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蝟的溫順

刺蝟的溫順

《刺蝟的溫順》是200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劉小楓。

基本信息

圖書信息

刺蝟的溫順刺蝟的溫順

書名:刺蝟的溫順

作者:劉小楓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2年4月1日

ISBN:7532123464

平裝: 237頁

內容簡介

刺蝟刺蝟

兩位猶太裔哲人的不和

蘇格拉底成了狐狸

刺蝟揪住狐狸

自然權利抑或自然正確雅典哲人與民眾的政治——神學衝突

神主政治與民主政治

哲人美德的轉變

浪漫主義與世間惡

哲人與先知的世俗衝突

承負生活的嚴峻和殘酷

編輯推薦

兩位猶太裔哲人的不和

蘇格拉底成了狐狸

刺蝟揪住狐狸

自然權利抑或自然正確雅典哲人與民眾的政治——神學衝突

神主政治與民主政治

哲人美德的轉變

浪漫主義與世間惡

哲人與先知的世俗衝突

承負生活的嚴峻和殘酷

目錄

弁言

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

“一種平等主義”的現代性理論?

“承認的政治”承認什麼?

自由主義“強加於人”什麼?

“我們”就是“我”?

自由主義的民族性批判?

誰是資本主義文化侵略者?

金錢 性別 生活感覺

人無法居住在“純粹手段”的橋上

形上學孤獨對男人女人一視同仁

不讓感覺逾越靈魂的界限

寂靜主義的社會哲學家

尼采的微言大義

尼采是誰?

沒有真理,只有解釋?

扎拉圖斯特拉口中的“蟒蛇”

蒙謗忍垢而不忍白焉”

“無辜的謊言”

瞎子修士的“怪書”

現代政治思想紛爭中的施米特

施米特其人及其命運

施米特主要論著概述

施米特研究一瞥

施米特故事的各種講法

刺蝟的溫順

兩位猶太裔哲人的不和

蘇格拉底成了狐狸

刺蝟揪住狐狸

自然權利抑或自然正當

雅典哲人與民眾的政治一神學衝突

神主政制與民主政制

哲人美德的轉變

浪漫主義與世間惡

哲人與先知的世俗衝突

承負生活的嚴峻和殘酷

弁言

1993年我從歐洲回來,北京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樂黛雲教授就邀我做兼任教授,每年去北大比較所講一兩次課,偶爾也應學生會邀請講演。去年,樂教授說比較所在編一套演講叢書,要收入我的講演。由於大多數講演已經刊印成書中的章節或文集中的篇章,況且,一些講演不是在北大講的,我沒有同意。經一些朋友敦促,我挑選了近年來的五篇文章編成這個集子,其中四篇與講演有關。“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是1998年春天應海南大學社會倫理中心邀請在海南大學作的講演;1999年冬,我在北大比較所講了兩次施特勞斯的《什麼是政治哲學》研討課,“刺蝟的溫順”是2000年秋天在浙江大學哲學系和中山大學哲學系作的講演。2000年4月在北大作“尼采是誰?”的講演。運氣不好。當晚整座教學樓沒有電,有同學臨時買來蠟燭點在講台上。我在昏黃搖曳的燭光中講尼采幽靈,據說有神神鬼鬼的氣氛。同年10月。這篇講演的內容又以“尼采的微言大義”為題在北京師範大學和浙江大學講過。

1999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學作了“現代性政治哲學中的刺蝟:施米特”的講演,同年10月在中山大學哲學系也講了一次,今年春天又在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講過。施米特的政治思想極具爭議性,講演引起紛紛議論。為了從學理上澄清施米特研究的背景,我編選了《施米特與政治法學》,“現代政治思想爭紛中的施米特”是為文集寫的前言。“金錢、性別、生活感覺”則是為我編的西美爾文集《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寫的導言,這兩篇文章原來都不是講演。

