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謨

《分篇議》則提出：圖、記、表、傳為志書宏綱，缺一不可，並逐一論述淵源及撰修方法。 可見劉光謨的方誌理論是兼采眾長，融合各家而成，反映了乾嘉以後方誌思想的發展。 光緒二十三年（1897），復應聘襄纂《潼川府志》，終得機會實踐自己的方誌理論。

劉光謨，字文卿，射洪縣洋溪鎮高石橋（今互助鄉岱欽橋村）人。清道光二十六（1846）年出生。方誌學家。 光緒元年（1875），劉光謨應歲貢生試，考中第一名，被選，札調省城尊經書院肄業十年，潛心治學，研究經史，自謂“目覽三萬卷，家藏八百部”，學有所得則札記成篇，積稿1000餘紙。治學勤奮嚴謹，造詣日深。後任尊經書院齋長。
光緒九年（1883年）春，縣人羅希堂（名錦城）等籌修《射洪縣誌》，約贊襄其事。劉光謨乃從省垣運回史籍千卷，廣徵博覽，兼采眾長，結合實際，著《射洪縣修志議》及《縣誌分篇議》兩論，以指導修志工作。後複寫出《方誌笘言》、《答羅希堂進士論修志書》、《答羅希堂進士書》、《答修志局書》等方誌理論著述。《修志議》全文分正名、辨體、博征、分門、補訂、徵文6條，除“博征”1條屬於方誌取材外，其餘均為志書編纂之設計，議論較為廣泛。《分篇議》則提出：圖、記、表、傳為志書宏綱，缺一不可，並逐一論述淵源及撰修方法。所論皆精闢，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如認為縣誌“大事記”，“可以挈一書綱領，如國史之本紀也”，可“開卷瞭然，若網在綱”。明確指出“大事記”的作用，在當時可稱卓見。其餘亦有獨到之見，且皆切實可行。對於志書的性質，劉光謨師承張之洞、王闓運之學術思想，主張方誌纂寫應須史體，繩之以史法，準之以史載，因被稱為方誌學的“歷史派”，即“新派”。其記、表、傳的分類排列，亦代表了“新派”的體例觀點。但在內容記載方面，又強調“地理明，而山川、古蹟、土產、風俗、倫理、政治之類可匯錄”，頗近戴震的“地理派”即“舊派”學說。他還推崇章學誠，建議修志者研讀《文史通義》，從中學取修志理論和編修方法。可見劉光謨的方誌理論是兼采眾長，融合各家而成，反映了乾嘉以後方誌思想的發展。“一言、兩議、三書”構成了劉氏方誌學體系，受到近現代方誌學家的重視，為祖國豐富的文化寶庫增添了可貴的內容。
光緒二十三年（1897），復應聘襄纂《潼川府志》，終得機會實踐自己的方誌理論。在這部傳世之作及遺著《高石齋文鈔》3卷中，可窺其一貫縝密嚴謹，援據詳確的治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