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絲綢之路[中國古代貿易路線]](/img/e/5a4/nBnauM3X1MTO2kDMwYD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2QzL3M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南方絲綢之路[中國古代貿易路線]")
產生背景
世界中心的不斷轉移，是地緣政治的權力轉移，由地緣政治所決定。經濟的不均衡增長導致了財富的革命，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必須為經濟拓展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最早期的南方絲綢之路正是基於這一原則所探索和開闢。
名稱由來
“南方絲綢之路”的提出，是基於以四川為重心，分布於雲南至緬、印的地區內，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不僅有四川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亞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時代早於經中國西北出西域的絲綢之路。
由於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稱已為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稱這條由四川為起點，經雲南出緬、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的中西交通古道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絲路歷史
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西南地區一條縱貫川滇兩省，連線緬、印，通往東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各國的古老國際通道，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同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南方絲綢之路路線圖從四川成都經雲南至緬甸、印度並進一步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的“蜀身毒道”，是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線路，也是富於盛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
南方絲綢之路的中線為從四川經雲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歷史文獻記載為“步頭道”和“進桑道”。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為從四川經貴州、廣西、廣東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稱為“夜郎道”。
中國是絲綢的原產地，早在商周時期絲綢織造就已達到相當水平，四川是當時中國絲綢的主要原產地。西漢揚雄《蜀都賦》曾稱頌，蜀錦鮮艷華麗，品種繁多，發文揚采，轉代無窮。《蜀都賦》稱，蜀地“黃潤細布，一筒數金”，意思是蜀地的絲綢以黃色的品質尤佳。印度考古學家喬希指出，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濕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從印度古文獻來看，濕婆神的出現時間至少相當於中國的商代。這說明，可能在商代，中國已經同印度發生了絲綢貿易關係。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考古發掘出許多中國絲綢，這些絲綢有可能是從成都途經雲南、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運到印巴次大陸，然後轉手到達中亞的。《史記》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實就是蜀地生產的絲綢，由蜀人商賈長途販運到印度出售，再轉口貿易到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
《史記》記載了中、印、阿富汗的經濟文化交流，《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三國時人魚豢的《魏略·西戎傳》里，也提到羅馬帝國“有水通益州（四川）”。
南方絲綢之路早在張騫尚未打開通往西域，開闢北方絲綢之路以前，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了一條從四川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五尺道”，《史記》載：“秦時常頞通五尺道” ，“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行，經僰道（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至葉榆（大理）。《司馬相如列傳》載：“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漢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派遣司馬相如積極開鑿通川南雅安、西昌及雲南大姚之邛、笮、井、駹等西夷地區的“西夷道”，因此道通過了越西境內的“靈關”，故又名“靈關道” ，從蜀地南出，經臨邛（邛崍）、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邛都（西昌）、會無（會理）、渡過金沙江到青蛉（大姚），抵達葉榆。在打通了身毒道之後，連線滇、川的通道蜀身毒道即可暢通而行了。以上兩條在大理匯合後西行，經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由越賧（騰衝）出境入驃國（緬甸），稱為“永昌道”。此道在中國境內約有3000多公里。一些專家認為，這是中國較早的對外陸路交通線，同時也是中國西南與西歐、非洲、南亞諸國交通線中最短的一條線路。