這些文章與我近些年來研究政治哲學相關,而且留下了行路的痕跡。

十九世紀以來,隨著人文一社會科學的形成和擴張,哲學要么被肢解成各種分門別類的學科(倫理學、美學、政治學、社會學),要么成了語言分析、現象學分析、符號學分析的技術化思辨。哲學的實踐性變成了主要由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來支撐的政治學或政治理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哲學已經喪失了生存位置。九十年代後期,歐美(尤其北美)學界新的“主義”論爭傳到中國,漢語學界一時間也陷入新的“主義”論爭。本書關注的政治哲學,與作為經驗學科的政治學以及由種種人文一社會科學來支撐的政治理論都不相干。用施特勞斯的話說,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是:為什麼要哲學。“哲學的這個最最根本的問題——關乎其自身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問題,對於現代哲學來說不再是一個問題(施特勞斯)”。政治哲學要使對於現代人文一社會科學(哲學已經成為其中的一個門類)來說不再是問題的事情,重新成為問題。

《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原刊王炎先生主編的《公共論叢》;《尼采的微言大義》和《刺蝟的溫順》原刊周實先生主編的《書屋》,收入本書時都有不同程度增訂,在此謹向兩位主編致謝。

書摘

西美爾的思想是否因此就膚淺、不重要了?是否就不足以同馬克思、韋伯相提並論?西美爾提出過這樣一個“社會學的假設”。

從前有個地方,人與人之間“驚人地不平等”。雖然人人都有一片土地,足以供其所需,但有些人卻能種玫瑰。“也許他們比別人錢多一些,也許他們肯在這上面多花時間,或者正好擁有玫瑰所需的土壤和陽光,總之,他們有玫瑰花,別人沒有。”

本來,這種情況沒有引起糾紛,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有人漂亮、有人相貌不佳,有人聰明、有人笨些,天生如此,沒有什麼好抱怨的。終於有一天,有人發現自然差異不應該天生如此,激烈地站起來號召:人人生來都有擁有玫瑰的權利,只有少數人有玫瑰是一種“盲目的偶然性”,必須改變。“蒙昧的無欲時代已經過去”,按照人的自然權利,每個人都可以欲求自己應該有的東西。何況,從科學角度看,玫瑰在少數富人那裡積累過多,他們會在玫瑰叢中窒息。

“在人民的呼聲中,靈魂的最後渴望和最深層的文明思想同人民過於人性的衝動緊密相連。於是,一個革命政黨形成了。”玫瑰人跟著就成立了保守政黨,以便保護自己對玫瑰的占有,“保護現在才意識到的那種誘惑:擁有某些別人羨慕與渴望的東西”。革命最終不可避免,而且平等主義黨派必然大獲全勝,“因為該政黨的道德觀念最終潛入敵方陣營:社會正義的理想超越了一切利益衝突”。

西美爾根據這個“社會學的假設”問,人類從此有了永久和平、平等和幸福?重新分配土地方案使每個人有了同等的種植玫瑰的條件,但是,自然份額仍然不可能像數學一樣精確地均勻分配給每一個人,“總有一些人培植玫瑰時手氣更好,另一些人得到的陽光稍稍充足,有的人嫁接的嫩枝更為結實”。“自然狀態”似乎並不認同自然權利,總是出人意料地干擾現代人構想的平等理想。

在馬克思那裡頭等重要的平等問題,西美爾用一枝社會學假設的玫瑰就打發掉了。從西美爾講的玫瑰故事來看,他並非對於動盪的現實生活和歷史的巨大變遷沒有感覺。顯然,西美爾對於這一切有自己根本不同於馬克思和韋伯的看法——不然,他怎么會認為馬克思是個“蹩腳的哲學家”?史稱馬克思、西美爾、韋伯為現代資本主義理論的三大經典思想家,但據說西美爾更像文化哲學家,因而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與馬克思、韋伯相當不同。可是,馬克思、韋伯難道不算文化哲學家?這三位大師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論分歧是形上學的差異,如此差異倒與他們每個人的個人性情相關,與身體的病痛不相干。無論心理分析或者階級分析的邏輯多么引人入勝,都不可能解釋思想者個人性情的形上學差異。

