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八路軍來到孔莊後，王典參加了抗日工作，開始管糧食的保管和供應，後擔任了農會組長．孔莊屬抗日政府三區，區長鬍子盛不執行合理負擔、團結抗日的政策，縱容區兵抓賭私分，民眾意見很大，王典領導民眾提出“驅逐鬍子盛，擁護喬勤禮”的要求．在八路軍地方工作團的支持下，罷免了鬍子盛，換上了共產黨員喬勤禮(喬民)。1939年1月，王典冒險救出了一位被抓的八路軍指導員，經這位指導員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後，王典擔任了區農會組織委員，他深入到敵戰區趙冊等村宣傳抗日，徵集公糧，工作很有成效。1939年11月，王典參加了縣委組織的冊井反摩擦鬥爭，他和榮成和、榮全林等率領北路請願民眾，衝破國民黨軍隊的阻攔，和頑軍支隊長於衍進行交涉，要求他們執行抗日政府軍費統籌統發的政策，不得私派糧款，於衍不僅不聽，相反卻下令毆打民眾，王典等人毫不畏懼，奮力反擊，被頑軍打得身負重傷。1941年，王典升任三區區長，不久為了對付敵人的強化治安，加強敵占區工作，王典擔任了新設的五區區長，五區是游擊區，王典以游擊隊的形式深入敵後村鎮，懲治死心塌地的頑固奸偽。他勇猛果敢、老百姓給他起了個綽號“馬武將軍”，氣得漢奸高德林出重賞緝拿他。
1942年，根據地遇到了多年不遇的大旱，莊稼無收，日偽軍又乘機進行封鎖、掃蕩和搶劫，抗戰進入極其艱苦的時期，深受民眾擁戴的老王典，擔任了縣農會主任。他走鄉串戶，與民眾一起探索生產渡荒的辦法。他在柴關村看到花房盤剝民眾的情況後，就組織民眾開辦起自己的花房，彈出棉花基本不賺，讓民眾用布來換，花房再把布賣給野戰軍供給處，供給處給錢或糧食，這樣民眾有了活乾，也換來了糧食。附近各村看這辦法好，也紛紛仿效。王典又因勢利導，各村以花房為基礎成立了合作社，各個區成立了聯合社，王典任二區聯合社主任．1944年縣聯合社成立後，王典任縣聯合社主任。在組織紡織、發展合作社的工作中，王典創造性地解決了很多問題，成為當時邊區的一面旗幟．如工作開始鋪開時，有的村幹部不認識合作社的優越性，合作社遲遲建不起來，王典就一筆一筆幫他們算細帳，算得他們心裡透亮，口服心服，工作全面鋪開後，個別村出現了幹部剋扣民眾的現象，民眾有意見，王典就語重心長地找幹部談心，指出：“我們的合作社是民眾經濟，如果剝削民眾，和過去的奸商有什麼分別呢?”並反覆指出合作社主要是組織民眾開展生產渡過災荒，是為民眾謀利益的，不能光考慮自己賺錢多少，進行教育的同時，他也考慮到幹部也是災民，由於工作忙，養不住家的實際困難，在給他們發棉花和糧食時規定了一些優惠辦法。這樣，幹部滿意了，民眾也滿意了。在具體組織紡織上，王典深入到一家一戶，找婦女們了解情況。根據柴關、賈溝兩個貧苦婦女的反映，他發現不少窮苦人家沒有織布機，紡了線織不成布，影響收入。王典經過細心琢磨，提出了紡織分工的方法，紡的光紡，織的光織，流水作業，這樣誰擅長什麼乾什麼，紡得快織得多，質量也提高了。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組織婦女集體紡花，姑娘媳婦在一塊說說笑笑，忘記了疲勞，提高了產量，當時柴關一帶數十個村莊，“日牛日牛的紡花聲和嘩啦嘩啦的織布聲晝夜不絕於耳”．由於王典的出色工作，當時解放區143個村莊，有85個合作社，組織紡織婦女4740人，成立了535個紡織互助組．到1945年共紡花133151斤，織布117777斤。
