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再思錄》出版於1995年7月，收集了巴金《隨想錄》以後近十年間的作品，許多篇章是在病魔纏身時寫就的，文字樸素，內容精煉，風格沉鬱。它的存在有力地證明了《隨想錄》之後，巴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然而許多研究者談論巴金晚年思想的時候，往往把這部書排除在外。固然，《再思錄》沒有《隨想錄》影響那么大，篇幅那么多，而對問題的思考也不似《隨想錄》那么集中和系統，但閃爍於其中的思想火花卻仍然清晰可見，而且一個年近九旬的老人，在執筆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還一字一句地寫作，他所要表達的至少對他個人來說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內容，這其實是蘊涵著生命能量的“生命之書”。
寫作看法
《隨想錄》受矚目，《再思錄》受冷落，這個現象本身便顯示了這兩本書的差別。《隨想錄》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的作品，那是一個群情激昂的共名時代，《隨想錄》也是一部與社會思潮緊密呼應的書，小到一部電影(《望鄉》)一齣戲(《假如我是真的》)的討論，大到對“文革”的反思和民主化的呼籲，許多社會焦點問題在《隨想錄》中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反應。巴金以個人的方式參與到對社會主題的討論之中，《隨想錄》的寫作是一種開放式的寫作，作者的思想與外在的社會生活始終保持著一種雙向式的交流的關係，他的立場、觀點都是由某些社會事件所觸發的，包括在寫作過程中，巴金所遭受的種種批評和不同意見，都曾是《隨想錄》寫作的驅動力。巴金的個人意識在從五四繼承而來的社會使命感的承載之下奮勇前進。而《再思錄》則出版於一個思想多元的無名時代，一方面整個社會難以形成一個眾人關注的思想主題，另一方面，巴金開始逐漸從社會退回到個人、自我和內心之中，《再思錄》的寫作是在相對“封閉”條件下的內心獨語，這種轉變與巴金的身體狀況相關，年老多病使他不可能迅速地對外在的社會信息進行及時的反應；其次與他這一階段的主要工作有關，那就是他晚年主持出版了自己的26卷本的全集和10卷本的譯文全集兩大作品集：這種工作帶動著他回到往昔的時光中，沉浸在青年時代的人和事的回憶里，使他一度被扭曲的自我，得以有機會與生機勃勃的青春時代重新連通，使得他終於可以以自己的本來面目面對世人。在那些懷人的篇什中，我們可以看到巴金思想自由流動的痕跡，他終於可以不必太多顧忌外在的各種看法，而進入了內心的自我表達中，他思考的許多問題已經由具體的人和事而歸於抽象：如生命的意義、愛與恨等等，雖然這些文字是那么簡短，可是躍動在文字背後的那顆火熱的心和不屈的靈魂卻再次伸張出來。所以，將《再思錄》與《隨想錄》這兩部書放在一起，不僅能夠看出巴金晚年思想的連續性，而且它們之間許多互補之處恰讓我們見識到了一個更豐富和完整的巴金。
在寫作《隨想錄》的前期，巴金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是怎么變成“非人”的，而到後期他終於發現了這是敬神滅己的惡果，而在《再思錄》里，他終於旗幟鮮明地喊出了“沒有神”，這不僅是對於“敬神”的全盤否定，而且還有一個非常堅定的價值標準在裡面，那就是“大家都是人。”巴金在晚年是用自己血淚的經驗在捍衛自己在五四的時候所追求的價值標準，“大家都是人”，就不分等級，就一律平等，同時也都有作為人的人格尊嚴。
從今天來看，我看巴金提出的話題完全沒有終結，“文革”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創傷”還在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著。那些放棄人格尊嚴、不能捍衛人格尊嚴的事情仍舊屢見不鮮。《沒有神》是一篇旗幟鮮明的宣言：“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這種呼聲似乎發出的很容易，特別是在一個遠離了政治高壓的時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很平常，但是背景調換了，實質的內容則未必變化了，比如錯噹噹年的“神”是政治，而今換為“金錢”的話，馬上很多人就能感覺到這個話語中的分量，那些拜倒在金錢腳下，為了金錢出賣人格喪失尊嚴的事情並沒有絕跡吧？另外，“神”是怎么產生的，我們又有多少人在不同的時代中參與製造那些不同的神？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會理解巴金為什麼要揪著“文革”不放了。有許多問題，巴金可能沒有做出回答，但他以他痛切的經驗提出了它。
更重要的是巴金還覺得“文革”的思維方式仍然存在。比如，在1994年，他談到書信時，直接的反應是想到60年代私人通信的內容居然成為相互揭發的罪證，甚至會搞得通信人家破人亡。巴金在《〈巴金書信集〉序》中曾說：“私人信件可以隨意公開，斷章取義，任意定罪。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胡風集團’的三批材料，我學習過多次，也發表過不少批判謬論，但是我至今還不明白一些文人寫給朋友的信件會變成‘毒品’，流著一滴滴的血，殘害人的生命。”在《關於〈全集·書信編〉》中，他也提到過書信成為“罪證”的事情。在常人的眼裡，這些事情都屬於那個特殊的年代，那個年代結束了，事情也就隨之而去，但巴金卻看到了這種思維方式甚至某些做法在人身上所殘留下來的餘毒。他講到在“文革”被徹底否定後，有人曾經寫信提醒他：“當心某某人，他揭發了你。”“揭發”，這個似乎只有“文革”中才經常使用的辭彙，在今天依舊潛伏在我們的生活中，“文革”也並非早已結束的噩夢啊！巴金對此事的反應是：“我感謝這位朋友，但是我也原諒另一個友人。我常常想：‘責任在誰？’”這聲追問，依我看是對那些以為太陽一出，地球上就不再有陰暗的角落的“樂觀主義”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如果說在《隨想錄》中，巴金是通過對大量的社會問題的發言，樹立起一個憂國憂民、痛苦坦誠的知識分子形象的話，那么在《再思錄》中，巴金是直接地面對自我，面對所走過的道路，在帶著深情的回憶中，他對自己早年的思想信仰和自己的人格的發展有了清醒的認定。巴金已經完全排除了那些顧忌，開始運行在自己的話語系統中了，這裡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對自己信仰問題的再認識。在《隨想錄》中，談到這些問題，他總以一種社會公眾語言來表達自己的內心思想，現在老人越來越回到了自己的話語表達系統。《再思錄》以沉鬱的文字風格塑造了一個孤獨的老人的形象——長期身受疾病折磨，語言表達困難，有話不能傾吐，困郁於心的痛苦和希求得到人理解的痛苦的自我形象。
巴金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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