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余日章(1882-1936.1)
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基督教領袖。湖北蒲圻人,生於武昌(屬武漢市)。
黎元洪的英文秘書,孫中山的熱情追隨者 ;
天下第一首革命歌曲的作曲者,中國最早 “紅十字會”組織的創立者;
“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的啟蒙老師,蔣介石與宋美齡的證婚人。
人物履歷
幼入基督教。曾就讀武昌聖公會附設國小。
1895年進武昌文華書院。後入上海聖約翰大學。
1905年畢業後,回鄂任文華書院體育教員。創辦《文華學界》月刊,參與營救日知會被捕志士劉靜庵。
1908年秋赴美,靠美國傳教士資助在哈佛大學研究院主修教育科,得碩士學位。
1910年,畢業獲博士學位,就任北美基督教學生大會副總幹事。
1911年回國,任文華大學附中校長,在漢口首創中國第一屆夏令營。
並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辛亥武昌首義時,創辦紅十字會,自任總幹事,率員赴前線救護;
又任黎元洪的英文秘書,參與外事活動。
時清海軍統制薩鎮冰率領清水軍抵漢,欲炮轟武昌,曾親持黎元洪書面呈薩鎮冰,勸其反正。
1912年,應教育部長蔡元培邀請,參加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充任北京《英文日報》助理主編。
1913年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演講部主席。
1913年5月,出席世界學生青年會第八次會議。會後漫遊歐洲各國。
1915年參加中華實業團併兼任秘書。
1917年任全國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連任十七年,併兼任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
1917年曾參與孫中山《建國方略》的撰著工作。
1919年出席紐約青年會幹事會議。
1921年赴美國華盛頓,參加裁軍與遠東問題國際會議。又任上海工部局顧問、贖回山東鐵路協會書記等職。
1921年獲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博士學位。
1923年任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
1924年去美出席青年會國際會議,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沒有認識,抱有幻想。
1927年,赴檀香山參加太平洋國民會議時,曾“勸導”侵略中國的日、英、美發“善心”。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正式聯姻,在上海結婚。宋家信仰基督教,宋美齡本人參加過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工作。在向社會公開舉行婚禮之前,必先舉行一次宗教式的婚禮。
余日章受蔣介石和宋美齡延請,在宋美齡住宅西摩路,為他們按基督教宗教程式,舉行了宗教式的婚禮。這次婚禮有些特別,參加的人員很少,證婚人卻有5人之多。譚延闓、吳稚暉、蔡元培、何香凝等均為當時的軍政要人。後來在大華飯店舉行的中國世俗婚禮上,余日章與蔡元培一樣也是證婚人之一。
1932年8月去美國治病時,曾面見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勸導”美國對侵華有所遏制。
1933年聞山海關失守,猝然患腦溢血,延至1936年1月病逝。
晏陽初的引路人
1919年的元旦,恰好是中國現代著名實業家穆藕初先生50歲生日,他和一些教育界名人在江蘇省教育會聚餐。飯桌上,他問:“錢財應如何使用,而於國家社會得最大之利益?”大家“僉謂宜用之教育”。這些教育界名人除了黃炎培、蔣夢麟、胡適、馬寅初等人外,余日章也赫然在列。
其實,教育為致富之來源,強國之基礎,這是余日章的一貫思想。民國成立後,他曾應教育部長蔡元培的邀請,參加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並任北京《英文日報》助理主編。
民國時期,那時很多人都是文盲,教育只是少數人的“福利”,但是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如何去識字和寫字。余日章從美國留學歸國後,懷有掃除文盲的雄心壯志。他親力親為,使用圖表和模型以及幻燈來表達應該如何去教育民眾。
如今,大家都把晏陽初推認為“平民教育之父”,豈不知,余日章才是提出平民教育思想的原創者。余日章回國後充任黎元洪的英文秘書,黎氏就任總統時,曾請其做教育總長。余先生為了能真正做些服務人民的事業,沒有去做官,而是擔任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1918—1930年)。
1920年歸國的晏陽初,雖“滿腔熱血,但茫茫海宇,真不知要從何處著手”,此時,余日章向他伸出了橄欖枝,在青年會內設平民教育科,並邀請晏陽初主持工作。“覺得那時青年會是對中國社會事業最有貢獻的一個團體,青年會在中國各大城市多設有分會,會裡的幹部人才,有500多位,又有餘日章先生這樣英明能幹的領袖,所以我當即允諾。”
晏陽初出任智育部平民教育科幹事,進行了一個調查各省平民教育現況的工作:於1922年開始在長沙、煙臺、杭州、漢口等地開辦平教運動,並與上海、濟南、天津、廣州等地方團體合辦平教學校。據估計推行平民教育運動的15年內,接受平民教育的有25萬人之眾。無疑晏陽初對於平民教育貢獻心力不少,晏陽初如果沒有受到余日章的啟發和大力支持,他是不可能成為舉世矚目的平民教育家的。
最早“紅十字會”
“余日章是個偉大的人物,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使他康復,使他繼續為世界服務。”說這話的是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
1932年,余日章懷抱抗戰救國的思想,奔赴美國從事“國民外交”宣傳抗日,在與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談論抗戰形勢時,忽聞山海關失守,義憤填膺,突患腦溢血。史汀生請示胡佛總統用最好的醫生搶救、住最好的醫院、當國賓醫治。
史汀生之所以對余日章如此敬重,在於余日章先生有著重要的國際影響。在美期間,余日章多次參加華盛頓會議,曾在美國作連續98次演講,進行國民外交,介紹中國情況,呼籲美國遏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美國聽眾認為“沒有一個從外國來的人曾使我們這樣興奮過”。
當時,中日爭端日益激烈,外國人多不明真相,有個美國人問:中國人真的有自治能力嗎?余日章反問他:你讀過世界歷史嗎?美國人回答:讀過。余日章又問:在世界各國中,試問哪一個國家有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政府,能有像中國這么長歷史的?如果有,請告訴我。美國人啞口無言。
其實,余日章在擔任武昌文華中學校長期間,就已經在力所能及地踐行人道主義了。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爆發,文華學校師生奮起回響。余日章組織成立了“武昌紅十字會”,文華師生踴躍參加,從事救護傷員、掩埋陣亡將士的慈善工作。當時,大家都推選余日章為紅十字會英文秘書,行使總幹事職權。這是中國最早的“紅十字會”組織。
起義軍占領武昌城後,引起了清政府的極大恐慌,隨派海軍大臣薩鎮冰前去圍困鎮壓,絞殺革命,一時間武漢城內人心惶惶。余日章校長又置生死於度外,親率高懸大幅紅十字會旗的船隊,冒著清軍不斷的射擊,多次往來於武昌和漢口之間,將數萬噸大米運進武昌,極大地安定了人心,激勵了士氣。
對張學良的影響
張學良一直很敬仰余日章。據張學良回憶,余日章曾同他有過一夕之談,是他永生難忘的。
余日章告誡他說:“
一不要作偽,偽來偽去,最後偽到你自己頭上;
二要遵從輿論,不要假造輿論;
三要犧牲自己,為大眾解決痛苦,特別是不要為解決自身的痛苦,而來犧牲大眾。”
余日章對張學良的影響,直接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張學良在民眾中的形象。
後來張學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余先生的教誨歷歷在目,我把它寫下來,一則算我紀念余先生,二則我要把他的明教垂諸後人。由此可見余日章在張學良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