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林語堂與魯迅之間已有分歧。追根究底，這根源於二人對於中國人的“國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林語堂的國民性探究是一種兼及正負的較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觀”，實則是一種融合了儒家的謙遜耿介和道家的超塵脫俗、自然簡樸的人生理想和處世哲學。林語堂在上海創辦《幽默》，以性靈閒適折射對世事的思索與批評，符合林氏一貫的國民性理論，而這樣的做法，卻被魯迅視為怯懦與奸猾。魯迅猛烈抨擊的中國國民性，聚焦於占國民最大多數的農村底層民眾的羸弱病態的精神狀態。他所關注的大多是令他極難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懶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勝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一向痛加批判，極盡譏諷。
林語堂與魯迅之間的恩怨，一波三折。林語堂初歸國時與魯迅甚為相得，成為魯迅領導的“語絲社”的重要一員。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魯迅離京避難，應林語堂之邀前往廈門大學，二人往來密切。 1927年，林語堂與魯迅先後來到上海，林語堂日記中記錄了1929年間二人的多次會面。然而這一年8月28日的南雲樓事件，兩人之間爆發激烈的衝突，在日記中可清晰地看到相關記載。
經過
南雲樓風波1929年8月28日，“南雲樓風波”是魯迅對林語堂的一次不調和的思想鬥爭，言下之意是林語堂墮落的結果。然而，這只是一次誤會。
魯迅日記
魯迅在他日記里說：“二十八日……晚霽。小峰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
林語堂日記
另一個當事人林語堂，40年後《憶魯迅》說：“有一回，我幾乎跟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過敏所至。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於北新書店的老闆李小峰，說他對作者欠賬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說了附和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說他。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鐘。幸虧郁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波，也就安然流過了。”此番風波之後，林語堂與魯迅便正式決裂了。
原因
魯迅、許廣平、周作人與林語堂等合影對這一“風波”起因，魯迅和林語堂持不同見解，“和事佬”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明確指出，這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衝突”。當時，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譏刺。”林語堂也起身申辯，空氣十分緊張，郁達夫一面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語堂夫婦走下樓去。郁達夫的結論說：“這事當然是兩方面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
一場誤會，說簡單也簡單。若是原則問題。魯迅決不會“和解”的。他至死對怨敵還是“一個也不寬恕。”
影響
魯迅1929年8月28日的“南雲樓風波”為轉折。南雲樓誤會結束了第一次“相得”，開始了第一次“疏離”。這一疏離長達40個月。
30年代初，隨著林語堂的推波助瀾，文壇上逐漸興起了幽默。1932年9月16日，《論語》創刊，“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魯迅：《一思而行》）。魯迅認為在反動派屠刀下，沒有幽默可言。在血與火的鬥爭中，魯迅無畏地宣稱：“只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魯迅逝世後，時在美國的林語堂親撰《魯迅之死》一文，稱譽魯迅為真正的 “戰士”，並言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悼詞情真意切令人動容，後人多據此推衍魯林二人坦蕩磊落，君子交惡卻惺惺相惜。
談及魯迅與林語堂的恩怨，世人只知“南雲樓”，卻不知二人早為“國民性”爭論分道揚鑣，這段秘聞過往，若非林氏日記的重現，恐將湮沒於長河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