唐宋時期茶馬貿易興起，成為南方絲綢之路最主要的交易商品，並且綿延千年而不衰，影響深遠，因此又被後世稱為茶馬古道。明清茶馬互市是南方絲路發展的鼎盛時期，分別從不同口岸與緬甸、印度、泰國、越南、高棉、寮國等國發生著日益密切的往來關係，尤其將滇茶、川茶運進吐蕃，又將戰馬源源不斷供應給中原。互相之間物資交流頻繁，而且通過古道將文化進行了串聯，以商品將文化形態碎片式的呈現，圈內圈外文化被勾連，因此南方絲綢之路從出現以來一直存在著多種文化的碰撞、傳播、涵化、變遷，由於西南深處兩端不同文化類型的中間地帶，文化在此碰撞不僅異常激烈，而且包容和諧，時至今日呈現了多元文化並存的現象。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雲南從邊城一躍成為炙手可熱的物資戰略要衝，每天從烽火線上搶運著供往內地稀缺的生活物資、武器彈藥、醫療設備，此時的南方絲綢之路是自開通以來最為繁盛的階段，自身作用也發揮到了極致，為整箇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戰結束之後，滇越鐵路、滇緬公路恢復通車，之後隨著現代化交通條件的日益改善，南方絲綢之路被214、317、318國道、鐵路甚至航線所代替。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後南方絲綢之路逐漸沉寂。然而，作為歷史的見證，南方絲綢之路成為文化遺傳密碼融入到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構建起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
蜀身毒道
《史記》載：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欲與大月氏聯合抗擊匈奴。張騫於建元二年行至隴西，經過匈奴控制區域，被俘，十三年後，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歷盡艱辛輾轉回到長安，雖沒有達到出使大月支聯合抗擊匈奴的目的，但其產生的實際影響和所起的歷史作用，無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張騫向漢武帝報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國的布匹和邛竹杖，據大夏人告之購自身毒（今印度），張騫推測在大漢的西南方有一條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國轉而至大夏。《後漢書》載“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 。在此以前，漢代還完全不知道，在中國的西南方有一個身毒國的存在。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遣使南下，從蜀往西南行，另闢一條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亞諸國的路線，以避開通過羌人和匈奴地區的危險，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時此道還不是官道，僅為民間商道。漢武帝意欲通過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以期徹底孤立匈奴，便欣然採納了張騫的建議，幾次派人到滇國，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漢使到達滇池區域十多年間，一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國的道路，受到滇國周圍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漢武帝派出兵力強行開道，大將郭昌於“元封二年（前109年），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迫使滇王“舉國降……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令復率其民 。漢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歷經挫折後，終於獲得成功。從此結束了雲南割據一方的歷史，納入中央王朝版圖，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緬甸、印度的通道，南方絲綢之路由此進入史冊，就此拉開絲綢之路的文明進程。
中國於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證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方國瑜先生從戰國楚墓出土的“料珠兩件”中推斷，此類物品應是從蜀身毒道由印度傳來，古道最遲於公元前4世紀已開通 。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在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漢使張騫向漢武帝報告時就已推斷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羨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也談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紀開始，此道與長安通印度的道路並存，該道是戰國至漢晉時期以雲南為樞紐的中印通道 。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論》記載：公元前4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時期有“產自支那成捆的絲”，而季羨林先生解釋成此為“來自中國成捆的絲”。他在《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中認為：“中國地的絲織品先傳到雲貴地區，後經滇緬通道傳入印度。”
