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許多人都知道中國古典文學有四大名著，卻不一定知道還有《十大才子書》一說。這套叢書是我國元明清三代文學作品的菁萃合集，最初刊行於1644年（順治元年），從1658年（順治十五年）起陸續編定，依續排列出版發行。十部書中，有一些已流傳很久，可謂人盡皆知，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廂記》《琵琶記》；但也有一些是鮮為人知的，如：《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燕》《花箋記》《捉鬼傳》《駐春園》。
第一才子書
是《三國演義》，全名《三國志通俗演義》，為元朝末年羅貫中所著，清初文人毛綸、毛宗崗父子為其評點。
第二才子書
是《好逑傳》，又名《俠義風塵傳》、《俠義好逑傳》，為清初明教中人（又名華陽散人）編次，遊方外客批閱。
第三才子書
是《玉嬌梨》，又名《雙美奇緣》，為明末清初荑荻散人編次。
第四才子書
是《平山冷燕》，為清初佚名氏所著，經荻岸山人編次。
第五才子書
是《水滸》，又名《水滸傳》《水滸全傳》，為元末明初施耐庵所著，經金聖歎評點批註；還有一說稱該書為施耐庵、羅貫中合著。
第六才子書
是《西廂記》，為元人王實甫所著。
第七才子書
是《琵琶記》，為元人高明所著。
第八才子書
是《花箋記》，為明末清初佚名氏所著。
第九才子書
是《捉鬼傳》，清初樵雲山人編次。
第十才子書
是《駐春園》，清中葉吳航野客編次。
十大才子書的來歷
十大才子書的首創者是清朝初年文學大家、被胡適稱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人的金聖歎。而最初的他，將傳統經典作品中的《莊子》、《離騷》、《史記》、杜甫的詩、《水滸傳》、《西廂記》稱為“一莊、二騷、三史、四杜、五水滸、六西廂”。此說震動當時的文學界：有人表示接受；也有人認為他離經叛道：將《莊子》、《史記》與《水滸》、《西廂記》並列，後又統一用才子書來定名排序，簡直是一派胡言。
金聖歎的好友、大戲劇家李漁對他說：“《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金聖歎接受了李漁的意見，他們共同推舉毛綸、毛宗崗父子評點的《三國演義》為第一才子書，其後依次為《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燕》、《水滸》、《西廂記》。根據他的倡議，毛綸先生批出《琵琶記》，命名為《第七才子書琵琶記》；嶺南才子鍾戴蒼效法毛綸，評點批註出《花箋記》，命名為第八才子書。此後，又有人批出《捉鬼傳》、《駐春園》。這樣，就形成了十大才子書。
但遺憾的是，“十大才子書”因種種原因，被歷史湮沒，現今之人，只知有四大名著，卻不知中國歷史上還有“十大才子書”一說。
對於中國古典文學,今天大多數人只知道“四大名著”，說起“十大才子書”，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但在二三百年前，“十大才子書”不但讀書人幾乎都知道，就是粗通文墨者也要尋來一睹為快。清代鹹豐年間，有人曾說：“讀書人案頭無《西廂》《花箋》二書，便非會讀書人。”可見名列“十大才子書”中的《西廂》《花箋》在當時的影響不亞於今日的“四大名著”。
“十大才子書”的排序是：
第一《三國演義》，元末羅貫中著，清初毛宗崗評點。
第二《好逑傳》，又名《俠義風月傳》《俠義好逑傳》，清初名教中人（又名華陽散人）編次，遊方外客批閱。
第三《玉嬌梨》，又名《雙美奇緣》，明末清初荑荻散人（又稱荻岸山人、荻岸散人）編次，天花藏主人評點批註。
第四《平山冷燕》，清初佚名氏著，荻岸山人編次，天花藏主人評點批註。
第五《水滸傳》，元末明初施耐庵著，金聖歎評點批註。
第六《西廂記》，元代王實甫著，金聖歎評點批註。
第七《琵琶記》，元代高明著，明末清初毛綸評點批註。
第八《花箋記》，明末清初作，作者佚名，靜淨齋主人鍾戴蒼評點批註。
第九《捉鬼傳》，清初樵雲山人編次。
第十《駐春園》，又名《雙美緣》，清中葉吳航野客編次，水箬散人評點批註。
“十大才子書”的形成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明末清初，金聖歎從經史典籍、詩詞歌賦、戲曲小說中選出六部書，認為是千古絕唱。這六部書是：一莊（《莊子》）、二騷（《離騷》）、三史（《史記》）、四杜（杜甫之詩）、五水滸、六西廂。金聖歎稱它們為“才子書”，也叫“天下必讀才子書”，並對後三部書作了詳細的評點批註，特別為《水滸傳》與《西廂記》寫了序文，並重新編撰，於是就有了後來廣為流傳的《金聖歎評點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和《金聖歎評點第六才子書西廂記》。這兩部書也曾以《第五才子書》與《第六才子書》的名目分別在順治元年（1644）前後，和1657年正式刊出。 將稗官野史、戲曲小說與儒家經典著作並列，金聖歎是第一人。魯迅說：“金聖歎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儒家經典《左傳》等並列，是了不起的大貢獻！”金聖歎更大膽的是將流傳已久的120回本《水滸》斬斷，棄後50回投降招安等內容，自撰一段“梁山泊英雄驚惡夢”作為收場。而他評點的《西廂記》更令人耳目一新。李漁說：“讀金聖歎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
