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20世紀3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使得凱恩斯主義盛行,政府開始介入經濟運行。1935年,美國的總統羅斯福也開始推行第二期“新政”,著重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係法案等法規加強對產業工人的保護。羅斯福認為,“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為壯者提供工作機會,不能把年輕人注入工業體系之中,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政客們總能找到讓普通老百姓動容的措辭,但在美國1938年通過的《公平勞動標準法》中,的確規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以及禁用童工等。
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滾滾向前,正通過國際貿易、資本跨國流動以及產業的國際轉移等多條途徑將世界各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在上述因素相互作用下,世界勞動就業市場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一個國家的就業狀況與其經濟成長、通貨膨脹、社會發展等問題是互動並行的,就業率的高低甚至直接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政權的鞏固。在全球化過程中,各種主體為爭奪資源、利益和話語權,採取各種經濟、政治、文化手段,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競爭。作為勞動力市場的新加入者,在受全球化影響勞動力市場變數增多的情況下,中國青年就業的脆弱性不斷增強。
時代背景
2009年3月24日,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了一份名為《金融和經濟危機:體面工作的應對策略》的報告,報告對各國經濟刺激方案進行了研究,指出有關刺激措施偏重於為金融系統紓困和減稅,而非創造就業和提供社會保障,不利於糾正全球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報告認為,全球危機在金融、貿易、經濟、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根本性原因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因此應對政策必須針對所有方面。報告呼籲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調整政策,關注創造體面就業,阻止全球長期和嚴重的失業危機的出現。
報導說,勞工組織2009年1月公布的《2009年全球就業趨勢》報告顯示,全球失業率將從2007年的5.7%上升到2009年的6.1%,這意味著2009年的失業人口與2007年相比將增加1800萬;如果經濟前景比預測的還要糟,失業率有可能上升到6.5%,失業人口將比2007年增加3000萬。此外,還會有大批的新生力量需要就業。
報告提出了應對經濟危機的“全球就業方案”,其要點是:1、確保企業獲得貸款;2、應把體面工作和廣泛的社會保障作為核心內容列入刺激方案;3、防止工資緊縮;4、促進經濟刺激方案的國際協調。
在中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中,35歲以下的青年人比例為70%。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以每年300萬至400萬的規模進入就業市場。根據各級學校招生人數的統計預測,2008年以後,高中以上學歷的勞動力開始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到2011年,大學層次畢業生數量將達到峰值,約758萬人,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大學生就業壓力不會減弱。
隨著中國經濟一直快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速度加快,帶動了對高人力資本存量的高校畢業生的強勁需求。但由於畢業生供給增速超過經濟增速,市場消化超量供給的人才需要時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2007年全國近500萬高校畢業生中,至今仍然有100萬沒有找到工作。結合國家人事部的統計資料,由於高校持續擴招,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接近600萬,加上往年畢業而未能就業的高校生,就業大軍高達1000萬人。與經濟增速的放緩相反,逐年增加的大學生人數,給應屆大學畢業生增加了許多就業壓力。
各國就業特點
促進就業成為各國政府施政綱領的重要內容。工作是人們生活的核心,是人們生存、融入社會、實現自我和為後代帶來希望的手段。因此,工作是社會和政治穩定的關鍵。這已是普遍共識。有鑒於此,各國政府都把促進就業作為施政綱領的重要內容,紛紛出台相關政策。總體而言,這些政策呈現以下特點:
1995年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提出,“把促進全球充分就業作為各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基礎,並盡最大努力使所有勞動者通過自由選擇的、生產性的就業而獲得有保證的、可持續的生活條件”。90年代通過《勞動力投資法案》,把各州的就業服務統一為全國性服務。2002年,國會還通過《行業調整改革法案》,對那些受到產業結構調整影響的工人提供一定的財政援助。
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戰後第一部《就業法》,提出通過相應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防止經濟衰退,刺激經濟復興,以實現最大程度的就業,由此正式確立了政府就業政策體系。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面對與日本的激烈競爭,把發展新興信息通訊、生物化學等高科技產業作為施政的重點,為90年代經濟持續增長和失業率大幅下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另外,發展中小型企業,也是戰後美國歷屆政府促進就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小企業已占美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創造的產值占美國GDP的一半,提供的就業崗位在私人部門就業中超過半數。
面對嚴重的失業問題,歐盟於1997年通過《阿姆斯特丹條約》,首次將就業問題作為獨立的內容。同年11月,歐盟就業特別峰會確定了“歐洲就業戰略”,提出將創業精神、提升就業能力、增加勞動者對新技術與新的市場環境的適應性和男女平等就業等作為歐盟就業戰略的四大支柱。歐盟要求各成員國每年制定《國家就業行動計畫》。在過去5年中,歐盟各國實施就業戰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失業率由1997年的10.1%下降到2001年的7.4%,青年失業率和長期失業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法國於1967年成立了國內最大的職業介紹機構——全國就業管理局,擁有850個分支機構。1996年就業管理局在法國就業市場上所占職業介紹份額達到40%。美國勞工部在90年代提出,企業、求職者、公共和民間職業介紹機構要共同努力,構建就業服務網路系統,使求職者通過網路直接獲取勞動力市場信息。整個服務系統由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培訓網路、工作銀行、人才銀行等4個相互連線的資料庫網路構成,提供全方位的就業信息和就業服務。1998年的《勞動力投資法案》又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一站式”就業服務體系,集中提供求職幫助、就業諮詢、職業介紹、職業培訓、申領失業津貼等多項就業服務內容。
英國國會於1909年制定的《勞工交換法》,被認為是世界第一部就業服務立法,其中規定在全國各地設定勞工交換機構以幫助失業人員就業。1944年國會通過《殘疾人就業法》。1948年通過《就業與培訓法》,授權勞工部發布全國就業信息,指派就業委員會舉辦成人就業培訓,輔導勞工異地就業等。1980——1999年間,英國政府修改或通過《就業法》、《性別歧視法》、《工資法》、《工會與勞工關係法》、《勞資糾紛法》、《全國最低工資法》及《就業關係法》等。一個世紀以來,英國通過了大量的勞動法案,比較重要的就有66部。
日本的勞動立法大部分都與就業有關,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定法》、《僱傭對策法》、《最低工資法》、《僱傭保險法》等。這些法律的基本精神都是強調政府以及僱主在就業方面的責任和義務,以保障勞動者的就業權,並實現職業安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影響
歐洲經濟顧問組織最近公布的一份歐洲勞動力市場研究報告顯示,貿易、外包及離岸業務的增長非但不會造成失業,反而會增加發達經濟體的就業崗位。
歐洲經濟顧問組織(european economic advisory group)指出,雖然全球化可能導致某類技能需求下降,但它往往也會掃清勞動力市場上破壞就業的僵化機制。歐洲經濟顧問組織是總部位於慕尼黑的德國經濟研究所創辦的一個歐洲學者團體。
該組織的研究顯示,全球化的正面效應超過了負面影響。雖然該組織承認其統計數據仍然較為“粗糙”,但報告的結論是,全球化最有可能促成就業的長期增長。但歐洲經濟顧問組織提出,這些好處不可能均勻分布。較為富有和擁有較高技能的人群將會受益,失意者則是那些技能較低的員工,他們將面臨來自海外工人和移民更激烈的競爭。
雖然貿易的好處會帶來不平等現象加劇的副作用,但該組織建議各國政府在面對海外競爭時,要避免採用試圖保護就業和均等工資的政策。相反,他們應當“嘗試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確保那些本來會輸的群體也可以分享到好處”。這些途徑包括:增加市場競爭和產品需求;削弱工會過分抬高工資水平的能力;降低進口價格,從而在不抬高企業人力成本的情況下提高生活水平。
