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作者：(俄國)伊利亞·愛倫堡 譯者：馮江南 秦順新
伊利亞·愛倫堡(1891－1967)是一位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蘇聯文學大師級作家。1910年開始文學創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任戰地記者。十月革命後曾參加蘇維埃政府工作。
1921年後以記者身份去德、法、比等國。在國外十多年中，寫了眾多作品。
30年代回國後，在衛國戰爭中任軍報《紅星報》戰地記者。著有長篇小說《巴黎的陷落》、《暴風雨》和《九級浪》等。195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解凍》在蘇聯文藝界引起巨大震動。後用五年時間寫成長篇回憶錄《人·歲月·生活》，於1960年開始陸續發表，在蘇聯及西方引起強烈反響和激烈爭議。此書被譽為蘇聯“解凍文學”的開山巨作和“歐洲的文藝史詩”。
圖書目錄
中譯本序
第一部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難忘的1891年
童年和少年
童年時代的莫斯科
中學時代
15歲的地下工作者
年輕的女詩人娜佳
獄中生活
從波爾塔瓦流亡巴黎
初識巴黎
列寧要我去找他
僑居巴黎的革命僑民
與詩結緣
巴黎就是一所學校
結識詩人巴爾蒙特
初進羅浮宮
法國人與俄國人——有趣的誤解
愛玩小孩遊戲的沃洛申
伯爵兼公民阿·尼·托爾斯泰
洛東達咖啡館與末代名士
兩位法國詩人
畫家莫迪利亞尼的悲劇
戰爭爆發了
應徵入伍遭拒絕
戰時的巴黎
畫家萊熱從前線歸來
初次當記者的遭遇回對
神秘可怕的薩溫科夫
夢遊症患者——墨西哥畫家迪埃戈
1916年記事
我認識的畢卡索
沙皇垮了
重返俄國
第二部
1917年的莫斯科
啟蒙者勃留索夫
鍾情而堅貞的女詩人茨韋塔耶娃
1917年的旁觀者
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塑像
1917—1941帕斯捷爾納克肖像
左翼藝術的“第一號命令”
無意中掉進作家的圈子
基輔，我的故鄉！
受盡折磨的基輔
在基輔結識的藝術家
逃離基輔
在考特貝爾的艱難日子
生來不是蹲監獄的曼德爾施塔姆
坐鹽船逃難
提比里西的“天藍色之角”
讓開，這是外交信使！
請您證明：您不是弗蘭格爾的間諜
梅耶霍德和戲劇
我非常需要一條褲子
這是整整一個詩歌的時代
杜羅夫和《全世界的野兔，聯合起來！》
葉賽寧和他的詩
泰羅夫和室內劇院
1921年我心中的懷疑
重訪巴黎遭驅逐出境
我的第一部長篇《胡利奧·胡列尼托》
第三部
1921年柏林之秋
在柏林：俄國僑民的出版物
詩人杜維姆“冰冷的睡夢”
古怪的天才——安德烈·別雷
列米佐夫及“偉大和自由的猿猴院”
我是“現代虛無主義者”嗎？
1924年的柏林：幕間休息
奈茲瓦爾的詩——它進人我的生活
又見莫斯科：《貪圖私利者》被拒絕
莫斯科寒冷的一月：關於列寧的回憶
1924年的義大利馬泰奧蒂事件
《1925年夏天》：新作品和新觀念
馬爾基什：小笛子和乾燥的嘴唇
時代的後門：《在活水胡同里》
戴眼鏡的巴別爾和《騎兵軍》
龐馬爾角——漁民、沙丁魚和全世界
《冉娜·涅伊的愛情》：對悲慘結局的恐懼
巴黎的作家群體
德斯諾斯與“死亡營”中的情詩
肥乳牛、瘦乳牛與西緒福斯的傳說
梅爾：一隻飛來飛去的白鴉
巴爾幹的高爾基——伊斯特拉蒂
持《時代的簽證》旅行歐洲
約瑟夫·羅特和《拉德茨基進行曲》
畫家帕斯金
從攝影鏡頭裡看《我的巴黎》
1931年秋首訪西班牙
從詩歌走向革命的托勒爾
兩訪柏林——怪誕不經的夢境
寫了19本書的40歲
出任《訊息報》駐巴黎記者
震動巴黎的戈爾古洛夫案件
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熱情”
《第二天》，大地和深淵分開了
第四部
好萊塢與革命的雜種
好朋友——伊利夫和彼得羅夫
1934年：報導巴黎工人總罷工
1934年，採訪維也納事件
從捷克斯洛伐克到巴黎
莫斯科“民族”旅館及奴隸心態
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
建設與摧毀《一氣乾到底》
史達林想和我談談
收到帶 字形的匿名信
紀德——他不過是一隻螟蛾
國際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會
畫布上的巴黎——法爾克的油畫
不能容忍法西斯主義
最英明的導師和犧牲品
1936年春，西班牙和巴黎
自任西班牙前線特派記者
在西班牙前線
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
被射中的雄鷹——科利佐夫
馬德里戰時見聞
作家薩維奇當了記者
海明威，他雖死猶生
1937年的堂吉河德
作家將軍馬特維·米哈伊洛維奇
國際作家代表大會在炮火下召開
共和國軍占領特魯埃爾
莫斯科：史達林對作家作戰
