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內陸運河(inland canal)是指位於內陸地區，僅供內河船舶通航的運河。如中國的京杭運河和前蘇聯的伏爾加-頓河運河。
中國的運河建設歷史悠久，開鑿於公元前506年的胥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運河，中國現有記載的最早的運河，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的運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為溝通湘江和灕江之間的航運而開挖了靈渠。主要建於中國隋朝的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運河。
世界主要運河有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基爾運河、科林斯運河、京杭大運河等。
中國運河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後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後，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繫，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繫。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後，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紮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隋以後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後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幹線。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由於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
旁支
用於溝通廠礦和附近航道，而開挖的支航道。
按照是否設定有船閘可分為設閘運河和無閘運河。設閘運河，運河內設有船閘以克服水面落差大的運河，如巴拿馬運河和德國基爾運河；無閘運河，水面落差落差較小，不設船閘的運河，如中國京杭大運河。
選線
運河選線直接關係到運河的工程投資和航運綜合效益，因而應滿足：
①航運路程短、運費省。
②工程造價低。
③管理維護方便和費用少。
④綜合經濟效益高。一般應考慮線路順直，儘可能利用現有河道以減少工程量；避免跨越高山、河流、道路等以減少建築物數量；避免通過地質破碎地段以減少水量的滲漏損失；須有充足的供水水源。
斷面
運河的縱坡應在通過最大輸水流量時，最大流速不超過船舶航行允許流速和土質的不沖流速。為了減少縱向坡降可採取的措施有：
①加長運河長度。
②建造船閘和升船機，以集中克服水位落差。
護坡
水流沖刷、雨水侵蝕以及船行波的拍擊，對運河岸坡都將產生破壞作用，因而必須對岩坡進行保護。船行波是使運河岸坡破壞的主要動力。一般運河兩岸均需要護坡，工程量很大。船行波是由於水體受到行駛中的船體擠壓，流速發生變化而形成的波浪。船行波傳到岸邊時，波浪沿岸坡爬升，使岸坡受到很大的動水壓力作用而可能導致坍塌破壞。一般運河的護坡範圍應根據運河中的水位變化幅度和船行波的波高確定。
常採用的護坡形式有：
①拋石和砌石護坡。
②混凝土和鋼筋混凝土護坡。
③土工織物護坡。
④瀝青和瀝青混凝土護坡。
⑤垂直岸壁等。
運河建築物
運河上的建築物一般有：
①克服集中水位落差的船閘和升船機等通航建築物。
②用以解決運河水源不足時的供水建築物。
③運河擔負防洪和排灌任務時的泄水建築物和輸水建築物。
④碼頭。
⑤橋樑。
⑥與天然河道的交叉建築物，如渡槽和隧道等。
運用
京杭大運河貫通之後以其特有的溝通功能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連線在一起，將不同江河流域的生產區域聯繫在一起。封建王朝當權者以它為基礎建立了將各地物資輸往都城的歷時千年的漕運體系，維持著王朝的生命。漕運之中圍繞運河的水運，相關的漕糧調配、收繳、傳送、押運、下卸、進倉儲備等方面，在實際的過程中從實際出發不斷因地制宜更新發展，使得漕運體系發展起來，幾經變化。每一變化都是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發展而來。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達運輸法”為“分段運輸法”，即水通則漕運，水淺則儲倉，設糧倉於運河沿岸。這樣，漕船既不停滯，漕糧也無損耗，極大提高漕運量。唐後期在“分段運輸法”的基礎上創“轉搬法”分段接運，改民運為官運，改散運為標準麻袋盛裝，船隻編組等等，集裝化系統化運輸。建立漕運獎勵制度，以鹽利為漕傭，解決漕運經費問題。這些創新切實促進漕運的發展。宋、元、明、清在漕運方面根據運河的實際狀況也不斷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發揮運河的作用。統治者對運河的使用到明清時期也發生著務實的變化。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市場行為日益增多，南北物資交流的需求大增，漕運一方面帶動刺激了運河沿岸商業活動的發展，另一方面，漕運本身越來越商業化。先是漕運中私帶貨物，由少到多。朝廷見禁不住，轉而主動明確允許漕船北上時可以附帶一定的貨物，漕船南返時允許載客運輸。這種漕運政策的變化是政府務實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實，沒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補貼漕工的生計，同時，官紳大賈們也有這種需求。漕船所帶貨物數額日益增長，漕船貿易日趨活躍，運河沿岸興起了很多商業城鎮。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滄州、德州、臨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斷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也不斷由運河南下。大運河雖為漕運所開，但當時代對之有商運需求時，統治者也與時俱進使之成為商運之河、民運之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