此份報告研究後發現:一個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越高,創造的工作崗位就越多,失業率也就越低。
發展趨勢
產業變動進程加快,服務業逐步成為就業主體。戰後已開發國家從“產值的工業化”和“勞動力的工業化”形態,先後進入“產值的服務業化”和“勞動力的服務業化”歷史階段。今天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服務業已成為就業活動的絕對主體。例如,2001年美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2.4%、21.6%和76%。20世紀80年代以來,技術進步和人口老齡化導致產品和服務市場需求發生變化,進一步加大了勞動力向現代第三產業轉移的步伐;在已開發國家,特別表現為現代商業服務的勞動力比例大幅度增長。現代商業服務業包括廣告、軟體和計算機等信息密集服務,以及會計、建築設計、工程策劃、法律、管理諮詢等知識性服務。
在勞動力結構朝著工業化特別是服務化調整的過程中,不同類型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特點:已開發國家向直接有助於生產率提高的現代第三產業轉移;轉型國家在工業化完成的背景條件下,更多地關注勞動力面對結構調整所帶來的需求壓力,更新知識結構的要求顯得尤為突出;開發中國家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在發展以非正規部門為主的服務業就業的同時,需要不斷提升正規部門就業,特別是工業部門就業的水平和程度。
已開發國家從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勞動力比重在不斷上升,數量不斷增加。據統計,美國和歐盟國家靈活就業的比重都在上升。開發中國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靈活就業的方式更多地表現為非正規部門就業的比率迅速增加。自營就業、家庭服務和微型企業等非正規部門成為巨大的“勞動力海綿”。開發中國家勞動力市場內部分化的程度日趨嚴重:高技能人才成為全球物質資本的追逐者,他們能夠在全球更大的範圍內,實現自主擇業和充分流動;而對於普通勞動力,特別是缺乏就業技能的一般勞動力,各國大多採取以本地生產商品代替普通勞動力流動的運作方式,普通勞動力的工資有向下競爭的態勢。開發中國家如何在新的條件下既解決本國就業問題,又改善勞動條件,為普通勞動者提供良好的社會保護,這是在靈活就業比重不斷上升,就業模式日趨多元化條件下的一個新課題。
中國相關
加入WTO對中國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對於當今中國來說,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加入WTO後所面臨的各種機遇與挑戰,從就業形勢看,加入WTO後,中國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開始從兩個層次上受到影響和波及:一是直接影響,即勞動力在要素市場上更加激烈的競爭;二是間接影響,即國內外企業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改變了中國的原有產業結構,並進而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影響就業。
1978年中國開始經濟對外開放,1984年開始關貿總協定談判,直到1995年簽訂關貿總協定,標誌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加速。到2000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整個加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中國農村勞動力數量多、價格低的優勢得到了充分開發,通過加工貿易等形式,在國際低端產品市場占領了很大的市場份額。
但是,開發中國家的全球化進程始終受制於已開發國家。在國際產業鏈中,已開發國家控制著技術,是開發中國家產品的重要出口對象。一方面,已開發國家通過對整個產品加工、出口鏈的控制,獲取高額利潤,不斷降低開發中國家低技術含量加工業的利潤空間,進而限制了就業空間和就業質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已開發國家限制向開發中國家的技術轉移,限制了其國內產業結構的順利調整,並往往存在貿易逆差。為了解決貿易逆差,已開發國家又施壓開發中國家貨幣升值,這又進一步限制了開發中國家低技術、高勞動含量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機會。
總而言之,由已開發國家主導的不平等的全球化,必然導致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差距越來越大,使得開發中國家普通勞動力的就業機會越來越有限。雖然中國農村已經轉移出了2-3億勞動力,城鎮化率也達到了40%,但是,農村尚有大量低素質、低技能的勞動力,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追求公平的全球化是促進青年就業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