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翁文灝、王雲五提出的貨幣改革方案。當晚即由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布“財政經濟緊急令”，作出全國廣播，並公布“金圓劵發行法”，最主要的兩條是：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劵，違者沒收；全國物價凍結在8月19日水平。原因
蔣介石派出經濟督導員到各大城市監督金圓劵的發行。“皇太子”蔣經國受父命，帶一批少壯派骨幹到上海進行經濟管制，打擊投機奸商，時稱“打老虎”。蔣經國為表決心，甚至明言“只打老虎，不拍蒼蠅”。金圓劵的發行初期，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劵。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而資本家在政府的壓力下，雖然不願，亦被迫將部分資產兌成金圓劵。
當時，國共內戰方酣，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節節失利，經濟形勢也嚴重惡化，民間怨聲不斷。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老虎”行動關乎民眾對金圓劵的信心。最初將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以至槍斃，以作殺一儆百。而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亦因囤積罪入獄。蔣經國在上海嚴厲“打老虎”，曾稍微穩定了民心。
過程
1947年7月，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序幕揭開了，隨著國民黨軍事形勢惡化，經濟問題的嚴重性達到極點。法幣已失去流通效能，25萬元票面的“關金”大鈔開始問世，在上海城市的大宗買賣（例如地產），都用黃金或美鈔計算，農村裡的交易則用糧食或銀元計價，恢復“物物交換”的古老方法。物價的波動，幣制的混亂，令人民無所適從。新新公司每天有成千上萬顧客，每天收入都有億兆元之多，處理起來，確是大問題，因為紙幣貶值，早、午、晚的市價不同，但幣值只有瀉跌，永遠沒有上漲。今天賣出10億元價值的貨品，明天只能買回價值5億元同樣或相等的東西。但是我們內部定了一個補救的方法，如果貨不能補充進來，就把當天的收入購入黃金和外幣，以便保值，這是無辦法之中的變通辦法，等待機會再謀發展。
真想不到在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公布《經濟緊急處分方案》，我們的最後機會也徹底失去了，連最後的希望也完全破滅了。新新公司一家的遭遇如此，它也可以反映出上海工商的劫運。
所謂《經濟緊急處分方案》，就是為了實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將等於廢紙的法幣收回來，不再流通。根據統計，此時的法幣價值600萬元等於抗戰前的1元，現以300萬元折合1元的“金圓券”。國民政府為了穩定這新發行的金圓券，使用硬性管制，規定：
由8月19日起，無論任何人均不得儲藏黃金、白銀、銀元和外幣，持有者必須於9月30前向政府銀行兌換金圓券。逾期任何人都不得持有，私藏不報者嚴辦。
所有物價必須維持1948年8月19日的市價，不準上漲，這亦即官方所謂“八一九防線”。
1948年8月23日，蔣經國以督導專員身份到上海執行任務，對全市的貨棧、庫房進行搜查，登記所存的貨品，限令照價出售，不準囤積。違抗者，吊銷商店執照，負責人送刑庭法辦，貨物沒收。
新新公司的目標太大，所有貨倉都被徹底檢查。但我們的帳目很清楚，一出一入都有單據作憑證，總算通過檢查，並沒有囤積居奇的嫌疑，我也鬆了一大口氣。至於歷年來，新新公司內庫積存的美金共80萬元，黃金和銀元照市值100萬美元，悉數送到中央銀行兌換新發行的金圓券。這是經董事會同意的，表示擁護中央政府頒行的改革方案，我更覺得心安理得。從1948年8月23日到10月2日，整個上海在蔣經國嚴厲鎮壓之下，物價居然暫時得以穩定下來。蔣的口號：“只打老虎，不拍蒼蠅。”他把違法官員戚再玉、囤積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處死刑。工商界主腦人被逮捕入獄的有64名之多，其中包括申新紗廠榮鴻元和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
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穩定，貨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圓券，但有個苦惱的隱憂，貨物出售後，補不進來，因為許多廠商由於沒有原料，無法繼續生產，以致停工待料。根據經濟原則，貨物總是流向價高的地方，如果無利可圖，又何必辛辛苦苦地運來上海，而費時費事？
那時外地物價日漲夜大，上海的物價卻被壓抑在“八一九防線”上，不準波動，正像把洪水蓄滿的水塘不放，滿溢就會泛濫，不可收拾。上海的工商各業無形中停頓在冬眠狀態。
當局只知管制物價，完全忽略對遊資的疏導，對物資的調節和鼓勵生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全盤計畫。