一條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在形成規模通道以前，民間一定相應存在了一些較為方便的交通網路遍布各鄉村小鎮，尤其當兩端之間存在有必要的交換物資時，路途通道也就應運而生了，發展到一定程度，網狀的鄉村線路就會演變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會演變成為官道。發端於公元前四世紀的“蜀身毒道”不是沒有可能，隨著考古發現的推進，時間還在前移。
在英國人哈維的《緬甸史》、霍爾的《東南亞史》等著作中記載，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經緬甸的商業通道：“循伊洛瓦底江為一道；循薩爾溫江為一道；尚有一道循親敦江經曼尼坡乘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國絲綢等名產換取緬甸的寶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歐洲的黃金等珍品。 ”說明此時該通道已非常成熟，運輸品種多為奇貨珍寶，交易終端遠達歐洲，為南方發展貿易經濟提供了較為便捷的條件。《三國志》載：“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永昌是東漢初設定的郡縣，為今日之保山地區一帶，《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永昌郡，古哀牢國。”其邊界與緬甸接壤，時至今日任然是雲南通往外界的門戶，從疆域來看那時整個伊洛瓦底江上游屬於哀牢國（古哀牢中國接巴蜀，外壤緬甸、印度，是中國與印度經濟文化的連線地帶），即後來的上緬甸部分屬於永昌轄地。“永昌出異物”，說明那時已有來自於緬甸、印度甚至於大秦（古羅馬）的異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經出現。
南方絲綢之路既是民間商道，同時又是使節往來、朝貢貿易、文化交流、宗教傳播的文化通道，還是與中央王朝得以維繫上下關係的政治通道。南方絲綢之路經過不斷的發展完善，成為一條縱貫東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斷延伸，如網狀遍及周圍各地，通過馬幫的運輸，川、滇的絲綢、茶葉得以與西藏的馬匹、藥材，與內地的物資交易。曾經繁榮興盛的南方絲綢之路同樣也遭遇了不可逆轉的挑戰，道路改道，南方絲綢之路逐漸被214、317、318國道、鐵路甚至航線所取代。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後南方絲綢之路逐漸沉寂，只有為數較少的村寨之間還有少量使用。
茶馬古道
據唐代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慧輪傳》記載，南方絲綢之路運輸的物資中除了絲綢，還包含了來自川、滇的糖、布、線、冬粉等生活日用品，而來自康藏地區及周邊國家的馬匹、皮毛、藏金、藏紅花、麝香、貝母、鹿茸、蟲草等也隨著這條路，流散到滇、川等地。
隨著此道物資的轉運，從最早開始的土特產品到絲織品的發展，到唐宋以後，茶葉貿易份額加大，因此茶馬貿易逐漸加重份額，古道上茶葉、馬匹成為交易的重心，茶馬交易成為貿易的象徵。中國茶葉最早向海外輸出，據史料記載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當時中國商人在與蒙古毗鄰的邊境，通過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輸出茶葉。隋唐時期，隨著邊貿市場的發展壯大，加之絲綢之路上的市場繁榮，中國茶葉以茶馬交易的方式，經回紇及西域等地向西亞、北亞和阿拉伯等國輸送，中途輾轉西伯利亞，最終抵達俄國及歐洲各國。
到了唐宋時期，茶飲大量傳播至西域、北方遊牧民族地區及吐蕃藏區，尤其是茶葉被藏族同胞大量接受後，西南商道則更多以茶葉、馬匹等貿易為主，雲南邊銷茶也因主要供應康藏地區兄弟民族飲用而得名。如此，藏區和川、滇邊地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和滇川及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用器皿等等，隨著馬幫轉運，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谷間來來往往，川流不息，並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趨繁盛，形成了一條以茶馬貿易為代表性的商道，即延續至今的“茶馬古道”。
所謂茶馬古道，首先是與茶有關，其次是與馬有關。雲南盛產雲南馬，該馬種素有體質結實、短小精悍、運動靈活、善登山越嶺、長途持久勞役、耐粗飼、有良好的適應性等特點，受到中原戰略物資的青睞。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載：“蠻馬出西南諸番……大理馬為西南番之最。”蠻馬和大理馬都是當時滇馬的別稱。明代設軍馬場於永勝縣。宋代以來，滇馬仍不斷向省外輸出。事實上，茶馬貿易是對整個西南貿易的統稱，茶、馬則是貿易的象徵性物質，行走的古道也稱之為茶馬古道。
從近現代的資料反映來看，茶葉、馬匹貿易利潤並不可觀，但這與茶在另一端藏區或是西北遊牧民族居住區域的特殊地位有關。茶在此間區域是稀缺的物資，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而馬卻是中原重要戰略物資，為得到馬匹這一重要的國家戰略物資，自宋以來逐步設立完善了茶馬司，茶馬成為國家管控物資，以此羈縻地方勢力，因此形成了“茶馬互市”，達到統治者“以茶治邊”“以茶馭蕃”的目的。中央王朝在西南成都、廣西、雲南等地設立了規模較大的馬市，在茶區又推行了榷茶制，以保證這些物資的順利管控，達到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意圖，茶馬司也成為帝國的隱喻。作為商家可以從中謀利，不必擔憂商品的出售，這就意味著兩地物資貿易有了足夠的保障，因此茶馬在整個貿易份額中占據了較大的比重，是交易的中介，也是靈魂之所在，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南方絲綢之路上逐漸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南絲路再一次以運輸貨物為標誌也被稱為茶馬古道。
