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價值論的發展歷程到底是什麼創造了價值？對於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勞動價值論與非勞動價值論兩大理論陣營。第一種觀點認為，勞動是一切價值（無論是勞動價值還是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第二種觀點認為，勞動只是勞動價值的唯一源泉，不是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價值的源泉；第三種觀點認為，價值是人類天生賦予的、意識決定的，意志與理念決定價值的存在與否。目前，理論界人士普遍認同的是第二種觀點，其實這種觀點是一種典型的非勞動價值論，或者說是一種不徹底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曲折的發展過程，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基本概念的分化與整合
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社會分工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商品與貨幣，這樣就出現了價格和價值問題，這些客觀存在反映到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就形成了模糊的、朦朧的價值觀念。
亞里士多德第一次粗略地區分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概念，認為每種貨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貨物本身所固有的，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用途；另一種是可以用來進行交換的用途。他還明確提出“一切物品都必須有一個價格；這樣才會始終有交換，因而才會有社會。事實上，貨幣就像尺度一樣，使物品可以通約，從而使它們相等。因為沒有交換就沒有社會，沒有相等就不能有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相等”。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係，但是他未能發現這種等同關係究竟是什麼。
奧古斯丁提出了“公平價格”概念，實際上指的是平均價格。馬格努將公平價格看成是與生產商品時的勞動耗費相等的價格，認為只有勞動耗費相等的物品才可以相互交換。他第一次提出了應該以勞動耗費作為商品交換之基礎的理論。
威廉配第把價格區分為“自然價格”和“政治價格”。前者實際上就是商品的價值，後者則是指商品價值的市場表現——價格。他認為，市場價格的漲落是有中心的，這中心就是自然價格，即價值。他認識到商品和貨幣的價值均取決於勞動，勞動量就是貨幣和其他商品得以比較和交換的基礎。這樣，他一次粗略地、模糊地區分了商品的價值與價格，但是把價值與交換價值混為一談。
斯密把價值區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但沒有把交換價值與（勞動）價值的概念區分開來。李嘉圖發展了斯密的理論，他指出：“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是從兩個源泉得來的，一個是它們的稀少性，另一個是獲取時所必須的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的並不是每個生產者在生產時實際耗費的勞動量，而是必要勞動量，但他認為是生產者在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
馬克思在概念上嚴格區分了勞動價值與使用價值，還區分了交換價值與勞動價值。他認為，勞動價值是勞動者在生產商品過程中所付出的一般人類勞動量，使用價值則是客觀事物對於人的需要所產生的肯定與否定關係，交換價值是指一種商品同另一商品相交換的量的比例關係。他還區分了勞動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他認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不過，他並沒有區分價值與勞動價值，他認為價值完全等同於勞動價值，與使用價值無關，不含有任何使用價值的成分，這就通過對概念的定義，很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勞動是價值（即勞動價值）的唯一源泉。由於他同樣認為，自然界能夠創造使用價值，勞動只是勞動價值的唯一源泉，不是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因而他所建立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一種徹底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把勞動價值建立在時間尺度基礎之上，認為商品的交換比例是由勞動時間的相對比例來決定的，然而，對於不同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同一國家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職業，單位勞動時間（或必要勞動時間）的真實價值內涵必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並且這種差異是不斷變化著的。只有當單位勞動時間的價值內涵相同時，商品的交換比例才會由勞動時間的相對比例來決定的。
統一價值論一方面促進了價值概念的進一步分化，把使用價值分解為功能價值與耗散價值兩個分量，在此基礎上嚴格地區分了事物的使用價值與使用特性。並指出，自然資源的使用價值也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為建立徹底的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基礎。
統一價值論另一方面又促進了價值概念在更高意義上的統一：從物理學角度定義價值，認為價值是一種“廣義有序化能量”，從而實現了價值理論與自然科學的銜接，進而有力地推動了整個社會科學走向自然科學；它還認為使用價值與勞動價值是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其中使用價值反映了客觀事物對於人的作用程度，而勞動價值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它反映了人對於客觀事物的反作用程度。
二、理論出發點的變更
使用價值是勞動價值的物質承擔者，任何價值理論都必須首先回答“究竟是什麼領域在生產社會財富（即使用價值）？”不同的價值理論因其理論出發點不同而有不同的回答。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社會分工的程度很低，商品交換在社會生產中的比重很小。社會生產的主要矛盾在於直接的物品生產，而不在於物品的交換。人們只意識到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增值，幾乎沒有意識到流通過程中的價值增值。