康熙四年（1665），毛綸受金聖歎的影響用兩年多時間將一部《琵琶記》批出。他認為《琵琶記》為絕世妙文，甚至勝過金聖歎所評的《西廂記》。既然《西廂記》為“第六才子書”，毛綸就將自己評點的《琵琶記》列為“第七才子書”刊行。
毛綸之子毛宗崗在其父《三國箋注》的基礎上，依照金聖歎評點《水滸》《西廂》的方法，對羅貫中著《三國志通俗演義》進行了修訂編纂，逐句逐段評點批註，並請金聖歎為之作序。康熙十八年（1679）刊行時，在《三國志演義》前面加上了“聖嘆外書”與“第一才子書”。於是，《第一才子書三國志演義》廣為流傳，淘汰了“三國演義”的其他版本。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與《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原是依據金聖歎“一莊”“二騷”的次序排定。雖然金聖歎從評論文章做法、統論天下最好的文章角度能夠如此排列，但《莊子》《史記》畢竟與小說、戲曲的文體、文心不同。所以，毛宗崗批註的《三國志演義》以“第一才子書”之名面世，立即得到讀書人的普遍認同。至此，才子書系列框架就以小說、戲曲為主了。
當時排行榜上只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才子書，尚有缺項，於是文人雅士紛紛編撰可以列入才子書系列的書籍；書肆上的好利之徒也群起以“第某某才子書”之名刊行書籍。首先推出來的是《第三才子書玉嬌梨》。 《玉嬌梨》書名得自書中三個主人公的名字（白紅玉、吳無嬌、盧夢梨中各取一字），荑荻散人編次，天花藏主人於順治十五年（1658）評點批註，後來以《玉嬌梨袖珍第三才子書》為名，在聚錦堂、益智堂、經倫堂、寶仁堂等書坊里多次刊刻印行。將它排名第三是因為書中寫了三位絕世才女。
《第四才子書平山冷燕》也是荑荻散人編次，敘述兩對才子才女的悲歡離合，書名《平山冷燕》也是從四個人名中各取一字。
比《玉嬌梨》《平山冷燕》稍晚一點的是18回目的《好逑傳》，書中講的雖然也是才子佳人之事，但是人物性格比較突出，文筆也高超許多。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讚此書：“文辭較佳，結構比較緊湊，特點有喜劇意味，有些反面人物寫得比較生動。”此書廣受歡迎，很快被譯成德文、法文，後來又譯成英文、俄文，於是便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這幾部書雖然刊刻很早，但被正式命名為第二、三、四才子書，是在1679年《三國志演義》流傳之後。
毛綸之後，嶺南鍾戴蒼也仿照金聖歎的手法對廣州當時風行的一部《花箋記》加以評點批註，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第八才子書花箋記》為名刊行，一經出版，立即引起轟動，“第八才子書”得到認同。
鍾戴蒼此後又評點了《二荷花史》，批註了《金鎖鴛鴦珊瑚扇》，命名為第九，第十才子書。至此，“十大才子書”齊全了。 《花箋記》《二荷花史》《金鎖鴛鴦珊瑚扇》，都是被嶺南人炒作起來的，中原和江南一帶的人自然也不甘寂寞，紛紛將一些稍有影響的作品，評點批註之後依附到才子書的序列中。
如晴川居士將博陵崔象川編次的，描寫八個才子才女的故事《白圭志》評點後也列為“第八才子書”。
與《二荷花史》並列“第九才子書”的有山西陽直樵雲山人於康熙五十八年（1720）所著《捉鬼傳》（也叫《斬鬼傳》《平鬼傳》《鍾馗捉鬼全傳》）。其書出版後有壓過《二荷花史》的勢頭。受其影響，不久便有上海人張南莊編著、過路人評註的同類性質小說《何典》（也叫《鬼話連篇》）問世。它也被列為“第九才子書”。
乾隆四十七年（1782），吳航野客撰寫了一部《駐春園》（又名《雙美緣》），經水箬散人評點批註後定名為“第十才子書”刊行。此外，崔象川以“不題撰人”的筆名編著的《三合劍》（又名《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全傳》《三合明珠傳》），也與《金鎖鴛鴦珊瑚扇》，同榜共列為“第十才子書”。
由此看來，“十大才子書”由順治元年（1644）首出，到乾隆中葉（1782）前後經過了138年，才算最終排定。需要指出的是，第八、九、十才子書雖然有數本同列榜上，但體例、風格乃至於文筆境界有所不同，稍遜者便漸漸地從歷史的排行榜上淡出。
意義
