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內部書，是內部圖書、內部發行圖書的簡稱，具體是指在某些領域具有一定研究價值的、但不宜公開發行和傳播的、僅供部分特定讀者閱讀的出版物。內部書，對一般百姓而言，實際就是禁書的代名詞。由來
內部書，是什麼時候開始在新中國出現的？
許多研究者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60年代開始出版的那些，如黃皮書系列，灰皮書系列等等。但據《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50年代已經有這種書，甚至早在建國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第一部有影響力的內部書，應該是《金瓶梅》。
內部書是為政治鬥爭需要的書籍，是為了反資反修又不讓一般百姓受“污染”的書籍。
《金瓶梅》可供參考，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金瓶梅》因其大量的性描寫，歷朝歷代都被禁止，建國後，也只有極少數從事研究的學者才允許閱讀，傳播範圍極小。但在1957年，國家最高領導人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在其極力鼓動下，《金瓶梅》獲得了內部範圍的發行和傳播。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印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統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以及專門研究人員，所有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黃皮書、灰皮書、黑皮書等——學習批判“反面教材”以應對國外各種挑戰
“內部書”的廣泛出現，是從60年代國中國國際形式變得惡劣後開始的。當時，英美等地出現“憤怒的一代”，而蘇聯、東歐隨著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開始出現“解凍文學”，這一系列的思潮現象讓出版界、文藝界的人士覺得有必要將這些情況介紹進來，了解後才能加以應對。中宣部也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資反修鬥爭。但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講，與當時中國的情況是格格不入的，公開發行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因此便有了一系列稱為“皮書”的不公開發行的譯作。主要有以下幾個系列。
一種是黃皮書，主要是文藝類書籍。包括塞林格《麥田裡的守望者》、凱魯亞克《在路上》、愛倫堡《解凍》、索忍尼辛《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等等。一種是灰皮書，主要是政治類著作。即“老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分子”的著作，也包括一些英美作家研究共產主義的著作，如考茨基的《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陷於絕境的布爾什維主義》，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鮑威爾的《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托洛茨基的《俄國局勢真相》、《被背叛的革命》、《史達林評傳》等等，這種書受到了毛澤東的特別重視。
還有一種是較後出的黑皮書，是中國的“問題人物”所著——“現代稀見史料書系”，如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等。
這些“皮書”的統一特徵是：封面或封底印有“內部發行”字樣，有的書中還夾著小字條：“本書為內部資料，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每種類型的書都用同一個顏色——用主管宣傳工作的康生的話來說，“這些‘壞書’用一種顏色紙做封面，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壞書了。”每種只印幾百冊。讀者很有針對性：司局級以上幹部和相關專業人士。
渴求
越不讓看，越想要看！
按級別分配書，級別高就一定對書有批判興趣嗎？
出版內部書的初衷，是讓幹部了解世界最新動態，防修反修，以應對可能的挑戰。所以，內部書最初都是只發給幹部的。而普通民族開始時基本是看不到的，因為怕“他們”抵抗力低被污染。“內部書”的潛在邏輯是，越高級別的幹部越不怕污染，某些書“限省軍級”，某些書“限地師級”，似乎級別越高，保險係數越大。是否能拿到書，成為了一種政治待遇，有資格買到書的人不見得會去瀏覽，而有心去研究、去看的人卻很難弄得到書。“內部書”的流傳雖然沒有強制性的屏障，但“內部”兩字卻天然阻止了傳播的交流。有些地方甚至到現在在出版工作文獻的說明上還寫著“僅供系統內的黨員幹部使用”。文革時期，曾經連民主黨派都沒法看到這些“內部書”。
消亡
《八一牌萬能拖拉機的使用和修理》為何不能公開發行？
荒誕的《內部書》目錄
改革開放以來，如其他左的政策一樣。“內部書”也逐漸開始解禁，1986年，中華書局對建國以來的“內部書”做了一次盤點，此後仍然還標註“內部發行”的書刊則直接歸入了當年的《全國總書目》。“內部書”逐漸變得相對容易獲得。
盤點的結果是發行了一部《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這部《總目》合計列了18301種圖書，可能還有所遺漏。這個數字足以說明“內部書”的規模有多么龐大。仔細考察這個《總目》，則會發現很多作品根本無法理解為何要內部發行——諸如《通鑑紀事本末》、塔列爾的《拿破崙傳》、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二十世紀物理學進展》，到底有什麼危害呢？更不要說工具書《辭海》、技術手冊《八一牌萬能拖拉機的使用和修理》也在“內部發行”的行列之中了。只能認為，出版方套一個“內部發行”，會讓政治上更正確，出版風險更小。
“讀書無禁區”“解放內部書”
促成“內部書”走向消亡的是，是七八十年代著名理論家李洪林的兩篇文章，刊登在《讀書》雜誌上的《讀書無禁區》和《解放內部書》。李洪林先生當年振聾發聵的吼聲，今日仍然是所有人堅持自由閱讀的利器。
“……象極度乾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樣，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間就被讀者搶光了。經過十年的禁錮，中國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種各樣的好書呀！……把“禁書”作為一項政策，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封建主義利於人民愚昧。民眾愈沒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從長官意志。所以封建統治者都要實行文化專制主義，要開列一大堆“禁書”書目。其實，“禁止”常常是促進書籍流傳的強大動力。因為這種所謂“禁書”，大半都是很好的書，民眾喜愛它，你越禁止，它越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