西班牙：戰爭的結局
憂鬱和孤獨使我重握詩筆
《法國的悲哀》：慕尼黑挫傷了法國
偉大的西班牙詩人馬查多
加泰羅尼亞的最後一周
我被迫放下記者的工作
奇怪的戰爭
畫家馬爾凱也死了
在巴黎：再次遭逮捕
法西斯占領下的巴黎
史達林戲言《巴黎的陷落》
第五部
第六部
序言
愛倫堡是蘇聯著名作家，在蘇聯名氣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之下。在西方則遠遠超過他們兩人。愛倫堡在中國名氣同樣不小，是最早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俄蘇作家之一。1933年魯迅在《‘豎琴’後記》中就提到過他。1936年曹靖華把他的短篇小說《菸袋》譯成中文，編入《蘇聯作家七人集》。新中國成立前後他的長篇小說《暴風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陸續譯成中文。二戰期間他所發表的政論在中國讀者當中同樣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鼓舞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鬥志。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談論蘇聯文學時，他還提到當年愛倫堡政論對他的震撼。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大學生，有誰不迷戀蘇聯文學，有誰不知道愛倫堡？然而斗轉星移，歲月流逝，中國讀者漸漸忘卻中國這位老朋友。
作家對自己創作的評價往往同讀者不同。愛倫堡自認創作中詩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說，第三位是政論。那時他尚未寫回憶錄，所以沒有提到。我沒讀過他的詩，沒有發言權。請教俄國朋友，他們最肯定的回答也僅是：“作家年輕時都寫過詩嘛！”這種回答不過是推理，說明他們也沒讀過愛倫堡的詩。他的長篇小說我倒都讀過。吸弓J我的是小說的內容而不是它們的表達形式。今天已無重讀的願望就是因為藝術上過於粗糙。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說：“他的小說《暴風雨》今天已無法卒讀。”老作家扎米亞京對愛倫堡寫小說打過一個比方：“有個關於年輕母親的故事：她太愛自己未來的孩子，想儘快見到他，沒等9個月，6個月便生下來了。愛倫堡寫小說類似這位年輕母親生孩子。”
1960年愛倫堡開始寫回憶錄《人·歲月·生活》，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1964年發表完，後結集出版。愛倫堡的回憶錄在讀者當中引起熱烈的反響，人人爭讀，就像當年爭讀他的政論一樣。沒有政論的報紙一到戰士手裡馬上捲菸了，有政論的報紙一直讀到報紙破碎。蘇聯再次掀起愛倫堡“熱”。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還出版了裝幀精美的三卷集，每頁下角都有配合該頁內容的圖片，隨便從哪一頁讀都讀得下去，可當作史書讀，也可當作隨筆集讀。蘇聯作家當中沒人寫出過類似的回憶錄，因為誰也沒有他那樣的經歷。
愛倫堡少年時代便參加社會民主黨的地下工作，後寫詩歌、小說成為作家。19歲赴法國深造。十月革命後以《訊息報》記者身份重返巴黎。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國和歐洲的文化名人。二戰後從事保衛和平工作，接觸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觸過的人列個名單，我們會驚訝地發現，決定20世紀歷史進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幾乎都接觸過。如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高爾基、莫迪利亞(義大利畫家)、愛因斯坦、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畢卡索、夏加爾(法國畫家)、帕斯捷爾納克、別雷、里維拉(墨西哥畫家)、阿赫瑪托娃、莫里亞克、馬爾羅、海明威、薩文科夫(恐怖主義者)、李維諾夫、伊巴露麗、曼德爾施塔姆、杜維姆(波蘭詩人)、法捷耶夫、紀德、弗拉索夫(將軍)、茨維塔耶娃、巴別爾、羅素、約里奧一居里、梅耶霍德、愛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羅夫、法爾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馬蒂斯等。
