷馬這個傳奇的盲人詩尊，是聆聽的大師；倉頡這個傳奇的發明家之祖，是目視的大師。由此，荷馬與倉頡分別奠定了代表了兩種文明的原典文化不同的發展路向。
西方的語言文化普遍具有強烈的聲音元素和聆聽美學的特徵，中文語言文化普遍具有強烈的視覺元素和目視美學的特徵。
對於現代人來說，自先秦以來的文化原典，似乎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而事實上那些文化原典早已融入到我們的血液之中，成為我們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文化原典對現代的影響，不僅是深遠的，而且是入微的。我們的民族精神，即是由那些文化原典所澆鑄。
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民族特性，從某些方面來說，正是那些文化原典的表現。比如我們通常所說的“仁愛”、“博愛”、“仗義”、“忠誠”等，都可以從先秦的文化原典中找到根源。
因此，我們談傳統文化，說繼承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並不是談論某些外在於我們的東西，而是在談我們自己、我們自身。
但是，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其文化發展的過程是相當複雜的。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各種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彼此融合，並不斷地疊加到原有文化積澱之上，既豐富了原有的文化積澱，同時也使得文化原典與後人隔膜起來。
特別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更是一場人為的文化浩劫，它對文化原典的破壞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西漢時期雖然有所恢復，但已不能與先秦相提並論了，而漢儒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有利於思想的統一，但對早熟且尚未全面融合的先秦學術而言，也是具有破壞作用的。兩漢經學基本上承續了先秦儒學的傳統，而很少雜有其他百家思想，“經”與“子”的差別，也有地位高低之分的含義。
東漢時期印度佛學的傳入以及老莊思想以“玄學”的方式復燃，對中國古代思想的進步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對於先秦的文化原典的全面復興，卻造成了阻力，以儒士為主體的文化載體，在繼承傳統儒學的基礎上，不斷向佛道二家思想爭玄競幽，使對諸子之學的繼承較對釋老之學的融合，顯得更為薄弱和淺表。
唐王朝三教並重的文化政策，更刺激了這種思想文化發展的趨勢，雖然這時的傳統儒學更多的流入訓詁疏證一路，少有發明，而佛學的中國化以及為知識分子所接受，還有待時日，但是，大一統的政治局勢和包容萬象的氣概，使得唐朝在我國文化建設上，表現出對前此文化進行全面總結的特色。
意義
這種文化總結，不僅僅是對先秦以來的文化原典的清理，而且還呈現出對三教思想的充分展開，為宋代新儒學的興起及其在文化思想上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條件。宋學在此基礎上興起，也同時意味著對文化原典的更新和改造，使一切原典精神帶上宋學的特色，並對後世產生影響，在此之後，中國傳統文化經過明清的承續，近代的新變，直到現代、當代，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行為方式，體現於我們的一言一行之中。
既然傳統文化無時無刻不與我們相伴，不了解它或忽視其存在，顯然是不科學的，只有理性地接受和辨析，並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之進行改造更新，才能有利於我們的文化建設。這就是學習和閱讀文化原典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