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劉大傑（1904～1977），岳陽縣十步鄉廟升塘人，生後不滿1歲父死，12歲母又死，由外婆資助進私塾。
劉大傑14歲進岳陽城一家貧民工廠，學織毛巾、制陽傘。晚聞到廠辦夜校補習算術、國文等課。在廠積蓄35塊銀元，於1919年考取武昌湖南旅鄂中學。該校雖不收學費，但一伙食、書籍、衣服等費用尚需自理。他向學校請求半工半讀，從二年級起，在該校食堂擔任養豬工作。他曾寫了一首《賣糖兒》的舊體詩，得到國文教師姜濟凡的賞識。他聰明好學，取得全班第一名的優秀成績。
作品1922年，劉大傑考入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報考數學系，結果被分配在中文系。著名學者黃佩、胡小石主講文學課程對他產生過積極影響。尤其是主講“文學概論”、“小說創作”的郁達夫教授，給他啟迪和幫助更大。1925年冬，武昌師大中文系舊派反對郁達夫，鬱憤而辭職。劉大傑同情郁達夫，一道離校來到上海。在郁的鼓勵和幫助下，於1926年畢業於武昌師範大學中文系，赴日本留學在東京一個補習學校學習日語。1927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科文學部，專攻歐洲文學。在校3年，經常寫點短文寄回國內發表，以稿費維持生活。
1930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回國後初任上海大東書局編輯，負責《現代學生》雜誌的外國文學和翻譯作品的審稿。後任復旦大學、安徽大學、暨南大學等校教授，並與魯迅、林語堂等文藝學術界人士有比較廣泛的聯繫，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和文學論文以及評論外國文學的專著，在“北新”、“商務”、“中華”、“啟智”等書局出版印行。
1935年7月，受聘擔任四川大學教授和中文系班主任。1937年夏，劉回上海探親。時逢抗戰爆發，交通斷絕，住上海8年，基本上依靠妻子教書的薪資維持最低生活。他專心寫作《中國文學發展史》，壘書80餘萬字，上卷於1941年元月出版，下卷於1943年寫完。另一本是《魏晉思想論》20餘萬字，於1949年出版。還有一本《歐洲文學史》，寫了20多萬字，沒有寫完。在此期間，為家庭生計曾在之江大學上海分校、聖約翰大學兼課。
1942年開始發表作品。
1945年抗戰勝利後．任上海臨時大學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和中文系主任。在校參加過進步學生組織的民主演講運動，保護過一些愛國青年。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任暨南大學校務委員。是年9月，暨南大學文、理、商相關院系併入上海復旦大學，劉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文學教研組組長、中文系代理主任等職。此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文聯常務委員、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務委員。並任《收穫》、《文學評論》、《上海文學》等雜誌編委。參加過全國高等學校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的制訂，《辭海》、《中國歷代文論選》的編寫工作，主編過《中國文學批評史》。1965年5月20日，劉大傑在上海復旦大學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和鼓勵。
個人評價
作品劉大傑長期在大學任教，先後開設過 “文學概論”、“文學批評”、“中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歐洲近代文藝思潮”、“歷代詩選”、“歷代韻文選”、“中國小說史”、“中國哲學史”、 “專書研究”等課程。在復旦大學工作長達29年，一直到1977年因病辭世。
劉大傑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文學史家和翻譯家，其著作甚多。早期所寫小說、戲劇，有《支那女兒》、《昨日之花》等。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有托爾斯泰的《高加索囚人》、《迷途》，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等10部。文學論文有《論新詩》、《英國花鳥作家赫德生》等7篇。學術著作有《魏晉思想論》、《中國文學發展史》、《德國文學簡史》等7部。