隨著時代發展，在古道上轉運的物資一直在發生變化，從最初的轉運土特產到後來的絲綢，從唐宋以後，茶逐漸進入該道，當然這時期也包括有絲綢、布匹、馬匹、鹽、土特產品、藥材等等商品，其中茶、馬是較為重要的輸出和購進的物資，這些物資連線著兩端的貿易，也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橋樑，是中國西南地區具有獨特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要線性文化遺產。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國家開始致力於茶馬古道的認定，木霽弘、陳保亞等專家學者對滇藏、川藏古代馬幫行走路線進行了學術考察，在一路探察後，提出了茶馬古道這一概念，在隨後的學術研究、推介中得到了普遍認可，茶馬古道被確認。
主要路線
平樂鎮南方絲綢之路遺址公園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但只是推測，並無考據。一般認為，這條通道正式從西漢開通，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翻越蜀道，至成都，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又稱“五尺道”，從東道物資集中地——僰道（今宜賓市）出發，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一路向東南入越南，並在大理與“旄牛道”重合。相傳，“五尺道”由安陽王率領將士和士兵3萬多人所開通，他們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史上稱其為“蜀朝”。
絲路文化
南方絲綢之路東到中原，西達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過這條道路相互交流，並通過這條道路對西南文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考察這條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濃郁的商業性
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民間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興，也因商得以流傳，最後也因商被遺棄。濃郁的商業性特色，可以從幾方面得以證實。
首先，開闢古道的是經商的人和馬幫，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通過“古道”，秦漢時巴蜀的鐵、布、朱提的銀，邛都的銅，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馬、僮則販到內地；唐代南詔時，在古道上進行的貿易逐漸頻繁起來，南詔的河賧（今大理附近）成為重要的交易市場之一 ，當時印緬輸入中國的商品主要有氈、繒布、真珠 、海貝 、琥珀等，而從中國輸出的有絲綢、緞匹、金銀等；元代開滇數百年間，緬北的珠寶、玉器、瑪瑙、琥珀成為內地商人爭購的商品，因此古道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便是玉石；明代中國通過古道輸往緬甸的最主要的貨物為食鹽，緬甸輸入中國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19世紀中葉，中國最需要的緬貨仍是棉花，緬甸最迫切購買的是中國的生絲，通過古道輸出的商品有生絲、黃銅、雄黃、鞋子、藥材等等，輸入的商品則是棉花、象牙、燕窩、鹿茸、翠玉、琥珀、寶石、名貴蛇蚊石等。各地商品在古道上流通首，古道也主要因商貿而存在，成為商品的載體，發揮著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圍繞古道，從商者甚眾，由於商品流通量較大，且綿延不斷，有利可圖，因此沿古道各地從商者很多。漢晉時，永昌（保山）就雲集中國外商賈，不少身毒（印度）商賈和蜀地工匠僑居於此，一些中原派來這裡做官的人，也可以在此謀得富及十世的財富，《華陽國志 . 南中志》載:“益州西部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載：“永昌郡，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即印度人，驃人即緬甸驃國人，可能就是當時最早的印緬從商僑民。
第三，商貿已具一定規模，沿途商城興旺。1980年，雲南文物學古研究所在劍川鰲鳳山發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貝，其年代約在春秋中期至戰國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呈貢天子廟戰國中期基中，出土海貝1500多枚；解放後在晉寧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貝，就達1230多斤，計247000多枚；在騰衝寶峰山核桃園還出土了漢代五銖1000多枚。考查錢幣的出土，不難看出，發現古幣的地方，往往與商道有關，離古道越近，出土的貨幣越多，離古道較遠，則發現的較少，這些從印度西太平洋地區舶來的海貝，從戰國到明末清初，作為貨幣使用已綿延2000多年，它不僅是古道沿線各民族與海外民族交往的見證，而且也是古道沿線商貿較繁盛的見證。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隨文化的交流，從而帶動經濟文化的共同發展而經濟文化的發展，又促進了古代市鎮的形成和擴大。如大理，是雲南最早的文化發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紀，蜀地的商隊就驅趕著馬帶不斷經過這裡。公元8世紀，南詔建立，大理不僅成為雲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嚴正王朝從南方通往中印半島直至歐洲諸國的最大口岸，成為中中國地與印緬諸國物資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絲綢之路最大的貿易樞紐。古道的商業性特色，使古代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國、川東的巴國、黔西北的夜郎國、以滇池為中心的滇國、以大理為都城的南詔國等，都建立在南方絲綢之路的要道上，並循古道的走向形成市鎮網路，而又以此為中心，向四周擴散效應，形成相對發達的區域經濟。
獨特的地域性
“蜀身毒道”由靈關道、五尺道、永昌道組成。靈關道歷史悠久，道路奇險，從蜀地出發，經臨邛、靈關、笮、都、瀘沽、登相營古堡、邛都、鹽源、青嶺、大勃弄到葉榆，一路或峰巔嵯峨。
