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概況
北京中法大學在近代中法文化交流史和中國留學史上，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曾寫下絢麗的一章。對此，已有不少論著作了專門的研究。然而，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醞釀成立並存在30年之久的北京中法大學卻幾被遺忘，迄今尚無專文論述。本文利用檔案和文獻資料，擬對北京中法大學的概況作一初步探討，從中展示北京中法大學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意義以及它在促進近代中法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歷史沿革
北京中法大學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領導人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為動員法國退還庚子賠款，進一步推動留法教育，加強中法文化交流，聯絡中法兩國人士，發起成立中法大學。中法大學由北京中法大學、廣東中法大學和海外中法大學三部份組成，並由國立北京大學、廣東大學、法國里昂大學負責籌備。其中，北京中法大學在西山碧雲寺法文預備學校的基礎上擴充為文理兩科，於1920年最先成立，首任校長為蔡元培。 經過四年的工作和努力，到1925年北京中法大學便初具規模，大學部發展為分別以法國文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名字命名的四個學院，即服爾德學院、孔德學院、居禮學院和陸謨克學院。服爾德學院即文學科，於1925年秋從西山碧雲寺法文預備學校移至北京城內東皇城根39號，並改稱服爾德學院。該院分甲乙兩部，甲部為中國學生而設，乙部設於京西金山，為中國教員和法國教員而設，以便中國教員研究法國文學，法國教員研究漢學。孔德學院即哲學科，承1917年成立的孔德學校而起，於1924年正式成立，以法國哲學家孔德之名名之，院址設在東華門北河沿。該院設立當時有兩個意圖，一以便孔德學校教員從事教育研究和試驗以及編輯教科書，二開設哲學講座，以備孔德學校學生或中法大學其它學院學生聽講。居禮學院即數理化科，成立於1924年，校址初設於西山，1925年移至北京後門外吉祥寺，以法國化學家居禮之名名之。陸謨克學院即生物學科，發起於1918年在西山碧雲寺設立的生物研究所（內附設天然療養院），1922年開設講座，並添設農場、天文台測侯所等，1925年以法國生物學家陸謨克之名名之，並擴充為甲乙兩部：甲部設於北京東皇城根，有生物學講座和試驗室；乙部仍設於西山，包括醫院、農場等。1926年1月22日，北京中法大學奉教育部第112號指令，正式得到認可。
除大學部外，北京中法大學還設有中國小部。中學部包括以下四所學校：一、孔德學校，成立於1917年，校址在北河沿54號；二、西山中學校，成立於1925年，校址在西山碧雲寺；三、溫泉女子中學校，成立於1924年，校址在京西溫泉；四、溫泉中學校，成立於1923年10月，校址在京西環谷園。國小部包括以下三所學校：一、孔德學校，校址在東華門大街33號；二、碧雲國小校，成立於1921年，校址在西山煤廠村28號；三、溫泉國小校，成立於1924年，校址在京西溫泉村。截止1926年，北京中法大學大學部和中國小部學生合計約1000餘人。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北京中法大學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根據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私立學校董事會條例》、《大學組織法》、《大學規程》和《私立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條例和法規，對學校的設定作相應的調整。1929年在上海設立藥學專修科；1930年3月15日奉國民政府教育部第651號指令，暫準備案，並於同年遵令停辦各學院預科，改設附屬高級中學甲乙丙三部：甲部附屬北京中法大學文學院，旨在救濟志願升入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學生，課程安排以文科為主；乙部附屬北京中法大學理學院，旨在救濟志願升入理學院或醫學院的學生，課程安排以理科為主；丙部附屬北京中法大學社會科學院，旨在救濟志願升入社會科學、文學、理學、醫學各院的學生，課程安排文理並重。1931年春設立鐳學研究所和高級中學商業專科，同時成立由中法兩國人士共31人組成的校董會，負責經營北京中法大學的教育事業，並改稱各院名稱，將服爾德學院改稱文學院，居禮學院改稱理學院，陸謨克學院改稱醫學院，孔德學院改稱社會科學院。