最自相矛盾的是財政部，10月初主張發行金圓券，後又突然宣布“菸酒加稅”法案，“只準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既一面嚴格限價，又一面領先加稅，自毀諾言，失信於人民。菸酒加稅引發了“星火燎原”之勢，從此掀起一股搶購風暴，最初是搶購白米和燃料，後來波及的貨品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經濟迅速崩潰。
新新公司每天早上一開門，人們就擁進店內，所有歐美呢絨、電器用品等都被一掃而光，然後等而下之，不論什麼貨品都成為搶購對象，連一些冷門貨品，如花邊、文具和五金工具之類，都在搶購之列。我到商場巡視，不禁驚心動魄，眼見人頭涌涌，狂搶貨物，儘快把手上的金圓券拋光，重蹈以前老法幣的覆轍，可見《經濟緊急處分方案》不但未能阻止物價上漲，反而掀起搶購物資的風暴，釀成黑市猖獗的惡果。上海市長吳國楨到南京向蔣介石辭職。凡是有政治常識的人，都可以想像到其中內幕不簡單。11月6日，蔣經國悄然離滬，這70天的經濟管制宣告徹底失敗。
金圓券曇花一現，暴露了國民政府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因為民心已不止是怨艾，而是憤恨，渴望改善，其大勢去矣！
就新新公司的情況來看，我已知道它將近油盡燈枯的地步，因為貨物已被搶購去了一大半，而庫存的基金（即黃金與外幣）都變成金圓券的廢紙，加以工潮不停，時局又惡化，不知何從！心裡疑慮萬分。
恐怖政策、極權主義的手腕（TOTALITAEIAN MEASURE）可能發揮效力，但是有條件的：必須有絕對嚴密的紀律，有共同信奉的理論基礎，沒有溫情主義的包袱，沒有破壞組織意志的枷鎖。經國帶到上海的班底，只算得上是一群“業餘的權力主義者”（AMATEUR AUTHOEITARIAN）。單靠一時的宗教狂熱和個人崇拜的阿Q精神，湊湊熱鬧則有餘，成大功，立大業則戛戛乎難矣！何況國民黨內部新的上層組織，根本是託庇古代封建皇朝的餘蔭，加上現代法西斯主義的一件混合體。它太腐朽了，以這樣的組織來對付組織，失敗乃理所當然的事。
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我們從史學的角度看，著重因果，尋找它對未來的意義。關於當時上海的環境，本文已有詳細論述，經國肯定成功的或然率，少到等於零。他之臨危授命，一方面事非得已，學諸葛鞠躬盡瘁，來個忠孝兩全；一方面年少氣盛，有點不信邪，妄想西方出太陽。可是，他的殉道精神，他的良知，他的抱負，在國民黨那個大染缸里，能出污泥而不染，使命雖未達成，他的英雄氣概，還是可敬的。
上海的經濟改革，經國以必勝的信心始，落荒而走終，多年積下的政治資本，經過這場豪賭，全部付之東流。
“只打老虎，不拍蒼蠅”
有實權、且具雄心的卻是蔣經國。當地的英文報紙《華北日報》稱其是“在上海打經濟戰的主帥”，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雖然我曉得這個職位可能使經國遭到忌恨，甚至斷送前程，但是我必須派他去。經國是可以承擔此一任務的惟一人選。”上海經濟管制區包括首都南京及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就是說，“如果經濟改革在上海能成功，其他各地也可能成功”，從這一點看，蔣經國肩上的擔子可謂不輕，甚至是“成敗利鈍的考驗關鍵”。而以民間的說法，蔣經國到上海就是為“打老虎”而來。8月22日，行莊復業，即中央銀行開始收兌金銀外幣的第一天，王雲五在南京辦公室接到俞鴻鈞從上海打來的長途電話，言賀幣制改革政策取得初步成功，並稱“其情形之踴躍，著實出乎他所預料之外”。從相關史料看，幣制改革一月內，全國物價，雖隨地而異，稍有漲落，但“大體仍甚良好”(王雲五語)。除少數商品，如紙菸類漲價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準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應可說良好”(吳相湘語)。然好景不長，就在王雲五赴美國開會期間，上海金融形勢急轉直下，出現了兩大現象：一，開始有黑市。對外匯價，下跌甚速，由原來的四比一，下跌至十比一，逐漸至二十比一。二，搶購風潮興起。其原因是：加強經濟管制，凍結物價，屬硬性規定，店家老闆，只得服從。“不久聰明人便搶先購買，寖假而大家參加搶購。先搶洋貨雜品，次及米糧麵食。最後只要手上有錢，無所不搶，社會秩序騷然。此兩種現象，第一項是想像得到的，第二項則我國所僅見……”
從相關史料看，真正將金融市場攪亂並非那些小商人，而是那些強勢的大資本家和大商人。蔣經國在8月22日日記中稱：自新經濟方案公布之後，一般人民對於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的態度……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即《滬濱日記》，收錄蔣經國《痛定思痛》全書，1955年12月台北出版)。
蔣經國1948年8月20日到達上海，辦公室設在中國銀行內。他下達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王升把“戡亂建國”第六大隊帶到上海，王升早年跟隨蔣經國到贛南推動地方建設，抗戰後出任“勘亂建國總隊長”。“戡建”第六大隊抵埠之後，蔣經國以上海市復員青年軍注入，擴大編制員額，並派出其他大隊分駐轄下三個省。蔣經國不信任上海市官僚，派“戡建”大隊人員進駐各個治安機關，如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備司令部、鐵路警察局等單位。“蔣經國認定通貨膨脹不是關鍵問題，國民黨若要扭轉頹勢，惟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團體的政黨，要再度成為社會革命政黨”(陶涵語)。