獨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點。面對西南橫斷山地，江河橫橫溢，山巒疊障的特點，西南各族先民創造了獨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橋、棧道、馬幫。“笮橋”是當地笮族人創造的一種飛跨天塹的索橋，《元和志》卷32載：“凡言笮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處。”最初採用當地出產的笮、藤擰扭而成，繫於河谷兩岸，藉助木製溜筒，將人畜滑向對岸，以通往來。“棧道”有土棧和石棧，土棧修於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鋪木為路，雜以土石。石棧是在懸崖絕壁上鑿孔，孔中插入木樑，上鋪木木板。笮橋和棧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這備受自然環境制約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膽魄，別出心載創造出來的交通奇觀。如果說北方絲綢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駱駝開拓的，那么南方絲綢之路則是由山地之舟——馬幫開通的。馬是西南與內地貿易的重要物資，也是石道上最為常見的，效力最大的運載工具和經商工具，在望不斷的崎嶇山路上，終年有走不盡的隊隊馬幫，馬幫馱來了商品，馱來了文化，交流了友誼，創造了獨具特色的馬幫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點的又一體現。“其價如金”的蜀錦，質地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澤，在漢化已生產空前，隋唐時規模更大，質量之佳，蜚聲於世，堪稱東方一絕。西方人正是通過絲綢這一商品開始認識中國，認識東方文明的。銅鼓是亞太地區最有代表性的青銅文化，源於滇西楚雄，據對萬家壩出土銅鼓的測定，其年代相當於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銅鼓自創世以來，便進入人類的一切活動中，無論節日、出征，還是播種、豐收、人們都以銅鼓作伴，並由於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東南亞的工匠和生產技藝為一體，在古代緬甸、泰國、高棉、寮國、越南、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城鄉，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繁衍生息，成為民族性特色極強的地方文化。
明顯的融合性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文化傳播的紐帶，它聯結中原，溝通中印，它為中原、西南、印緬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創造了條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銅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澱、積存、從而形成豐富的、獨特的並且有共融性特點的古道文化。
佛教傳入中國，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發達的滇池地區和洱海地區都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時達鼎盛時代，“蒼山與洱海，佛教之齊魯”，“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鳴鐘”。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記行》中說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勞欽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禪記。”佛教的傳入，使雲南的雕塑和繪畫藝術也融進了佛教文化，為吸引更多的信徒，人們更運用原有的繪畫技巧和雕塑工藝技術來表現佛的威力，弘揚佛法，於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區，出現了一批藝術水平較高的石刻雕像，如劍川石鐘山石窟、劍川金華寺山摩崖石刻、祿勸密達拉摩崖石刻、晉寧摩崖石刻、安寧法華寺石窟、涼山博什瓦黑線刻畫像。這些帶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無疑給西南地區增添了一枝異彩獨放的奇葩。
其餘如印度人民互相潑灑淨水，祝福祈豐的習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過古道傳入雲南，成為傣族潑水節的來源和西南少數民族中有較廣泛的祭柱習俗的來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落地生根，如鼎，眾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為銅製，而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在味縣的古代民族，也同樣使用鼎，與中原所不同的是多為陶製鼎。豐滿於中原的龍文化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據《華陽國志》載，漢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龍紋以為龍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畫上也有龍的形象，緬甸、越南、泰國、寮國一些民族中也有紋身刺龍的習俗。