“十大才子書”的形成，在文學發展史上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對國內文學意義
首先，“十大才子書”將小說、戲曲，乃至彈詞、歌本等稗官野史、民謠俚語等民間文化，提升到與唐詩宋詞乃至經史子集等士大夫文化相提並論的地位，大大地伸張了民間文化的價值。毫無疑問，這非常有利於中國文學，特別是民間文學的發展。
其次，“十大才子書”的形成意味著一種文學流派的形成，當時叫才子佳人派，後來有人稱之為“言情小說”、“艷情小說”、“社會小說”，魯迅稱之為“世情小說”。這一流派從明中葉萌生，明末清初形成氣候。
再次，“十大才子書”開創了我國中篇小說的格局。此前，我國的小說基本上是演義小說，從《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西遊記》《鏡花緣》，到《開闢演義》《清宮演義》，都是長篇小說。而唐宋傳奇小說，明中葉興起的話本、擬話本文學，如《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石點頭》《十二樓》等，都屬於短篇小說範疇。明末清初，由於新的生產方式的興起以及與其相關聯的經濟關係的出現，人們的生活節奏與思維方式也隨之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敘事簡潔、情節起伏、篇幅適中的中篇小說便愈來愈受歡迎了。
對國外文學影響
“十大才子書”中的一些作品不僅對於中國文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對於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清朝中葉，《玉嬌梨》和《平山冷燕》就有了法、德、英等譯本。《好逑傳》被譯介得更多，有英、法、德、俄等15種譯本，風靡歐亞大陸，連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都稱之為難得的中國好小說。《花箋記》是用廣東話寫的，語言生動，情節動人，從1825年起先後被譯成英、俄、荷蘭、丹麥、法、德、越南、日文等十數種文字，成為我國當時在國外最暢銷的一部書。德國大詩人歌德在1827年2月3日所寫的日記中就說，他看過中國的《趙氏孤兒》《玉嬌梨》《今古奇觀》《百美新詠》等書。他感慨地說：“中國的小說，都有禮教、德行與品貌方面的努力。正因為有這樣嚴正的調教，所以中國才有數千年的悠久歷史文明。”讀了《花箋記》後，歌德更是深受感動，寫下了《中德四季與晨昏合詠》十四首詩篇。德國研究歌德的著名學者衛禮賢在分析此詩的創作過程時說：“總括地說一句，歌德在寫這十幾首詩時是受著《花箋記》的衝動，心情是很不平靜的。他把由那本書里所得到的衝動，放在腦筋里融化組合過。他接受衝動的態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為他能夠鮮活地理解這些衝動，深深地鑽進它的幕後，所以他的思想能夠和中國的真正精神直接地深深吻合。” “十大才子書”的一些作品篇幅不長，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初便於譯介推廣。打動歌德和當時的歐洲文化界的原因，主要是對於西方人來說，這些故事很新奇。比如，《好逑傳》等小說，情節奇巧，結構精練，文筆清秀雅潔接近於白話，所寫愛情故事淒婉纏綿，很能吸引西方讀者。
因何被淡忘
文學藝術的進一步繁榮與發展，提高了人們對文學藝術的審美水準，“十大才子書”制定的序列在當時可能有其合理性，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同，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學藝術上必然也會出現更優秀的作品。在小說方面，有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在戲曲方面，有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人們此時再看“十大才子書”中的一些作品，便覺得不足道了，“十大才子書”就逐漸被歷史煙塵所淹沒。 另一個原因是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中意識形態方面對人的要求和改造。20世紀後，關於文學的社會性、階級性引起過多次爭論，認為文學要為社會、為人生服務成為主流；發展到後來，更進一步強調文學的階級性，強調文學要為階級鬥爭服務，那些言情小說、武俠小說以及歌頌官老爺的公案小說，被擯除於文學主流之外，而《玉嬌梨》等才子佳人小說，就更不足道了。 今天，我們清除固見，重新整理古典文學作品是有必要性的。正如美國大詩人愛默生所說：“在每一種天才的作品中，我們都能辨認出自己已經拋棄的思想，它們帶著某種以前不曾具有的莊嚴回到我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