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牛津最早的大學圖書館是13世紀放置在聖瑪麗教堂書櫃裡的一個手抄本收藏。它可以根據一定的安全規則外借給
科德林頓圖書館1439年，牛津大學收到了來自英王亨利六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的第一筆慷慨的捐贈，共有280冊書，此事引起了大學當局對於圖書館的重視。他們決定要把圖書館搬遷到一座更大的，而且位置處於大學中央的新樓里，“以便遠離塵囂”。對於任何受中央大街喧鬧聲所困擾的現代人來說，這句話頗有遠見。1444年，牛津大學寫信通知漢弗萊公爵，大學計畫把神學院建築上面正在加蓋的第二層樓作為新圖書館的館址，並將以奠基人漢弗萊命名新的圖書館。但公爵在三年後溘然長逝，使大學當局爭取他更多資助的計畫落了空。可是為了感謝公爵對牛津大學的慷慨捐助，1488年落成的新館仍以他的名字命名。新館雖然比舊館大，但布局還是一樣的，即放置兩排側面靠牆的雙面台架書桌，中間留出寬敞的走道。
當時的書籍收藏若能保存至今，定會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漢弗萊公爵是英國第一位重要的新學問贊助人。他對書籍的選擇得力於米蘭人文主義者皮爾?坎迪多?德肯布里歐的指導，在他捐贈的書籍中有許多是新發現的古典作品，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普魯塔克的拉丁語譯文，還有但丁、彼得拉克和薄迦丘的作品。不幸的是，儘管16世紀的牛津學院都很富有，但大學當局卻幾乎沒有集中的資金來維修圖書館設備或購買印刷書來滿足當時的需求。結果閱覽室年久失修，許多書的皮革封面被撕下來賣給書籍裝訂工和裁縫。1556年，基督教堂學院買走了圖書館內的所有家具。此後42年中，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圖書館，而大學卻沒有。
1598年2月23日，托馬斯?博德利寫信給牛津大學副校長：“牛津原有一個公共圖書館，現館址猶存，但已書去室空，只是大學章程上還有記載。我願意自己出資將它修復，重新配上座椅、書架、書桌和其它所需品，以此來激發別人的善心和捐贈，幫助圖書館重新配齊圖書。”博德利出生於1545年。父母具有強烈的新教信仰，在瑪麗女王執政期間移居幾內瓦，他便是在那兒長大成人。從牛津拿到學位之後，他還在默頓學院擔任了12年的研究員，然後離開牛津，作為外交家去遊歷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歐洲國家。他退休前剛在荷蘭擔任了八年的英國特使。在那兒他肯定參觀了於1594年開放的萊頓大學圖書館。萊頓的榜樣也許影響了他自己對圖書館的許多構想，並促使他給牛津大學寫信。假如剛成立20年的萊頓大學都能擁有一座公共圖書館，那牛津這么古老的大學怎么能夠還沒有呢？
牛津大學的評議會於1598年3月2日開會時一致同意接受他的提案。於是圖書館的整修工作立即上馬。到了1600年，閱覽室的修復工作已告結束，但收集圖書的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博德利深知給捐贈者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因此他將正式開館的日期推遲到了1602年11月8日。這時的書架上已經堆滿了沉甸甸的對摺本，圖書館的藏書總數達到了299冊手抄本和1700冊印刷本。兩年後，詹姆斯一世冊封博德利為爵士，並頒發了以他名字命名新圖書館的特許證書。1605年，當圖書館的第一部印刷目錄出版時，上面已經列有6000冊書，整個收藏被公認為非常完備。