文學院下設中國文學、法國文學、經濟學三系；社會科學院下設哲學、社會學兩系（原還設有文藝系）；理學院下設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四系。以上三院各系修業年限均為四年。醫學院則不分系，修業年限為5年，期滿後實習一年。是年12月奉教育部第2110號訓令，正式獲準立案。1932年成立藥物研究所。1934年又成立理工調查所，並於同年8月奉教育部令，將社會科學院兩系併入文學院辦理，稱文學分院，同時結束商業專科學校。1935年興建理學院理科大樓。1936年9月將社會科學院各系及高中丙部移入文學院及高中甲部，取消文學分院。
停辦緣由
北京中法大學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北京中法大學的發展遭中斷。雖因與法國的關係，北京中法大學得以維持至年底，但到第二年北京中法大學便因日偽的壓迫，既不能招收新生，也無法公開上課，是年6月8日，偽北京特別市公署社會局因北京中法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及附屬西山溫泉初級中學拒絕參加慶祝徐州陷落活動，便以“不服從地方主管教育機關命令”為由，發布第572號公函，要求中法大學將該兩附中主任撤換，即日離校，不得轉入校內其它部門；同時又頒布第2273號訓令，勒令停學。在日偽的一再壓力下，中法大學附屬學校於7月20日被迫停課。有鑒於此，校方派代表潛行南下，請示教育部，建議學校南遷，並在昆明成立中法大學駐滇辦事處，作為學校南移的聯絡機關，同時成立昆明附屬中法中學，為大學南移作準備。1939年7月間北京中法大學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率先將理學院遷往昆明，以便為抗戰培養所急需的人材。是年11月27日，中法大學理學院在昆明北門街59號正式開學。1941年8月，中法大學又呈準教育部，將文學院也遷至昆明招生上課，同時在西郊黃土坡建築校舍150間，將理學院遷入，而文學院則留在北門街。 北京中法大學自停課南遷後，校長李麟玉和其他數位教授堅持留守北京，一邊照管校產，一邊從事研究工作。1941年7月10日和16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先後發布督辦周作人簽發的第344號公函和1370號訓令，以中法大學及附屬高中自1938年9月以後即中止授課，校舍悉數空閒為由，勒令校長李麟玉務必在8月1日之前將校舍全部移交偽北京大學法學院和偽北京女子師範學院接收套用，中法大學被迫遷至鐳學研究所（即國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工作。1945年7月鐳學研究所復被日偽部隊強占，中法大學再遷至所屬鐵工廠，在此過程中，學校的儀器和化學藥品等損失頗巨。同年8月抗戰勝利後，中法大學開始籌備復員工作，先後將校產收回。1946年暑假，大學部由昆明遷回北京，所有在北京的附屬高中及溫泉男女國中也均籌備復員，昆明附中則應當地的需要，仍留黃土坡原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後，北京中法大學因經費困難，由私立改為國立，6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第152號令，派周揚、張宗麟、惲子強為軍管會代表，接管中法大學。9月23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發布第1475號令，決定自即日起撤銷軍管代表和接管小組，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總務長、教職聯代表和學生代表共九人組成校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協助校長處理校務。1950年10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 育部下發由部長馬敘倫蓋印的第811號令，決定中法大學於1950年暑假終了後停辦，該校原有之文史系、法文系合併於北京大學，經濟系、生物系合併於南開大學，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合併於華大工學院，以上三系學生如有不願去華大工學院者，可去北京大學就學。至此，北京中法大學正式停辦。
存在問題
北京中法大學作為一所私立大學，北京中法大學雖曾達到相當的規模，但它的地位和影響最終不如南開、廈門、復旦等私立大學，這除一些客觀因素外，與北京中法大學自身存在的問題也不無關係。
不合國情
