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君閣道銘

《何君閣道銘》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隨字形簡繁，任意結體，每行7字、9字不等。 所以，《何君閣道銘》可謂西漢至東漢隸書發展轉折點的一個標誌，洪适稱“東漢隸書，斯為之首。 ”清代學者黃生稱《何君閣道銘》“蓋碑刻之萌牙，故簡質如此雲。

東漢初年的《何君閣道銘》是中國書法史上一件重要作品，南宋洪适《隸釋》最早著錄此銘，稱“此碑蜀中近出。毗陵胡世將承公，好藏金石刻，紹興己未年帥蜀，尚未見之。”案之《宋史·胡世將傳》，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胡世將為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紹興十一年秋起復，未幾，瘍發於首而致仕。《何君閣道銘》發現當在公元1141年之後。《墨寶》載“此碑出於紹興辛未(公元1151年)”，大抵不錯。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劉球纂成《隸韻》十卷，猶收入《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所用文字，而紹熙甲寅(公元1194年)年晏袤跋《開通褒斜道刻石》，則稱其“與《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若，今何君碑不傳。”看來，此碑出土後43年間，已遭遇出而復晦、不得相傳的逆運。估計宋元以來此石拓本甚少，藏者珍稀而秘不示人。光緒十三年滎經名士汪元藻請沈賢修以為底本(有學者定此本偽刻)重摹刻碑，立於縣學。鄧少琴先生抗戰期間作《益部漢隸集錄》，收入此摹刻之雙鉤本。及至20世紀80至90年代，堪稱巨製的《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商周至秦漢書法》卷、《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二冊，皆未能收入《何君閣道銘》拓本圖版，《秦漢刻石文字要目》則稱“原在四川綿竹，久佚”。原璧不可見，實為中國書法史研究者和愛好者的一件憾事。
2004年3月在滎經縣烈士鄉境內，發現漢代摩崖石刻。經論證確認為《何君閣道銘》原刻。
此銘刻於古棧道首段左側石壁上，下臨滎江，銘高65cm，寬73cm，周有框線，字大如拳，凡七行，行八字、七字、六字、九字不等，隨字之筆畫多寡而異，錯落有致。圓筆中鋒，結字寬博，時見篆意，故洪适稱其“字法方勁，古意有餘”。
《何君閣道銘》雖用圓筆，而結字力求破篆體之圓而立隸書之方，波挑之法尚不嫻熟，但筆力雄健，氣勢奪人。書法家何航飛先生曾題是碑“雄風尤逮三公山，雅安神跡壓人寰”。《何君閣道銘》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隨字形簡繁，任意結體，每行7字、9字不等。其銘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雲、陳春主。”書者有時似乎在不經意之間使用篆字，如銘刻中最大的一個字“尊”，即純為篆體，與漢印所用相同，“舒”字偏旁“予”，“鮪”字偏旁“魚”，亦甚似繆篆，“有”上“又”旁凡三筆，亦用篆法。這反映了隸書依依告別篆體，自身走向成熟前夕的一種現象，完全不同於東漢晚期某些碑刻有意以篆體入隸。所以，《何君閣道銘》可謂西漢至東漢隸書發展轉折點的一個標誌，洪适稱“東漢隸書，斯為之首。”元代鄭杓《衍極》卷下認為：“漢碑三百銷蝕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清代學者黃生稱《何君閣道銘》“蓋碑刻之萌牙，故簡質如此雲。”康有為指出，此碑和《褒斜》、《閣》、《仙友》等碑“變圓為方，削繁成簡，遂成漢分”，這些看法都是比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