漢弗萊公爵圖書館原有的窗戶迫使博德利按中世紀的布局安放從牆壁突出來的書桌，但是他沒有用台架，而是採納1590年在默頓學院最早起用的新隔板書架系統，因為這樣可以節省放置圖書的空間。每一個雙面書桌上都配有三格書架。以供放置鏈條對摺本。書架上所有的書都書脊朝內，書的兩邊封皮都有細線連線，讀者將書放回書架時，須將線重新系好。所有的書被分為四大部分，然後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順序排列。神學書占據了南面的所有書架。醫學、法律和文科（包括數學、歷史、哲學和其它所有科目）的書籍都放在北邊的書架上。手抄本和印刷書放置在一起，這樣兩者都可以在同一個閱覽室查閱。對摺本是對讀者開放的，每個書架旁都釘有一塊牌子，上有該書架的書目。八開本和四開本需填取書單，由館長或是他的助手代為取書。這些書都放在東端的小屋裡，後來當它們數量增多時，就搬到了對面的牆廊上。特別珍貴的書都放在兩個加鎖的書櫃之內，只有館長本人才能從書櫃取書。天花板上畫有鮮艷的圖案，在屋樑交叉處是博德利的盾形紋章，而在格子平頂里畫的是牛津大學的紋章：主給我光明（Dominus illuminatio mea）。這句格言生動地反映了這點陣圖書館創始人的信念：學術研究可以從神聖中汲取力量，並從學問中獲取信仰。
大學章程規定，圖書館長必須是“一位本科畢業生……和語言學家，並且不得為婚姻所累”，然後補充解釋說，“婚姻會帶來過多的家務雜事”，以至使圖書館長沒時間來履行職責。然而，從1600至1620年擔任圖書館長的托馬斯?詹姆斯要求自己豁免這一條款，否則他就辭職。博德利不情願地同意了他的請求。他們都持有同樣強烈的新教觀點，所以兩人相處得不錯。博德利可以毫無顧忌地批評詹姆斯的圖書編目，他回信的緩慢，甚至他的筆跡潦草。但他對待詹姆斯始終是彬彬有禮和充滿感情的。剛開始詹姆斯獨自擔當起管理整個圖書館的任務，從1610年起，他就有了一位助手幫助，“使館長有時間作些獨自的研究或思考”。另有一位勤雜工來“擦拭和清掃閱覽室，使圖書館和家具保持清潔”。
托馬斯?博德利爵士主要依靠私人捐贈者來保持圖書的來源，儘管他也從溫莎的聖喬治教堂和埃克塞特大教堂獲得了大批的手抄本。他所爭取的主要對象是英國的鄉紳家族。就像現代的哈佛和耶魯的校友那樣，他們會接連不斷地收到牛津大學寄來的感謝信，以及他們的名字被登載在大學贊助人的榮譽名單上，而他們的回應也是慷慨的，在博德利那些有學問的朋友中，威廉?卡姆登、亨利?薩維爾爵士、沃爾特?瑞利爵士、拉姆利勳爵和羅伯特?科頓爵士都捐贈了圖書。除贈書之外，圖書館還從倫敦的約翰?諾頓和約翰?比爾這兩位書商那兒購書，其中一部分錢是出自博德利自己的腰包，另一部分是來自捐贈和出售館藏中的複本書。還有許多書是從法蘭克福的書市上買來的，其它的則是約翰?比爾專程去法國、塞維亞和遠至羅馬的義大利北部搜尋來的，有很多書是來自威尼斯。