我沒把史達林列入名單，因為愛倫堡沒同他單獨接觸過。但還得從愛倫堡同史達林的關係談起。“史達林為什麼沒殺害愛倫堡”一直是很多人心裡的疑問，也曾有人問過愛倫堡本人，他總這樣回答：“不知道，命大吧！”愛倫堡不喜歡史達林，“但長期信任他，也怕他”。二戰前夕他對史達林已有所認識，不再相信“史達林英明”、“比我們大家更了解局勢”這類話了。愛倫堡認為戰爭初期蘇聯的失利是史達林輕信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結果。蘇聯強調德國法西斯的進犯是背信棄義，愛倫堡對這種提法極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講信講義呢？他對互不侵犯條約簽定後蘇聯出現的太平景象十分擔憂，上書莫洛托夫，想向他說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國軍人磨刀霍霍的情緒。莫洛托夫讓部下羅佐夫斯基接見了他。“他漫不經心地聽我講話，把憂鬱的目光轉向一旁。我忍不住問道：‘難道您對我講的一點都不感興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個人對您的話感興趣……可您要知道，我們實行的是另一種政策。”’愛倫堡後來說，自己太天真，以為真實的情報有助於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證明所行政策正確的情報。
愛倫堡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宮參加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大會。人們對史達林一再鼓掌，“當掌聲逐漸平息下去的時候，有人高喊了一聲：‘偉大的史達林，烏拉！’於是一切又從頭開始。最後大家落座，這時又響起一個女人聲嘶力竭的喊叫聲：‘光榮屬於史達林！’我們又跳起來鼓掌”。回家的路上愛倫堡想道，史達林是馬克思主義者，怎么有點像薩滿教巫師……想到這裡連忙打斷自己的思路。接著他又想到史達林“黑白顛倒”的工作習慣給旁人造成的痛苦。“史達林起床很遲，睡得也遲，喜歡在夜間工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史達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會影響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長們不敢在夜裡兩三點以前離開辦公室：史達林會撥打電話。部長們拖住局長們，局長們拖住秘書們，秘書們拖住女打字員。許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見到妻子……他在家的時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裡睡覺。‘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0”熱愛人民的領袖怎么如此不關心周圍的人呢？
“史達林大概至死都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列寧的學生和繼承者，”蘇共二十大後愛倫堡對史達林進行了反思，“史達林不僅這樣說，也這樣想：他正引導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為此就得不擇手段。我並非偶然想起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馬基雅弗利曾寫道，為了建設強大的國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藥，告密，暗殺；他建議統治者要同時具備獅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樣聰明，也要像野獸那樣兇狠。”
史達林同樣不喜歡愛倫堡，曾告訴法捷耶夫，說愛倫堡是國際間諜。史達林也並非憑空想像，而是從口供中看到的。許多文化人供認自己是間諜後都一口咬定他們的招募人是愛倫堡。愛倫堡成了國外間諜在蘇聯的代理人，同法國人馬爾羅單線聯繫。口供當然都是在嚴刑拷打下逼出來的，但史達林政敵的口供同樣是這樣逼出來的，史達林照樣根據口供處決了他們。史達林不殺愛倫堡是因為他有用，他是蘇聯聯繫西方文化界的紐帶。但紐帶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30年代不殺愛倫堡因為他政治色彩淡薄，處世超然物外，同史達林的反對派沒有瓜葛。也沒有違背史達林意志的表現。戰爭期間他的政論極大鼓舞了紅軍的鬥志，希特勒把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寫道：“史達林的寵奴伊利亞·愛倫堡宣稱，德意志民族應被消滅，因此抓到後便在第一棵樺樹上絞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