到了封建社會末期，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商品貨幣日益發展，城鄉資本主義逐漸成長，整個社會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斷向商業資本傾斜，從而產生“重商主義”的政策和學說。重商主義者認為：只有可以實現為貨幣的東西才是財富；生產只是創造財富的先決條件，必須盡力鼓勵和發展這個先決條件；流通領域（即商品變為貨幣的領域）是財富的直接源泉；金銀即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態，除了開採金銀礦藏之外，只有對外貿易才是貨幣財富的真正源泉，從而把財富和利潤全部歸結為流通過程的產物。
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生產和流通的關係：流通過程變為再生產過程的一個環節。這時必須對重商主義重新考察，理論研究的出發點也跟著從流通領域逐漸轉移到生產領域。另一方面，由於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嚴重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使農業日益衰落，工商業的發展也受到阻礙。這時，人們開始懷疑“重商主義”的政策和學說，於是就形成了“重實業主義”。“重實業主義”者從交換的等價性原則“推導”出流通領域不生產價值和使用價值這么一個結論。他們認為在充分自由的競爭條件下，商品交換是按照等價原則進行的，既然交換是等價的，那么流通領域就不可能是財富的源泉。
“重農主義”是“重實業主義”的原始表現。重農學派認為：商業絲毫不能創造財富；金銀本身不是財富，除非用來交換到生活資料；商人是貨幣財富的代表，他既剝削賣者，又剝削買者，破壞了交換的等價性。重農學派的代表魁奈以生產費用論為依據，力圖證明只有農業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只有農業部門才是生產性部門，農業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工業勞動不是生產性勞動，工業不是財富的源泉。
“重產業主義”是“重實業主義”的發展形式。“重產業主義”者認為只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即農業和工業）可以生產出社會財富，其他部門均是生產財富所需要的必要條件。他們尤其否認流通領域生產財富，否認管理部門、信息服務部門等生產財富，把財富的概念局限於物質財富的範圍。他們始終認為物品的使用價值只與其品質特性有關，而與使用者的素質或狀態無關，與使用者所處的環境條件無關。也就是說，只有改變物品的品質特性才能改變其使用價值，而流通、管理、信息服務等領域不能改變物品的品質特性，只能改變物品的時間、空間、環境特性以及主體特性，因而不能創造價值和使用價值。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即服務業和信息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甚至超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總和，而且還在不斷發展，“重實業主義”的觀點因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事實上，商品在流通過程中因改變了商品的時間、空間、環境、風險機率、主體狀態等特性，從而改變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因此流通領域的工人、職員及管理人員也能生產各種使用價值。
統一價值論認為，流通領域是人類創造使用價值的重要領域，而且這一領域的產值比例將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提高，其結果將是：傳統意義的生產領域將會全部消失，其社會產值和從業人員將會全部轉入（廣義的）流通領域和信息領域。
總之，理論出發點的變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生產領域向流通領域轉移；二是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轉移；三是從生產領域向廣義流通領域和信息領域擴展。
三、商品價值決定因素的變化
早期社會的人們總是認為，物品的價值只取決於人的主觀感受與主觀評價，這就是“主觀價值論”。後來，人們逐漸認識到主觀感受和主觀評價都是產生於客觀效應，因而有人提出“商品的價格由該商品的實際效應”來決定的觀點，這就是“效用價值論”。
馬格努第一個提出用勞動耗費來解釋物品的價格，他認為只有勞動耗費相等的物品才可以相互交換，這標誌著“勞動價值論”開始萌芽。
阿奎那提出用“公平價格”來確定商品的價值，但他對“公平價格”的理解又是非常混亂的，其價值理論是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主觀價值論和供求價值論的混合體。
配第開始用勞動時間來測量商品的價值量，並把工人的口糧作為衡量價值的標準尺度。富蘭克林認為銀的價值可以和其他一切東西的價值一樣用勞動來衡量。他指出：“既然貿易無非是一種勞動同另一種勞動的交換，所以一切物的價值用勞動來估計是最正確的”。
斯密說：“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確尺度，換言之，只有用勞動作標準，才能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但是，決定商品價值的究竟是什麼勞動呢？他提出了三種相互矛盾的觀點：①價值由耗費的勞動來決定；②價值由購買的勞動來決定；③價值由勞動收入來決定。
薩伊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都是價值的源泉，支付的工資、利息和地租構成產品的生產費用，決定著產品的價值。
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他認為：“效用對於交換價值來說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卻不能成為交換價值的尺度”。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理論出發點：商品的交換價值由勞動量來決定，而勞動量又由勞動時間來決定；只有直接勞動才創造新價值，而間接勞動只是把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決定商品價值的是必要勞動，是指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然而，李嘉圖體系存在兩大難題：①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如何同價值規律相符合；②等量資本提供等量利潤如何同價值規律相符合。
馬克思維護和發展了勞動價值論，並致力於解決導致李嘉圖體系解體的兩個難題：把勞動和勞動力區別開來，勞動力是潛藏在人的身體內的勞動能力，而勞動則是勞動力的使用過程，它體現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可以創造出超過勞動力商品本身的價值，即創造出剩餘價值，而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此外，馬克思還修正了李嘉圖對“必要勞動量”的規定。
統一價值論認為，勞動價值是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勞動者在消費過程中將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轉化為勞動潛能，並在勞動過程中再將勞動潛能轉化為勞動價值。