博德利在選書上很有主見。同時出現在他的圖書館和亨利?克萊?福爾傑、亨利?E?亨廷頓等熱衷於收集伊莉莎白時代和斯圖爾特時代文學的20年世紀收藏家目錄上的少數幾本相同的書之一就是喬叟的《全集》（1561）。博德利喜歡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巴塞爾、威尼斯、巴黎和安特衛普印刷的對摺本。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書是拉丁語的，出自博爾霍伊斯、莫勒魯斯、法林納庫斯、梅努丘斯、維洛析魯斯等不知名的博學作者，對於這些人福爾傑或亨廷頓會不屑一顧。第二種最常見的語言是義大利語，然後按順序分別是法語、西班牙語、古希臘語、希伯萊語和英語。有關科學和地理的書較全，包括哥白尼、蒂寇?布拉霍、奧特利烏斯和默喀特等人的著作。至於文學作品，佛羅倫斯文藝復興的持續權威性和他在義大利旅行時所受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藏書中有四部但丁的《神曲》，荷馬和歐里庇得斯各占兩部，還有薄迦丘的《十日談》和《菲洛克羅》，但是沒有斯賓賽和斯克爾頓。有瓜里尼的《忠實的牧羊人》和梅那的胡安的《奧布拉斯》，但沒有龍沙和維庸的作品，藏書中沒有莎士比亞和其它英國劇作家的作品，在一封寫給托馬斯?詹姆斯的著名信箋中，博德利表達了他要驅逐這些“破爛書”的決心：“我覺得沒有理由改變我的觀點，即擯棄那些日常印刷和廉價買賣的曆書、戲劇及眾多其它的書……也許有的戲劇書值得保留，但可能40本里還不到一本，……即使我們的戲劇書可能會帶來一丁點兒的益處（上帝知道少的可憐），但一旦圖書館收藏廉價書的名聲傳出去的話，那這種益處跟流言蜚語給圖書館帶來的損害就無法比擬了。”
努力
圖書館為購置東方語言的書籍作了努力，曾經議論過派人去土耳其搜尋希伯萊語和阿拉伯語的書籍，而且在1611年購置的書中有一些是漢語的。但與歐洲的前輩和同時代人不同，博德利對古希臘語的手稿並不是太感興趣。這也許又是因為受他在荷蘭的經歷，尤其是受萊頓大學著名東方學家約瑟夫?斯卡里傑的影響。
博德利最初構想的圖書館是一個新教的神學收藏，但他並沒有擯棄反對新教的神學著作，儘管在1620年以前要閱讀這些書還須得到大學副校長和欽定神學教授的準許。無論如何，擔任法羅主教，及後來葡萄牙宗教法庭庭長的弗納奧?馬丁斯?馬什卡雷尼亞什的一套著作還是放在圖書館的書架上。它們是埃塞克斯伯爵遠征卡迪茲時繳獲的戰利品，後又捐贈給了圖書館。詹姆斯一世曾對一本羅伯特?加吉恩為聖靈懷胎說辯護的書《論清教徒對聖女瑪麗的概念》（巴黎，1498），連連搖頭，表示希望圖書徹底禁止這種壞書。
博德利給他的圖書館起名為“牛津大學公共圖書館”。從一開始起，圖書館就是對外開放的。大學章程規定，本科畢業生和貴族子弟都有權進館閱覽，任何“外來的紳士”都可以通過適當的申請而得到進館研讀的準許。圖書館於1603年2月15日接納的第一位外國人是一個法國人。1620年以前的讀者中還包括西班牙人、義大利人、猶太人和一位衣索比亞人。但是對於來自新教北歐，如德國或斯堪得納維亞國家的學者來說，博德利圖書館的收藏顯得各外具有吸引力。其中有一位名叫路德維格?霍爾伯格的波根年輕人曾於1706—1708年間在漢弗萊公爵圖書館看過書，這段經歷使他第一次意識到“置身於這些作家的行列將是一件多么輝煌和榮耀的事”。他後來果真成了“丹麥和挪威文學之父”，並就像傳說的那樣，他發現丹麥時，那兒尚無書籍，而當他離開那兒時，卻在身後留下了一座圖書館。
托馬斯?博德利爵士將他在靠近梅登海德和在倫敦的家產都捐給了他的圖書館，他曾樂觀地期望這些家產的收入可用於支付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薪金和雜費，並用於購買外國圖書。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里，他又為圖書館的發展而新增了一些條款。1610年，出版商公司同意將其成員的所有印刷書都捐一本給博德利圖書館。其後的各項著作權法令也作了同樣的安排，使博德利圖書館成為英倫三島上六個法定的儲藏本圖書館之一。從1610到1612年，漢弗萊公爵閱覽室的東端又加蓋了一個大廳，稱為“文科之角”。它是被設計用來放置日益增多的文科書籍，以及所有八開本和四開本印刷書的。博德利再次顯示出他的革新家氣魄，在新的大廳里採用了歐洲大陸最新的靠牆書架，並可通過一個牆廊到上面的書架取書——這個特徵早先只有在安布羅斯圖書館採用過。