新中國建立以後．譯作有屠格涅夫的《一個無可救藥的人》。還著有《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問題》、《〈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文學的主流廈其他》等14種著述。所著《中國文學發展史》，具有獨特的見解，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
個人作品
作品早年致力於歐洲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中年轉向古代文學研究，吸收並運用西方的進化論和社會學的觀點解釋中國古代文學發展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作品有：《托爾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國文學概論》、《德國文學簡史》和《東西文學評論》（全三冊）、《魏晉文人思想論》、《紅樓夢思想與人物》，另有《古典文學巨著〈紅樓夢〉》、《〈儒林外史〉與諷刺文學》等論文多篇。
賦詩四悼郁達夫
詩稿著名文史學家、作家劉大傑，1924年在武昌中華大學就讀時，郁達夫正在該校任教。天資聰慧的劉大傑以勤奮向上，且酷愛文學引起了郁達夫的注意。當郁達夫得知這出身貧窮的湖南籍學生，年幼時有著邊放牛邊看書的艱難求知經歷時，自然對劉大傑更是關懷有加。甚至，1927年劉大傑去日本早稻田大學深造的費用，亦由愛才的郁達夫慷慨資助。之後，師生交往密切，常有在一起飲酒賦詩的佳話。1945年9月17日，當在南洋蘇門答臘從事抗日宣傳的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暗殺于丹戎革岱荒野中的噩耗傳來時，劉大傑滿腔悲憤，為痛失良師，當即執筆蘸墨以淚寫就七律悼詩一道。
《聞郁達夫為日帝殺害作詩哭之》
一九四五年秋
飄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離淚欲吞；
春夜每難忘舊事，南溟長此望中原。
許身報國誠無愧，隱姓埋名再不冤；
凡文平生詩意苦，杜鵑啼血我招魂。
該詩中“南溟長此望中原”是指郁達夫身在印度尼西亞仍時時關心中華大地抗日之國事。“隱姓埋名再不冤”指郁隱居印尼蘇西小鎮，化名趙廉開設趙豫記酒廠，秘密從事抗日活動，而被國民黨反動報紙誣為郁達夫已投降日軍，郁慘遭殺害則洗清了不白之冤。這首悼亡詩鮮為人知。
在郁達夫的周年祭日，劉大傑痛悼恩師又揮淚寫下兩首悼亡詩。
《哭郁達夫》
一九四六年
春雲舊夢已如煙，醉酒談詩十七年；
當日誰能怨賈誼，而今我自哭張顛。
休言湖海難逃網，只恨文章不值錢；
窗外瀟瀟秋意冷，斷腸風味寫吳箋。
《再吊》
一九四六年秋
一曲情無盡，三秋夢不成；
南天魂已斷，故國恨難平。
文字傾江海，兵戎問死生；
關山千萬里，淡淡月黃昏。
這兩首悼亡詩中的七律《哭郁達夫》，在《郁達夫文集》第10冊的333頁中被認為是劉大傑1935年所作，且詩題為《秋興寄懷達夫先生》，詩句中僅“醉酒談詩十二年”的“二”字之差。綜觀這七律全篇，無疑是瀰漫著哀傷的悼念意境，更有劉大傑一九四六年秋作的《哭郁達夫》手跡為證，也許，收入《郁達夫文集》的該詩注釋有誤。
接著看五律《再吊》，這首詩句“南天魂已斷，故國恨難平”有註：“達夫自星加坡寄余詩有句云：‘托翅南荒人萬里，傷心故國恨千回’”原來，郁達夫1942年在新加坡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時，曾思念自己的得意門生，寫《月夜懷劉大傑》七律：“青山難忘海雲堆，戎馬倉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萬里，傷心故國恨千回。書來細誦詩三首，醉後難斟酒一杯；今夜月明清水，悄無人處上高台。”劉大傑在五律中有與老師的亡魂唱和之情，即便是前首七律中的“醉酒談詩……”亦含此意。
1957年秋，正值郁達夫蒙難12年，華夏古時有按地支輪轉12年為一紀之說。此刻又喚起劉大傑對老師的感懷，便撰五律一首以寄託哀思。
《夜夜海南船》
一九五七年秋作
別我三千浬，思君十二年；
心丹頭肯斷，路遠眼將穿。
祖國歌新貌，文壇仰舊賢；
遊魂終不返，夜夜海南船。
這首詩一改前三首那淒涼的意韻。郁達夫為國捐軀異國他鄉，亦被政府定為烈士，作者仍夜夜思念他。該詩首句：“別我三千浬”的“浬”字，有些書刊已按當今標準的簡化字改作“里”，那很不妥。再說，作者詩中顯然是海里的意思，因此，這句詩中必須用“浬”。
古往今來，師生情誼厚重，學生悼亡老師的詩詞亦屢見不鮮。但，如劉大傑那般一而再、再而三地先後四次為老師作詩哀悼的似不多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