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
1977年2月18日是中國春節（農曆正月初一）。春節前，該團場供銷社採購了不少鞭炮。當天晚上預定21點在團場俱樂部露天場開始放映朝鮮電影《戰友》。由於當晚室外氣溫低達零下二、三十度，故在電影開始放映前十多分鐘，臨時改為在露天場對面的團場禮堂放映。[1]該禮堂建於1966年，其總面積為760平方米，實用面積為601平方米。該禮堂寬14.52米、長42米、頂高7.2米、牆高3.7米。禮堂設有17個大窗戶和7扇門。其屋頂是用木條插拼的棱形格椽，基本沒有梁，使用木板蓋面，覆蓋有兩層油毛氈和三層瀝青。1972 年，禮堂正門外面加建一柱廓，有兩個直徑1米的柱子。1975年3月，上級主管部門準備在該團場召開“學理論、抓路線、促春耕現場會”，故團場黨委決定改造該禮堂，用磚將17個大窗戶從下往上砌起來，僅留下17個大小為0.6米×1.4米的無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該禮堂的二期改造工程中，禮堂南北三個大門被堵死，其餘各門皆上鎖或用鐵絲擰住，不能通行。只有禮堂南側一個僅1.6米寬的大門能夠通行。火災發生時，該禮堂內後半部分還堆放著團場人於1976年時為悼念毛主席逝世而扎制的各式花圈。[1]
晚21時30分左右，電影開始放映。22時15分左右，小學生趙廣輝在禮堂內點燃了一個俗稱“地老鼠”的花炮。這隻花炮竄進了花圈堆，引燃了花圈。火焰又躥到房頂，銀幕以及屋頂上懸著的電線很快著火，禮堂內濃煙瀰漫。隨後禮堂前半部的屋頂出現明火，屋頂的木板、油氈、瀝青開始紛紛墜落。由於出口太小，禮堂內大部分人均未能逃出，致發生重大傷亡。[1]
傷亡
火災死亡694人、燒傷致殘161人。死亡人員中的500餘人是該團場子弟學校學生（該校為國小、國中、高中合校，當時共有在校學生近1600名）。[1]善後
火災發生後，1977年2月19日，伊犁軍分區緊急電話聯繫駐霍城惠遠的伊犁軍分區邊防八團，要求該團迅速前往六十一團場進行救援。邊防八團決定由副團長陳福元任救援隊長，帶領機動營兩個連共280多名官兵前去救援。每位救援官兵均攜帶一把十字鎬、一把鐵鍬、兩副口罩。[1]陳福元回憶稱，看到部隊官兵趕到，民眾讓出一條通道，但門口根本進不去，靠門口的地方，屍體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數人燒得和煤炭渣一樣，有些人像瀝青一樣粘在一起。空氣中充斥著一股令人作嘔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們拿著鐵鍬和十字鎬站在屍體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們的任務就是清理現場，大家必須動手。
經過4個多小時的清理，現場基本清理完畢，遇難者遺體被分開擺在禮堂外的院子裡。[1]
伊犁農墾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馬驥擔任了“二·一八”火災善後處理小組組長。他在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後趕到火災發生現場，負責火災善後處理事宜。一些遇難者親屬因為悲傷和憤怒，便將怒氣撒在六十一團場政委周政夫以及前來調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領導身上。但實際上團場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兒也在火災中遇難。為了穩定民眾情緒，2月底，根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決定，馬驥兼任六十一團場政委，負責處理“二·一八”火災善後事宜。[1]
在遇難者全部安葬完畢後，有的遇難者親屬為了泄憤，甚至準備將周政夫女兒的屍體從墓里扒出來暴屍示眾。經過馬驥的耐心工作，總算化解了這一事件。在馬驥的堅持下，上級領導採納了他的意見，上級公安部門沒有抓一名鬧事民眾。馬驥通過支持鼓勵遇難者家屬回老家探親或聯繫調動至其他單位工作，緩解了遇難者家屬的悲痛情緒。[1]
1978年7月，在火災善後事宜基本處理完畢後，馬驥調任中共伊寧市委副書記。
紀念地
鑒園是1997年該團場將已保留近20年的禮堂殘牆推倒後建立的開放式火災教育主題公園。惟該公園的建設至2007年尚未完工，只有“一個門樓、一堆土包、一座亭子，一圈圍牆”。遇難者的親屬們將鑒園視為紀念地，每年來此憑弔。[1]三大片是此次火災遇難者的墓地。因該墓地為三塊連片的墓地而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