托馬斯?博德利死於1613年，默頓學院的小教堂為他舉行了一個公開的葬禮。頌揚這位已故爵士的悼念詩共編了兩個集子，其中大部分詩是用拉丁語寫的。羅伯特?伯頓就是其中的一位作者：
這裡早先由混沌和黑暗統治，
飛蛾和蛀蟲掌握著野蠻權力。
頭頂的屋角蜘蛛撒開了羅網，
滿目瘡痍，儘是些垃圾和髒物。
看如今是畫棟雕梁，蓬壁生輝，
春光拂照華麗的博德利大廳。
裝幀精美的對摺本歷歷在目，
使每一位繆斯都能各司其職。
在博德利的照料下重振元氣，
往昔獨用之書如今匹夫可享。
圖書館在博德利死後的一個世紀中經歷了許多變化。在漢弗萊公爵閱覽室跟文科之角相對的另一端又附加了一個大廳，使原來T字形的建築結構變成了H形。新的大廳儘管被稱為“塞爾頓之角”，但它除了放置律師和東方學家約翰?塞爾頓的對摺本之外，還有由威尼斯的賈科莫?巴羅基收集，並由牛津大學校長彭布羅克伯爵贈送給大學的希臘文手抄本，以及勞德大主教贈送的大批手抄本，其中有許多是在1631年瑞典軍隊橫掃德國南部時從沃茲伯格大教堂和其它宗教團體掠奪來的。在原來的閱覽室隔板書架上方又建了牆廊，以存放巴洛主教的一筆遺贈，這個附加的重量給閱覽室的牆壁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以至到了1700年，圖書館不得不請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等好幾位建築師來商量補救辦法，以防整個房屋倒塌。在“文科之角”又增添了羅伯特?伯頓遺贈的戲劇收藏。但是圖書館的記錄並非只是書的增加。根據托馬斯?博德利關於剔除複本的指示，當圖書館於1664年購進莎士比亞的第三對摺本後，顯得多餘的第一對摺本竟被淘汰擯棄，直到1906年才重新找了回來。位於學院四合樓的漢弗萊公爵圖書館樓頂又用博德利遺贈的資金加蓋了第三層樓，並用托馬斯?詹姆斯選定的學者和作家的頭像來裝飾中楣。作為圖書館進一步發展的保留空間，這一層樓在整個世紀中都沒有放置圖書，只是用於保存博德利圖書館的錢幣和肖像畫收藏。館藏主要的奇特珍品都在解剖學院樓加以展出，只要付門票就可以參觀。展品有俄國沙皇的羊羔皮襖，一隻來自牙買加的鱷魚，一個愛爾蘭的頭骨，一頭在塞弗恩捕獲的鯨魚，一個木乃伊和一個黑人小男孩的乾屍。
現狀
至此我們必須結束博德利圖書館的歷史，最後要簡略提一下的有從1780年到1860年間圖書館購置和接受捐贈的搖籃本、經典作品的初版本和有繪畫裝飾的手抄本，有時這些東西是衡量一個收藏好壞的尺度。當整個學院四合樓都被裝滿後，由建築師詹姆斯?吉布斯設計的拉德克利夫閱覽室於1737—1747年間建成使用，緩和了博德利圖書館的擁擠狀況。一個巨大的新館也在20世紀初投入使用。博德利圖書館在60年代末已擁有400萬冊印刷書，4萬部手抄本和1.85萬份憲章和契約。該圖書館在發揚其悠久歷史傳統和迅速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研究性圖書收藏這兩件事的結合上做得非常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