在組織紡織的同時，王典還利用合作社組織山貨出口(賣到敵占區)。由於災荒嚴重，敵6區大批災民逃到根據地，為了儘量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為了不餓死一個災民，根據敵占區缺柴缺草的情況，王典組織災民割草，用草到合作社換糠、蘇餅等食品．尤其是山地產的蕷草，既可作飼料又可入藥，在敵占區銷路很好，最繁忙的時候，一星期可出口一千五百擔，為了更好地組織貨物出口，王典和郝季甄在冊井成立了“季典貨棧”，集中收購根據地出產的荊條、背簍、轆轆把、布匹、皮貨等，組織災民運輸隊，賣到敵占區，買回根據地需要的食鹽、棉花，肥皂等日用品。另外，在改造二流子、幫助民眾購置種子、耕畜，以及修建水利設施等方面。王典也做了大量工作。
王典在發展合作事業上的出色工作，對根據地的生產渡荒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事跡多次刊登在《新華日報》等報刊上，抗日政府稱之為“王典方向”，在太行區得到普遍推廣。1944年11月，他出席了太行區第一屆群英會，被推舉為一等合作英雄。會議宣言號召“大家都要按照沙河王典的方針去做”。會後，隨著抗戰形勢的好轉，他再接再厲，把合作事業進一步推行到了游擊區和敵占區。1945年，王典和郝季甄一起當選為晉冀魯豫邊區參議員，在邊區參議會太行區成立大會上被選為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沙河縣解放後，王典繼續擔任縣聯合社社長，他和元文芝等人奔走在廣大的新解放區，組織紡織，建立花房，發展合作事業，對鞏固發展解放區，支援解放戰爭，做出了貢獻。1948年，王典到平山華北黨校學習，在校期間，任支部副書記。
1949年初，王典被委派到天津，參加了剛剛解放的天津的接收工作。開始，任六區經濟股長，不久改任市供銷社農民服務社主任。初解放的天津，災民遍地，問題叢生，百廢待興，老王典投入到一個全新的工作中去，他沒日沒夜地忙著救濟災民，組織物資交流會等。對隨他到天津的老婆孩子顧不上管，任憑她們撿煤核，挖野菜度生．不久他到壩上地區組織合作杜，拋下老婆孩子更是聽天由命了。幾年間，陸續因病、餓死去三個孩子。
全國解放後，王典先後擔任天津市供銷總社工會主席，加工處長，煤球廠廠長，市人委生產辦公室副主任等職。老王典出身農民，基本上沒有文化(粗識幾百個字)．進城後一直保持著一個農民幹部的本色，他看不慣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也坐不慣辦公室，在煤礦上和工人一起背煤，在市人委主動到農場和工人一塊種地，和工人農民在一塊勞動他覺得心裡舒坦。他衣著十分樸素，一身工農打扮，、因此有次到文化宮開會被門崗攔住不讓進門。
1963年，在王典的多次要求下，領導批准他回沙河縣工作，回縣後，擔任了供銷社監委會主任，不久他來到闊別近二十年的柴關一帶，看到老根據地人民吃水仍然相當困難時，心情十分沉重，他主動向上級要求，參與了柴關截流的領導工作，他不顧年事已高和民眾一起搬石和泥。截流修成了，大家要在落成碑上刻上他的名字，老王典堅決不同意。他說：“這是大家的力量，我只不過盡了一個老黨員應盡的力量，怎能刻我的名字呢?”
十年動亂開始後，王典受到了衝擊．1969年，退休閒居，但他閒不住，還儘自己的力量為山區人民辦力所能及的事情．1977年，他為給左村買汽車南下湖南，一生不愛照相的老王典特意來到韶山，在毛澤東主席故居前深情地攝影留念。1978年1月2日，老王典不無遺憾地在柴關一口水井裡結束了自己八十年的生命歷程。死後，他留下的除幾件破舊衣服外，只有一套毛主席著作和記載了他一生功績的十數塊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