絲路研究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任乃強、鄧少琴等曾提出中國絲綢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強又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論述了中國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認為年代遠早於北方絲綢之路。童恩正研究了從成都經雲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到達中亞的商道的大概情況，認為戰國時代已初步開通。日本學者藤澤義美、港台學者桑秀雲、饒宗頤、雲南學者方國瑜、陳茜、張增祺，均對這條由四川經雲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進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絲路的研究從1980年代逐步開始形成風氣，出版發行的研究論著和一系列學術活動、宣傳報導，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響。尤其是三星堆遺址發掘後，學者們注意到其中明顯的印度地區和西亞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結，於是提出南絲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開通的新看法，段渝認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紀，早於曾由季羨林所提中、印交通起於公元前4世紀，向達所提公元前5世紀，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紀，日本藤田豐八所提公元前11世紀等說法。
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及德國雅各比在普魯士科學研究會議報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羅笈多王朝考第亞所著書，說到“支那產絲與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公元前4世紀成書的梵文經典《摩訶婆羅多》和公元前2世紀成書的《摩奴法典》等書中有“絲”的記載及支那名稱，學術界認為這些絲織品來自中國四川。
2000年以後茶馬古道隨著普洱茶的聲名鵲起在幾年間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關於茶馬古道的旅遊品牌，並聯合茶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聯手組織了“茶馬古道學術考察研討會”，邀請到了來自中國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就民族學、歷史學、藏學、地質學、動植物學、旅遊生態等學科開展了廣泛的討論，達成了共識：
第一、茶馬古道主要穿行於藏、川、滇橫斷山脈地區和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來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
第二、茶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處的歷史見證，是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鐵證；
第三、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險峻的驛道，部分路段還在運行；
第四、茶馬古道沿線擁有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是東亞植物區的核心地帶；
第五、茶馬古道的研究和旅遊開發對沿線經濟文化和生態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此次會議召開後，人們對茶馬古道有了全面的認知，無論對其開展研究還是發展旅遊休閒度假經濟，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2005年普洱茶熱初見端倪，隨著普洱茶熱，茶馬古道也隨之再度受到關注。2007年後文物部門結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雲南、四川、西藏等省區都專門設立了茶馬古道調查研究專題，進一步摸清了茶馬古道的走向、線路、分布、相關文物遺蹟和周邊環境風貌等情況，為下一步文化保護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研究方法和視野問題
“古代南方絲綢之路0公里”地標碑南方絲綢之路研究應以現代化的新視角和全球化的開放視野，審視南方絲綢之路及其歷史地位與現實作用。
研究重點，應以文化板塊的研究，民族相互交往、融合，城鎮市場網路體系，整個線路系統為主。具體方法上，可以將南方絲綢之路與西北絲綢之路進行對比研究。比如，由於南方少數民族長期生活在深山裡，他們的生活環境、生存方式和交通工具和北方少數民族完全不同，因此兩者在貿易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上並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
性質和歷史作用問題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始於先秦、盛於漢唐的商貿通道，由多條主幹道和支幹道組成的商貿道路網路系統，同時也是一條民族遷徙的走廊。從政治上看，統治者要把自己的權威達於各地，因此需要開發這樣一條通道；從軍事上看，為了軍隊的進入和軍事物資的運輸，也需要開通這些道路。南方絲綢之路對中央政權統一西南地區、鞏固西南邊陲、促進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歷史作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青銅文化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西傳，豐富了南亞、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文明的內容，對於世界古代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遺產保護和旅遊開發問題
