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成本過高的原因何在？
（一）、生活模式不同導致生活成本升高生活方式是造成生存成本過高的一個主因，我國正處於城鎮化時期，我們可以從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將農村的生活方式與城市生活方式進行一下比較：
在吃飯方面：農民都是吃自己種的糧食、蔬菜，可以免去經銷商的層層盤剝，也省去了運輸費用。農村吃水基本上不用錢，既沒管網費用，也沒有污水處理費用，農村做飯的柴火基本上是自己的莊稼秸稈，也不產生費用，而在城市這些都要購買，買煤氣要錢，買糧食、蔬菜要錢，甚至喝水都要錢，兩相比較，差別太大了，而那些不具備做飯條件的人群，需要在街上買飯吃，在吃飯方面的開支就更大，而現大部分出租房都不具備做飯的條件。
在衣服方面：農民種莊稼可以比較穿比較差一點的衣服，而如果生活在城市，特別是白領人群，服裝就是非常大的一筆開支。
在居住方面：農民在自己的宅基地蓋房，付出的只是一些建築材料費。而在城市則需要向開發商購買住房，而開發商則要向國家繳納土地出讓金，開發商也要牟利，房地產行業是典型的暴利行業，這導致城市房價非常的高，而且農民住自己的房，還不用每月交納物業管理費。
在出行的方面：農民出行一般是走路或腳踏車，遠一點騎機車，很少用公車，而在城市基本上是公車或計程車，好一點的家庭用私家車，這樣交通成本就非常的高。
在用品方面：現在都是工業化社會，同樣的商品在農村與城市價格差別不大。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外，婚喪嫁娶、醫療、娛樂等其他方面也差別很大，比如結婚方面，農村在農家大院辦酒席，而城市必須是大酒店；，另外農村基本不存在娛樂健身等方面的支出。可見與農村生活相比，城市生活無形中加大了人們的生存成本。
現在很多人喜歡用人均收入對城市和農村進行比較，其實這樣比較存在著很大的誤區，因為農村與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城市人要想達到與農村人達到相同的生活水平，其收入水平必須遠遠大於農村人才可以。
（二）、高物價是導致生存成本過高的直接原因
同樣是城市生活，在不同國家，或是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生存成本也不一樣，這主要表現為物價的高低不一樣，高物價導致生存成本較高的最直接原因，而物價的不同則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1、高稅收導致高物價
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高福利國家，高福利國家各種稅收非常高，產品到了消費者手上，價格也就非常的貴了，比如有學者記載，在瑞典的餐館點一個“青菜炒雞肉”就要十八美元，因為養雞要抽稅、飼料要抽稅、雞的運輸要抽稅，批發要抽稅、零售要抽稅，到了飯店還要抽稅，這樣一個炒雞肉到了顧客那裡就奇貴無比了。其實北歐的所有商品都非常的貴，在各個版本的世界城市物價大排名中北歐城市都高居榜首，最關鍵的就是高稅收導致了高物價。
2、高房價導致高物價
高房價導致高物價的情況在東亞地區表現的非常突出，或是一些大城市這種情況也非常突出。首先，房價高，工人的生存就高，工人生存成本高必然帶動工資上升，工資上升又必然導致物價升高。這兩年珠三角地區的通貨膨脹並不很厲害，生活用品的價格上漲也不多，但高房價卻導致了工人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很多人逃離這些地方。其次高房價也會帶動商業租金的提高，而商業租金的升高直接導致了商品流通環節的高成本，也可以導致物價升高。
3、級差地租導致的高物價
級差地租對商品價格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繁華商業區往往商鋪租金較高，經營者必須靠提高商品價格來彌補租金損失。因此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段，商品價格往往有很大的差異，越是繁華地段，商品價格就越高，民眾的生存成本也就越大。
4、廉價商業模式的取消導致高物價
同樣的商品也會因為不同的商業模式而產生較大的價格差異，比如流動商販的存在可以讓普通民眾買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露天菜市場可以民眾讓買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些高檔的商業模式所必須的裝潢費用、照明費用、行銷成本等都可以大大增加商品的價。而政府如果強制取消一些廉價的商業模式，就必須導致商品價格的總體走高，加重民眾的生產成本。
5、勞動力價格上升導致高物價
勞動力價格基本上與勞動生產率成負相關關係。勞動生產率越低的經濟體，勞動力價格越低；而勞動生產率越高的經濟體勞動力價格就會越高，因此已開發國家一般勞動力價格比較高，而開發中國家的勞動力價格則比較低。
勞動力價格的提升必然會導致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導致那些機器化生產的產品價格不斷下降，因此在已開發國家那些機器化生產的產品都非常便宜，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則非常的高，不得不從國外進口，而服務業不能進口，所以已開發國家服務業的價格則非常高。
而民眾的生存必需品大部分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食品、紡織品、建築，而享受型產品大部分屬於機器化生存的產品，比如汽車、各種家用電器、消費電子產品等，而民眾的生存成本，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生存成本，基本上是由生存必需品的價格決定的。因此生存必須品價格的提高，必然導致民眾生活成本升高，生活壓力加大。
6、導致物價比較高的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比較有共性的原因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會導致物價比較高，比如在俄羅斯很多輕工產品都不能生產，需要進口，因此商品價格都比較高，而在美國由於其特殊的醫療保險體制，導致美國的醫療價格奇高。而投機炒作嚴重扭曲了商品價格也會導致高物價，人類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後，商品價格已經不再受成本價值的影響，而且也經常不受真實供求關係的束縛，而投機炒作則可以使商品價格長期偏離其價值，比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屬於這一情況。
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
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民眾生存成本的降低歸根結底要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民眾的工資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商品的價格，這兩方面對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都是有利的，除了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根本因素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方面採取措施：1、完善消費稅徵收制度，根據商品的消費層次進行徵稅