法國的大學區制度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個大學區，大學區的大學校長全面負責區內從中國小到大學的一切教育事宜，這一制度在擺脫中世紀宗教對教育的控制、最大限度地爭取教育獨立方面具有進步意義，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育官僚化，而北京中法大學模仿法國的大學區制雖然在學制上具有創新意義，但在當時卻是不大適合中國國情的。首先，北京中法大學並不具備同時辦好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物質條件。比較而言，北京中法大學的經費雖然還算充裕，但以它的財力同時發展初等和中等教育，這是遠遠不夠的，其結果只能是妨礙大學更好的發展。以1930年為例，北京中法大學下屬各中國小的經費開支就占了相當的比例，為126,581.07元，這一數字尚不包括高級中學甲乙丙三部的開支。此外，北京中法大學自身也缺乏如何管理大學區的經驗。其次，北京中法大學在國內單獨實行大學區制，一方面固然形成自己的特色，如重視套用，重視法語，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一定的封閉性，不能廣泛吸收各類人才。北京中法大學長期以來生源狹窄，主要來自河北，就與它在國內單獨實行大學區制有很大關係。
校長問題
近代中國的教育發展史表明，一所成功的學校，往往是與有一位出色的校長分不開的，這對近代中國的私立學校來說，更是如此。近代中國一些有名的私立學校，如南開大學、燕京大學、復旦大學、震旦大學以及曉莊學校和中華職業學校等，它們在國內的地位和影響，都是與有一位既懂教育又熱心教育事業的校長連在一起的。而長期擔任北京中法大學校長的李麟玉，雖然受過高等教育，早年就學於南開中學，1910年即赴法留學，先後就讀於巴黎雷外克中學、昂西化學院、杜魯芝化學院、巴黎大學理學院，1921年歸國，有相當的專業知識，但對教育問題並無研究。北京中法大學的學科建設長期來停留在最初的水平上，有些甚至出現倒退，這無疑與校長李麟玉不懂教育有很大關係。並且，在行政方面，校長李麟玉的能力也是有欠缺的。在治校過程中，他不但作風保守，固執專制，既不與學生接觸，也拒絕聽取其他教員的一些不同意見，而且搞封建宗派，學校的行政系統長期來幾乎清一色地由河北籍人員把持。以1937年為例，校務處職員17人，河北籍14人，外省籍3人，文、理、醫三院職員22人，河北籍15人，外省籍7人，附屬第一、二、三農林試驗場職員5人和溫泉、西山天然療養院7名職員，全為河北人；北京中法大學各級學校的教員，除孔德學校之外，也以河北籍居多，附屬碧雲國小的7名教職員和附屬溫泉國小的9名教職員全為河北人，附屬西山溫泉國中20名教職員除一人為浙江籍外，其餘均為河北人，附屬溫泉女子中學的20名教職員除2名北京市人和1名天津人、1名浙江人外，其餘16名均為河北人，在附屬高級中學甲乙部的22名教職員中，河北籍占了一半，計11人，在大學部文理醫81名教員中，河北籍占四分之一，計有23人。這一情況最後又連鎖地導致北京中法大學大學部的生源長期來以河北籍為主，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李麟玉的一些親屬也在中法大學執教，並任要職，如妹夫吳文潞任數學系主任，子婿馬士修任物理系主任。校長李麟玉的封建宗派作風對學校所產生的不良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嚴重地妨礙了北京中法大學對優秀教員和富有潛能的學生的吸收，造成極強的封閉性，對此，中法大學的許多教職員和學生深感失望，明確表示“不相信他會把中法辦好”。筆者以為，北京中法大學在發展過程中除存在管理和規劃等問題之外，缺乏開放性則是它的一個最致命的缺陷。
中法交流
北京中法大學作為近代中法文化交流的產物，它除為我國培養學術方面的研究人材之外，反過來也積極致力於促進中法
北京中法大學兩國的文化交流。《北京中法大學組織大綱》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提出“本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材，溝通中西文化”為宗旨。北京中法大學設計的校旗和校徽，也突出體現中法兩國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中法大學的校旗以青、白、紅三色為底色，便是取中法兩國國旗的顏色；校旗的圖案為在旗中央雙環交加，青居左，紅居右，以表示中法合作，中間復貫以紫黃兩色，紫色代表自然科學，黃色代表社會科學。中法大學的校徽則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為內容，以雙手象徵民族和博愛，以天平象徵民權和平等，以嘉禾象徵民生，以飛鷹象徵自由，並明確指出北京中法大學校徽的圖樣，其用意就“在融匯中法兩國民族文化之精神”。 