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這是一個依據人類，形成的理論觀點。觀點簡介
1、生態倫理學認為人與自然是關聯同一的,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源於自然,人的有生命的肉體組織是物質的、自然的;人與自然又有本質不同,人是社會存在物,人是在社會中獲得人的規定性的;人與自然又是平等協調的,人的生存與自然的生存彼此關聯,休戚與共;生態倫理學視野中的人類觀還要闡明共時性的人與歷時性的人之間的關係及其它們之間的生存與發展矛盾.2、馬克思主義人類觀表明人類社會有五種存在方式，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相關觀點
科學精神，包括尊重事實的求實精神，追求真理的求實精神，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執著敬業的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的團隊精神，以及自由探索的民主精神等等。科學精神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提倡良好的道德風範的理性精神。科學的理性精神與講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人文精神相結合，並不斷向社會輻射、擴散、滲透，成為極為重要的時代精神。把科學精神列為科普工作的重要內容，是迎接新時代的需要，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相對而言，科學精神的培育比科學知識的普及難度更大，科學精神作為一種理性精神，一種精神境界，是需要長期培育的。科普工作可在以下幾個方面發揮作用：（1）營造學科學、用科學、講科學的氛圍，讓公眾在耳濡目染中，潛移默化。
（2）寓教育於科普實踐活動之中，使公眾在得到科學技術知識武裝的同時受到科學精神的熔煉。
（3）講科學史、講科學家的故事是普及宣傳科學精神的重要途徑。講科學史即可普及基礎科學知識和套用技術知識，也可以很好的宣傳科學上提倡什麼思想和作風，不提倡或反對什麼思想和作風。
（4）宣傳表彰優秀科技工作者和民眾中學科學、用科學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的先進事跡和精神風貌，是發揮“典範”作用、弘揚科學精神的有效方法。
研究發展
一、破除歐洲文化中心論的觀念，注重中國哲學思想的特殊價值。日本學者注釋、解說中國哲學經典的著作歷來很多，但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研究性的著作是從近代開始出現的。如內田周平的《支那（中國）哲學史》（1888年版）、松平文三郎的《支那哲學史》（1898年版）、遠藤隆吉的《支那哲學史》（1900年版）、《支那思想發達史》（1903年版）、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學概論》（1926年版）、《中國哲學史》（1946年版）、狩野直喜的《中國哲學史》（1953年版）等等，這些著作凝聚了日本學者的多年心血，呈現了各個歷史階段的成果，但它們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中心論為基礎來梳理和評價中國哲學思想。況且，這種研究模式一直影響到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學術界。隨著研究的深入，不少日本學者對上述研究模式提出了質疑。尤其是進入7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進一步促進了日本學者的思考，如日本研究宋明理學的大家岡田武彥先生指出：“隨著西歐式的科學研究方法的盛行，中國哲學同傳統的東方研究方法即以體認為宗旨的實踐性的研究方法一樣也衰落了。結果，雖然優秀的學者輩出，可是優秀的思想家卻寥寥無幾。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我個人看來，中國哲學給我們提供了下述三方面的課題。這三方面的課題，我想是沒有古今東西之別的。對於個人不用說了，即使對於民族和國家來說，它們也有著必須予以注意的原理；它們被認為是向世界人類提供創造新哲學和思想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資料。這三方面的課題就是：（法家、兵家、縱橫家的）現實主義、（道家的）超越主義和（儒家的）理想主義。”今年已達95歲高齡的岡田武彥先生在其近年的新著《儒教精神與現代》中還辟出專章詳細論述了“儒教的本質及其現代意義”、“朱子學與現代”、“21世紀與陽明學”、“儒教與現代社會”諸問題，注意發掘中國哲學的特有價值和深遠意義。日本東北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的金谷治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共出版有30餘部著作，他指出：孔子明確地建立了人的原則，“這一人類自覺的建立，在孔子思想中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在論及中國古代的人類觀覺醒這個問題時，自然不能單純地以歐洲的人類觀作為尺度，而首先應考察它在歷史上的特殊意義。”“《論語》里很少提及自然和神秘的東西，相反，對人的生活方式，特別是關於道德、政治方面的言論，占絕大多數。”二、針對豐富的中國哲學思想，採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國傳統哲學涵蓋天文與地理、自然與社會、思維與人生，內容十分豐富。對於中國哲學思想的研究，日本學者並沒有將一種方法奉為至上的原則，而是古今東西、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兼而用之。有的學者用範疇分析的方法來進行某一方面的縱向研究，如小野精一等人在其編著的《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和人的觀念的發展》中，通過對先秦諸子、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道教與佛教、宋明理學、近代革新思想的原始資料清理和研究，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的氣論，全書40萬字，涉及面廣，蔚為大觀。有的學者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探討了某一位哲學家，如山田慶兒利用所學理科的豐富知識在其《朱子的自然哲學》的著作中，從自然科學發展史的角度發掘了朱熹思想中常人未注意到的特殊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