我們將消費分為生存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和奢侈型消費三個消費層次，在制定稅收制度時，將這三種消費形式區別對待，對於生存性產品免稅，並實行國家補貼；加強對享受型消費、奢侈型消費的稅收，並用這兩方面的稅收彌補在生存型消費方面的稅收損失。
現在，我國除了對菸酒等商品徵收消費稅外，對稅收的劃分還不夠細緻，也沒有按消費層次進行徵稅的概念。現階段，儘管對於中低收入群體來說，生存型消費仍然占據著較大的比重，但如果從整體來考察，享受型消費和奢侈型消費所占的比重，要遠遠大於生存型消費所占的比重，因此用這兩方面的稅收來彌補在生存型消費方面的稅收損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稅收的區別徵收並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費環節，也可以從生存、流通、消費三個環節進行。因為單從一個環節進行徵收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費層次界定難的問題。總之在把握原則的情況下，應該以有利於界定的方式進行徵收，並且這種徵收也並不一定要從產品出發，也可以從產品生產配套的角度進行，比如為了降低農產品的價格，可以對農藥、化肥等農業生存資料實行稅收減免，因為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降低也可以帶來農產品的價格的降低。
2、合理布局工作區及居住生活區，讓所有人可以就近滿足居住需求。
城市生活，交通出行費用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我們在進行城市規劃時，如果可以讓民眾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場所附近，則可以大大節省這筆開支。比如很多工廠都擁有自己的員工宿舍，這樣就可以步行或騎腳踏車到達工作場所，就節省了上下班的交通開支，對於那些沒有宿舍的單位，如果員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適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費用，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業區域和生活區域，以達到為社會節省資源的目的。
現在的住房制度實際與這一理念是背道而馳的，現在中國一線大城市，市中心房價已經遠遠超出了民眾的承受能力，而民眾往往置業在郊區，而工作在市區，居住在郊區無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實這也是政府規劃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區多發展房地產，讓工商業也向郊區擴散，則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美國人，大部分人上下班開車都需要一個小時，這對社會資源是簡直就是極大的浪費。
3 適當保存一些廉價的商業及生活模式
同種商品採用不同的銷售模式，價格會有很大的差異，街邊店要比流動商販要貴，而那些擁有中央空調的大型室內商場裡的商品則要比街鋪更貴，適當保留一些廉價的商業模式，比如允許流動商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
廉價生活模式的存在也可以降低生存成本，比較很多城市禁止電動車上路，這無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電動車上下班的民眾的生存成本，而這些人本身就屬於中低收入人群。
4、建立統一的專門的生存保障型產品供銷體系及相應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錄，為進入目錄的商品則建立獨立的生產及銷售體系，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其成本，從而最終降低銷售價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費提供土地，建立銷售場所，實行政府招投標體制， 統一進行批量採購，如果這套體系建立起來，則生存必須品的價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 控制好級差地租
級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眾生存成本過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頭號因素。級差地租的出現是市場因素，但級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導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國家的經濟成長極，不要讓全國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將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經濟成長極地區。在大城市內，嚴格控制城市密度，將人口均勻分布在各個地區，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謂黃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從而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特別是大城市的生產成本。
以上幾條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中低收入群體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前面筆者還提到“新五蠹”造成財富巨大轉移的問題，如果政府將“新五蠹”轉移社會財富的渠道全部堵死，再加上“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模式的建立，民眾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
總之，大幅度提高勞動生存率、堅決取締“新五蠹”對社會財富的巨額轉移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是改善民生的最主要措施，其中提高勞動生存率是根本措施，後兩條是輔助措施。
“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提出者簡介
“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最早由著名學者高連奎在《中國大形勢》一書中提出。高連奎，財經學者，“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提出者，對政治學及經濟學研究有獨特興趣，熟讀西方政治學思想史及西方經濟學思想史，從2006年開始以筆名“翰嘯”陸續發表財經及歷史類評論，文章曾被人民網、新浪網、網易、騰訊網、鳳凰網、中國經濟網、聯合早報網、中國戰略網等知名網站廣泛轉載，2006年，在聯合早報網發表的《美新財長上台，中國應高度關注》一文，成功預測到華爾街金融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