上海貼出公告，凡檢舉違反經濟管制者，經查屬實，可以得到沒收的黃金、銀子、外幣或囤積物資價值之三成作為獎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報訊息，投進設在街頭的建議箱。此時大量的舉報信息湧入蔣經國的辦公室，“蔣經國和部屬審閱檢舉函，必要時即可對可疑設施突擊檢查”(陶涵語)，從著名史學家郭廷以編著的《中國民國史事日誌》中可知其違規之況，如1948年9月2日：泄露改革幣制訊息乘機牟利之財政部秘書陶啟明(所謂在滬拋售紗股之隱名人士)被拘……9月3日：申新紗廠總經理榮鴻元因私套港匯，證券經紀人杜維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幣制改革前夕拋售永安紗股，被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扣押。1948年10月1日：宋美齡自京到滬，傳與上海揚子江公司囤積大批汽車鋼鐵棉紗案有關，該公司總經理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
孔令侃在上海經營一家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業務，孔在商界有“南京老虎”之謂，與杜月笙關係甚密，而杜不僅是青幫頭目，“在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上海證券交易所也位居要職”，杜的綽號是“大耳杜”，有時也被人稱為“經濟老虎”。陶涵的《蔣經國傳》透露：蔣經國抵上海後，杜月笙請他吃飯，小蔣婉謝。另一隻“老虎”是杜月笙的門人(又一說是杜的外甥)萬墨林，在日本占領上海時從米糧上賺得大錢，被時人稱為“米糧老虎”。檢查小組一開始就逮捕了萬墨林，罪名是囤積稻米，導致米價上揚，不當侵占政府米谷貸款；宋子文投資的永安棉紡廠經理也遭拘捕，“甚至棉布商公會、紙商公會、食用油商公會以及米商公會會長，統統抓起來，‘戡建’大隊喊出‘我們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贏得‘打虎隊’的美譽”。
杜維屏被逮，杜月笙心有不甘，為了向蔣經國證明其子是被刻意挑中、打擊，提出了“四大家族”以及若干華北軍事將領在上海從事經濟犯罪的證據。蔣經國向父親報告此事，蔣介石發電報給杜月笙，“我兄若能協助經國在上海經濟管制工作，無任感荷。”杜月笙接電後，即拜會蔣經國，交給他一份非法囤積物資的公司名單，包括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幾天之後，蔣經國的朋友賈亦斌對上司捶桌抗議：‘如果孔令侃沒犯法，還有誰犯法？’經國沒有回答，但是事後告訴賈亦斌：‘我無法忠孝兩全。’賈回到旅館，給經國洋洋灑灑寫了十四頁的長信，敘述他的失望，‘我原本認為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但仍寄希望在君身上……但是這件事點醒我，君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這是1995年9月21日賈亦斌接受《蔣經國傳》作者陶涵採訪時的一段回憶。時任預備幹部局副局長的賈亦斌在“揚子公司案”與蔣經國發生嚴重分歧，離開了上海，不久與中共取得了秘密聯繫。
蔣經國將孔令侃軟禁，並通知了宋美齡，“宋美齡聞訊立刻趕到上海，和經國及外甥一起見面。她對兩人說：‘你們是手足，沒有理由互斗。’孔令侃暗示，蔣經國如果不撤銷控訴，他會不惜暴露讓蔣家及政府難堪的事。”陶涵的這一敘述與郭廷以的《中國民國史事日誌》之記載相吻合，宋美齡確實去過上海。最後孔令侃做出和解，交罰金600萬美元，然後前往香港，再轉赴紐約。杜月笙也離開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維屏繳了大筆罰款，獲準前往香港和父親會合。
1948年10月31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放棄物價限制，糧食依市價交易，自行運銷，紗布、糖、煤、鹽其他日用品由政府核定示價……等於宣告幣改失敗。這一天，蔣經國在《滬濱日記》中寫道：糧食問題，仍舊是無法解決，不是商人投機囤積，便是地方阻運，解決了一個，又發生了另一個問題。社會亂矣，人心亂矣……11月3日，翁文灝內閣決定總辭；11月4日，蔣經國辭職，經濟管制措施瓦解，“一般印象是，他在揚子公司一案被迫屈服”。《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呼籲《趕快收拾人心》。11月11日，行政院宣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同時頒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準許民眾持有金銀外幣，準許銀幣流通，金圓券存款時得以金圓券同額兌換金銀，改訂金圓券兌換率，黃金每兩一千元，白銀每兩十五元，銀幣每元十元，美鈔每元二十元，比率高於三個月前政府買進的五倍！然而，人們對金融政策信心大跌，寧買黃金，而不要金圓券，“每日上海黃浦灘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門前，自清晨至傍晚，鵠立民眾擁擠不堪，現象十分惡劣，終於發生擠斃人命”(張公權語)。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此前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