北京中法大學為促進中法兩國文化交流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廣泛介紹法國的科學、哲學、文學和藝術。在這方面，北京中法大學校刊——《中法大學》半月刊/月刊起了重要的作用。《中法大學》半月刊於1925年10月創刊，共出三期，至1926年10月改名為《中法教育界》，至1931年9月出止第45期後，改辦為《中法大學月刊》。《中法大學月刊》一直出止1937年8月第11卷第4、5期合刊停辦，發表啟示，宣布自9月1日{即下一學年}起改為季刊。中法大學校刊除報導與中法教育有關的訊息、刊載一些研究文章外，大部分的文章都與介紹法國的學術有關。在自然科學方面，中法大學校刊除介紹法國生物學家陸謨克和居禮夫人的生平和學說外，還介紹了其他一些著名的法國科學家，如1926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畢漢（Marce Boll）、著名化學家博德羅（Marcelin Berthelot）的生平及各自在該領域所作的貢獻。同時，校刊也譯載一些法國科學家的論文，如巴黎理科大學教授、著名數學家寶海（Emile Borel）的《純理的科學和套用的科學》、天文學家多瑞爾（C. Dauzere）的《大氣中的放電》、魯塔蘭橋（G. Rutledge）和 道格拉斯（R. D. Douglass）的《幾個定積分之求值法》、法國科學研究院會員、物理學家法勃萊（Ch. Fabry）的《原子之蛻變》、富萊（R. H. Fowler）的《平面曲線》、米諾（Henri Minot）的《愛因斯坦宇宙觀的新階段》、烏勒維格（L. Houllevigue）的《今日對於物質內部機構的認識》、穆勒（HenriMoureu）的《量子之危機》、吉約蒙（M. A. Guilliermond）的《關於酵母菌的生殖性及其系統來源上的新觀察》，等等。此外，對應邀來校演講的法國科學家的生平，校刊均作簡要的介紹，並將演講稿予以譯載。
在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北京中法大學校刊也譯載了不少法國學者的論著，如社會學家布格爾（C. Bougle）的《社會主義與社會學》、巴黎大學名譽教授歐樂（Aulard）的《服爾德與中國》、富耶（Alfred Fouillée）所著《哲學之歷史》一書的第九、十二章《十九世紀法國的哲學》和《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之哲學》、唐內（Paul Tanet）的《聖西門與聖西門主義》一書第二、三節的《聖西門社會哲學的普通精神》和《聖西門的社會組織計畫》、萊維－布律爾（L.Lévy-Bruhl）的《笛卡爾的哲學》和《社會改革家——孔德》《孔德的一生及其哲學》《法國現代哲學運動》《服爾德之哲學》《占卜術》《初民心靈對於第二因的冷淡》《神的判決》、史學家古郎綏（Fustel de Coulanges , 1830-1889）的《歐洲古代的家庭》、巴黎大學教授勒菲爾（Le Fur）的《國際公法小史》，等等。同時，校刊也譯載法國一些著名思想家的文章，如柏格森的《可能與現實》、美學家居友的《藝術中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的表現》。此外，校刊還發表了一些中國學者介紹法國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文章，如楊堃的《在法國如何學社會學》和《法國民族學運動之新發展》、蕭子升的《孔德論人類知識進化律》、彭相基的《笛卡爾哲學述略》、鄭子修的《盧騷的教育思想》、胡鑒民的《涂爾幹氏的社會心理學說》、蕭石君的《法國大革命與國民美術的起源》，王來庭的《蒲魯東之經濟主張》等等。
文學方面
北京中法大學在文學方面，中法大學校刊所作的介紹大體分為兩個部份，一是大量譯載法國作家的作品，二是譯載和發表與研究法國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學思潮相關的論著。就前者來說，中法大學校刊譯載了自中世紀至20世紀各個不同時期法國作家的作品，涵蓋的範圍很廣。據不完全統計，中法大學校刊先後譯載了二十餘名法國作家的作品，總計63篇，這些作品既有詩歌、小說，也有劇本。 北京中法大學在促進中法文化交流過程中所做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邀請法國學者來華講演。據不完全統計，在1926年至1937年的十年里，北京中法大學先後邀請了十餘名法國學者來校演講。1926年10月1日，巴黎大學教授、考古學家富歇（M. A. Foucher） 在服爾德學院作題為《印度佛學之傳述》的演講，並由學校招待，陪游西山。