南方絲綢之路沿途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佛教文化、畢摩文化、東巴文化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均屬於南方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文化遺產歷經千年，應充分的發掘、保護與研究。南方絲綢之路作為一條連線東西方文明的多功能古道，數千年來留下了無數具有歷史、文化、藝術、民族和宗教等多重價值的遺存，將其列入“絲綢之路”整體申遺名單，既有利於加強中國段沿線各省市的合作，也有利於沿線國家經濟文化和睦鄰關係的發展。部分恢復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原貌，尤其是恢復“氂牛道”和“五尺道”的部分景觀，並以文化旅遊線路整合沿線資源，打造精品路線，推進沿線旅遊區域的合作，借用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之名，打造新的西南絲綢之路，可以促進西南各地旅遊、經濟、文化等發展。
歷史價值
南方絲綢之路開通以來內接中原，外聯南亞、東南亞，是佛教南傳、藏傳，本土宗教的交匯地，獨特的地理位置，雜居交錯的民族聚落，構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傳文化、東南亞文化及當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從文化線路上來說，這些區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定義的“藏彝走廊”地帶，也是王銘銘教授“三圈說”的“中間圈”區域。
南方絲綢之路沿線處於中央版圖邊緣地帶，一方面跨境而居，與當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無，語言上交流通暢；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遙遠的王權管控遠達於此，在政令上暢通有效，儒學傳統文化遠播於此，通過人員交流、物品交換，在上下一體的秩序中，核心、中間、海外三圈間文化出現了上下縱橫勾連。處於“中間圈”地帶上少數民族是主體，但長期與漢族雜居交融，貿易的終點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範圍內，構成了“邊緣”與“中心”的互動。
南方絲綢之路是多國、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體而不是單一民族的特產。它對外來文化既沒有照搬、移植或簡單的改頭換面，而是本土文化與多種外來文化碰撞融合，和諧共生，和而不同的複合文化。轉運於不同時空中的絲綢、茶馬，一路適應、融合，最後移植生根，在不斷地適應中變遷，不斷的創造再生，將圈內圈外的文化勾連融合，渾然一體。
考古學證據表明，中國古代文明經由西南地區與近東文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中葉就已存在了，其間文化因素的交流往還，多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四川和雲南考古發現的來自西亞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證明中國西南與西亞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關係早已發生的事實。商代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於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國其他地區，但卻同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類似文化形式的發展方向符合，風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處於比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區域的有關文化因素進行再創作而製成。
西方考古發現，希臘雅典kerameikos一處公元前5世紀的公墓里發現了5種不同的中國平紋絲織品，織法與四川絲綢相同。埃及和歐洲考古發現的中國絲綢，與中國考古發現的印度和近東文明的因素，兩者在中西文明交流與互動的發生、發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羅馬，最早知道的中國絲綢，便是來自古蜀地的產品。由此可知，從中國西南到印度，再從印度經巴基斯坦至中亞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亞、歐洲地中海地區和北非埃及，這條路線正是中國絲綢經由南方絲綢之路西傳的交通線。古代巴蜀絲綢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豐富了印度、中亞、西亞、北亞和歐洲文明的內容，而這條因絲綢傳播而形成的線路，不僅對中國早期西南地區的經貿繁榮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對南亞、東南亞、中亞等地的經貿繁榮也有較大的影響。
不僅如此，南方絲綢之路對於中國西南地區以及東南亞、南亞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顯示，自夏、商時羌系民族便經青藏高原的東緣（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區遷移，此後這種民族大遷移絡繹不絕，到戰國時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達到高潮。這些遷移的民族不單到達西南夷地區，一部分甚至進入了東南亞及南亞的東部地區。民族的遷移打通了溝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進了文化交融。
南方絲綢之路在歷史意義和價值意義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備的文化個性和創造精神不可替代。這種創造性是南方絲綢之路開放精神的必然產物，沿線文化是南方絲綢之路沿線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現，是該線路民族文化的標誌，是整體性的象徵。南方絲綢之路文化在漫長的發展史上，已漸漸轉型為象徵精神，馬幫終將消失，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的徹底消逝，沿線旅遊、博物館，茶葉交易新市場等，無不是以茶馬文化為核心的發展開拓，而這些也必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繼續傳承和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