從整體上來說，關於商品價值決定因素的認識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①從主觀效應向客觀效用轉化；②從客觀效用（或使用價值）向生產費用轉化；③從生產費用向勞動耗費量轉化；④從勞動耗費量向勞動價值量轉化。
四、勞動價值度量方法的變更
勞動價值論提出要用勞動的耗費情況來度量勞動者凝聚在商品中的勞動價值量，那么勞動價值論的發展也必然體現在勞動價值度量方法的變更上。
關於勞動的耗費究竟如何來描述和度量，存在著若干種不同觀點，歸納起來可分為：①時間消耗形式；②身體化學變化形式；③犧牲安樂形式；④生活資料消耗形式；⑤貨幣工資或口糧形式；⑥能量消耗形式等。其中每種度量方法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考察勞動量，都從某個方面反映了勞動耗費的某種共同特徵。
李嘉圖和馬克思都認為，勞動量的耗費集中體現在勞動時間上的耗費，李嘉圖提出用最不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而馬克思提出用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社會現有的標準生產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用“用社會現有的標準生產條件，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度和強度，生產任何一個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由於不同的國家、行業、歷史時期、不同素養的勞動者所耗費單位勞動時間的價值內涵有著很大的差異，且怎樣來確定“什麼是標準生產條件，什麼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度和強度”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不確定性和模糊性，這種勞動價值度量方法既無法進行定量計算，也無法進行不同國家與行業之間的橫向比較，更無法進行不同社會歷史時期的縱向比較。
格格夫提出用勞動者身體化學變化形式來度量勞動量，他認為：“一個人在24小時進程中完成的勞動量，可以由身體化學變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確定”，然而，事實證明，人的能量代謝率只能近似地反映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所付出的體力勞動的強度情況，無法反映腦力勞動的強度情況和複雜化情況。
斯密提出用勞動者在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來衡量其勞動耗費量。然而，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是一個客觀值，而“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是一個主觀值，難以準確地確定。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勞動條件不斷改善，勞動強度不斷下降，腦力勞動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勞動方式不斷朝人性化的方向發展，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所感受的痛苦程度不斷下降，而且還會逐漸成為人的第一需要，這時再以犧牲安樂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將會出現越來越大的誤差。
配第提出用工資和口糧來度量工人的勞動量，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它所購買的勞動來決定，即由工資來決定的，工資的現實目的在於勞動者用它來購買生活資料，用以補償勞動耗費，從而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然而，工資只是勞動耗費量的市場反映值，而不是其客觀值，而市場反映值圍繞客觀值上下波動，而且工資是以貨幣為價值尺度，具有相對的不確定性。
統一價值論認為，勞動者機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有機系統，其勞動量的具體耗費情況非常複雜而神秘，根本不可能進行測量和計算，最多只能進行某一特定方式的物理觀察或化學測試。但是，不同形式的勞動耗費有一個共同特徵：對於任何勞動耗費的補償都是通過消費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實現的，因此可以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或勞動價值量）。
從整體上來說，勞動價值度量方法的變更經歷了兩個主要階段：①由貨幣向時間形式的轉化；②由時間形式向能量形式的轉化。
五、勞動價值論的最終歸宿
勞動價值論是在不斷地進行創新與爭論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勞動價值論的頂點，而是勞動價值論的一個發展階段，它本身存在諸多的不足，這是科學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不能把馬克思對於勞動價值論的具體研究思路和某些個別結論作為神壇供奉起來，而應該客觀地、清醒地加以分析與研究；政治經濟學應該屬於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對於目前的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之間的格格不入，應該更多地從政治經濟學體系中找問題的癥結，而不應該把自己封閉起來，無視現代經濟學理論和其它社會科學的重要發展與偉大進步；只有充分吸收現代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成果，緊跟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步伐，迅速變革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價值概念體系，並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充分銜接起來，不斷提高其客觀性、確定性和精確性，才能不會成為科學的異類而被科學所拋棄，才能把勞動價值論推向新的高峰。
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還差不多處在人類歷史的開端，而將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的後代，大概比我們有可能以極為輕視的態度糾正其認識錯誤的前代要多得多”。勞動價值論的最終歸宿是全面走向現代經濟學！走向現代社會科學！走向現代自然科學！全面融入現代知識體系之中！
參考文獻：
①仇德輝著，《統一價值論》，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
②仇德輝著，《數理情感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