10月14日，法國電學家白蘭（M. Edouard Belin）在代理校長李書華的親自陪同下來校演講，介紹他發明傳遞圖像電報的經過，講解發信機和收信機的構造和用法，並放映幻燈圖片，加以說明。同年12月14日，巴黎博物學院教授、著名地質學家、法國科學院終身秘書拉夸（M.Lacroix）在北河沿服爾德學院演講《倍雷Mont Pelée火山噴火的各種現象》，並用幻燈放映了67張照片，以具體說明當時的情形。1927年11月，巴黎自然博物院成員、法國鳥類保護會會長德拉鼓（J. Delacour）來校演講，題目為《中國和印度支那的哺乳類及鳥類》。1930年5月27日，法蘭西學院教授 沃倫諾夫（Voronoff）博士在北京中法大學禮堂進行返老還童術手術實驗，取狗兩隻，當眾解剖，觀眾約千人。次日，又由校長李麟玉親自作陪，作題為《人類接腺與獸類接腺》的演講，聽眾近二千人。6月4日，法國文學博士馬古烈（Margoulies）在孔德學校禮堂作題為《文化之交換》的演講，前往聽講的學生約五百人。6月28日，巴黎大學教授杜馬斯（George Dumas）來校參觀，由校長李麟玉和前代理校長李書華招待，並攝影留念。1931年10月9日，法國論文家與美術批評家愛里霍（Elie Faure）先生在本校禮堂講演，題目為《世界藝術的演進》，由本校教授曾覺之先生翻譯，聽眾400餘人。同年10月16日，巴黎理化專門學校校長兼法蘭西學院教授郎之萬（Paul Langevin）在本校禮堂作題為《太陽熱之起源》的演講，由著名物理學家嚴濟慈教授翻譯。1933年12月6日，天文學家法葉（M. Fayet）來校作題為《時刻之測定與國際經度之重測》講演，並放映子午儀、等高儀及天文鐘等影片，加以說明。同年12月11日，上議院議員、前法國教育部長和歐華（M.Honnorat，另譯歐樂納）應邀來校參觀，作題為《巴黎大學城之意義》的演講，放映了有關巴黎大學城的影片，並代表巴黎大學與北京中法大學互贈禮品。巴黎大學贈送的禮品計有：巴黎大學紀念章；巴黎大學校長手簽巴黎大學禮堂壁畫影片一幅；法國著名藝術家作品像片一冊，計25幅；法國國家賽佛磁廠出品的天青磁缸一件；書籍30餘種，計58冊。北京中法大學回贈和氏的禮品有素底彩繪古磁瓶一座，另宋錦描金礫絹對聯一幅，其文曰：“教世界不讓其教國民心，共見大同無我，公天下斷當自公學術始，君是第一解人。”1935年9月7日，巴黎大學教授、法國國家醫學會會員勃倫特（Brumpt）來校作題為《非洲之睡病》的講演，並放幻燈片，加以說明。1936年4月16日，安南巴斯德院院長慕蘭（Morin）來校講演，介紹有關巴斯德院的情況。
突出貢獻
北京中法大學在邀請法國學者來校演講的同時，北京中法大學也積極派遣中國學生到法國留學。據統計，在1926年至1939年的十餘年裡，北京中法大學先後資送93名（其中5人因故未出國，實為88人）畢業生赴法留學，其中文學院44人，理學院32人，醫學院12人。另外，陸謨克學院於1926年前也派出34名學生赴法留學。這些留學生到法國後，所學專業十分廣泛，既有學文學、美術和心理學的，也有學政治、法律和經濟的，既有學醫學、生物學、地質學、動植物學和機械學的，也有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的。他們大多在歐戰爆發後回國，在教育界、科技界、醫學衛生界任職任教，其中不少歸國留學生成為國內有名的專家、學者和教授，為傳播法國學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此外，北京中法大學還積極參加和支持一些有益促進中法文化交流的活動，如1927年法國方面發起博得羅誕辰百年紀念大會，並籌建巴黎世界化學院，北京中法大學自始至終積極回響，在國內做了大量的組織和聯絡工作，為巴黎博氏百年紀念會總秘書處轉發邀請函，先後兩次單獨舉辦講座，刊出博得羅百周年紀念專號，介紹博得羅的生平及學說，委派代表出席10月24——26日在巴黎召開的並博得羅百年紀念大會，另為籌建巴黎世界化學院捐贈華幣1500元{折合16、950法郎}，並設立博得羅獎學金，每年拔出1000元，獎給兩名中國留法學生，一個獎給留法專攻化學的北京中法大學學生，另一個獎給留法學習科學的中國學生。1934年經中法兩國有關文化團體的努力，擬在法國第一次舉辦中國畫展，北京中法大學又積極襄助，在得知畫家徐悲鴻遇到經費困難後，立即電匯2000元，幫助徐悲鴻和夫人蔣碧微攜作品赴法出席畫展。1935年為紀念法國作家雨果誕辰一百周年，北京中法大學在校刊刊出專號，介紹雨果的生平和作品。此外，北京中法大學還曾為巴黎博物院轉請北京歷史博物館幫助檢定玉器的名目、年代及用途。總之，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北京中法大學誠如中法大學校長李書華所說，它是“溝通中法兩種文化之高等教育機關”，是“ 中法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