西美爾的形上學個人性情究竟是怎樣的?西美爾的社會思想從社會分工論開始,並非如有的專家以為的那樣,從“貨幣哲學”論開始。但與馬克思或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不同,西美爾從一種文化哲學的角度來看做為現代生活之基礎的分工,分工產生的“極端和徹底的專業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的一種特殊形式”。所謂普遍的文化困境就是客體文化與主體文化的相互離異——也就是異化,其結果是現代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貨幣哲學》正是在這種社會分工論的文化哲學基礎上對現代生活的碎片化過程做了詳細的分析,按照這種形上學,現代性中日漸加劇的生命本身的碎片化,並非是人的伊甸園面目的歷史扭曲,毋寧說是人的生存在體性悲劇的歷史片斷。

西美爾的分工論和貨幣哲學中,潛隱著一種與當時如日中天的歷史主義思想了不相干的關於人的形上學一一而且是悲觀主義的。這一悲觀主義的形上學使得西美爾與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一文化批判毫無共通之處,倒是與韋伯的形上學個人性情相近。不過,韋伯是尼采的信徒,西美爾是叔本華的信徒,對於他來說,(6’叔本華是比尼采更有意思的哲學家”。所以,儘管韋伯欣賞西美爾的思想感覺,最終無法認同他的形上學的個人性情。與其現代性碎片感相一致,西美爾思想由諸多片斷組成,這裡我選取了三個主要片斷。人無法居住在“純粹手段”的橋上《貨幣哲學》是西美爾惟一一部結構完整的大部頭論著,二十世紀開頭的那一年問世。不過,西美爾的基本思想已經反映在1896年發表的{現代文化中的金錢》一文中。文章的題目已經講得很清楚:與馬克思關心作為商品的貨幣不同,西美爾感興趣的是作為文化現象的貨幣,因此,自然要“從貨幣經濟學結束和尚未開始的地方起步”。

西美爾並非不曉得貨幣首先是一個“歷史現象”。但歷史唯物主義的貨幣政治經濟學並沒有觸擊貨幣“對內在世界一一包括個人的生命力、個體命運與整個文化關聯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自身當然也有一套人的哲學,但在西美爾看來,恰恰是馬克思的人的哲學(而非其經濟哲學)過於膚淺一一所謂“蹩腳的哲學家”指的就是這回事。“只能用哲學方式來處理”現代貨幣經濟與真正人的歷史現象的關聯,意味著要“從生命的一般條件和關係來考察貨幣的本質”,而歷史唯物主義的眼睛對於“生命的一般條件和關係”恰恰是瞎的。

西美爾的貨幣文化哲學也不是實證的經驗社會學的貨幣研究。按照當今主流社會學界的“學統”觀念,西美爾的貨幣研究就算不上社會學論著。西美爾當然看不起經驗的實證社會學,如果要“從貨幣的作用來說明生命現象的本質和肌理”,仍然需要哲學思想,而經驗的實證思想並不思想一一其實也不分析。

貨幣古而有之,現代經濟生活使得它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變化。對於韋伯,這一變化的深遠意義在於理性化機制的形成。對於西美爾,其深遠意義首先在於:貨幣成了個人生命中“不受條件限制的目標”。

從前,人們渴求的人生目標一一比如美好的愛情、神聖的事業一一併不是任何時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錢這樣的人生目標卻是人隨時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換言之,前現代的人生目標乃是一個恆定、潛在的生活目的,而非一種“持續不斷的刺激”。如今,金錢成了現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標,成了“持續不斷的刺激”。從前,宗教虔誠、對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續的精神狀態,如今,對金錢的渴望成了這種持續的精神狀態。所以,在西美爾看來,“金錢是我們時代的上帝”的說法絕非比喻。

就生活產生的生命感覺而言,以金錢為中心與以上帝為中心所產生的生命感覺有形式相似:上帝的觀念超越了所有相對事物,是終極性的抽象綜合;在上帝觀念中,生活的矛盾獲得了統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調和的東西找到了和諧。同樣,貨幣超越了所有具體事物,顯得可以調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錢越來越成為所有價值的絕對充分的表現形式和等價物,它超越客觀事物的多樣性達到一個完全抽象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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