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摯”歷程
梅摯愛憎分明。他愛壯麗的河山、勤勞的人民，更憎恨封建官吏的貪贓枉法、橫徵暴斂、腐化墮落，在昭州寫了著名的《五瘴說》。同時，他努力革除地方弊政，為百姓大辦好事。後來，昭州人民為他建了一座“梅公亭”，並把《十愛詩》和《五瘴說》刻在石壁上，以此表達對梅摯的崇敬與懷念。
《五瘴說》
《五瘴說》文章不長，僅有一百二十字：
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幃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著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士瘴，不亦謬乎！
瘴
瘴，又叫瘴氣，是指我國南方亞熱帶潮濕地區流行的惡性瘧疾。人一染上這種病，很難醫治，因此，在瘴氣流行地區，人們很害怕受到傳染。在梅摯看來，自然界的瘴氣固然可怕，但對於做官的人來說，官場上的五種瘴氣更為可怕。做官的人凡是染上“五瘴”之一的，便會遭到人民的反對、歷史懲罰，要想僥倖逃脫是不可能的。這篇《五瘴說》短小精悍，言簡意賅，如匕首投槍，擊中當時官僚們的要害。六十年後的北宋元符年間，因直言上疏，受蔡京詆毀而貶官昭州的鄒浩讀到《五瘴說》，感而賦詩曰："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誡指其然。
發展史
南宋紹熙元年（1190年），由廣西經略安撫使朱唏顏跋文，請著名書法家石俛書寫《五瘴說》，刻在山水秀麗的桂林龍隱崖。古往今來，人們一直把這篇文章作為“官家藥石”。1963年3月，我國當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游桂林時，登上榕樹樓，特為梅摯《五瘴說》寫下七律詩一首。其中有兩句說："榕樹樓頭回壁深，梅公瘴說警人心"。可見這篇文章對後世的深遠影響。直到今天，梅摯的《五瘴說》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如今在新繁東湖李德裕石碑像背面，也刻有梅摯的《五瘴說》。清光緒元年（1875年）新繁人嚴渭春做廣西巡撫，在桂林龍隱崖見到了刻在崖壁上的梅摯的《五瘴說》，回到家鄉後時常提起這件事。不久，新繁人呂子丹在貴州羅斛做官，遂派專人到廣西拓制《五瘴說》。光緒三年（1877年），呂子丹回新繁，把《五瘴說》拓片送給龍藏寺的方丈雪堂和尚。光緒六年（1880年），雪堂和尚將《五瘴說》翻刻於龍藏寺碑林。光緒十年（1884年），新繁知縣段瑩又將《五瘴說》翻刻於新繁東湖，同時，段瑩還寫下《詠梅龍圖〈五瘴說〉》七律詩一首，以紀念梅摯這位本土名人：
岷江分派赴川東，間氣鍾生只有公。
純靜持行君子德，忠貞奏議大臣風。
諫言職省三時外，炯戒官居五瘴中。
遍撫昔賢堂畔樹，精神應與老梅通。
龍隱岩 宋·朱希顏跋刻《梅摯五瘴說》
南宋中期，吏治日益腐敗，引起諸多正直官員的不安。紹熙年間(公元1190～1195年)，有一位叫朱希顏的官員，把一篇痛斥官僚階層腐敗風氣的文章，刻到了龍隱岩的岩壁之上。這篇文章叫《五瘴說》(見插圖)，出自北宋名臣梅摯的手筆。文中借用了南方特有的自然瘴氣來比喻當時日益腐敗的官場風氣。
自然中的瘴氣，是一種南方山林中濕熱蒸郁而產生的致人疾病的毒氣。在古代，偏僻的廣西，是個地域廣闊，人煙稀少，經濟落後的不毛之地。這裡土脊民貧，氣候濕熱。繁茂的林木荒草，盤郁的山川深谷，四時不絕的嵐煙氛霧，使得瘴氣不斷，病毒細菌滋生繁衍肆虐，時刻危害著人們的性命。然而此地“淫祠而尚鬼，病不服藥”的愚昧風俗習慣，更是導致很多人病死的原因。因而廣西自古被稱之為“瘴癘之鄉”使人望之卻步。唐宋時期，嶺南一帶被朝廷作為謫貶官員的流放之地，這些中原人士來到這裡，常會碰上“蒸郁為癘”的嵐煙氛霧而致病，甚至病死，因此，瘴氣肆虐的嶺南被人們視為殺人的大法場而談虎色變。
而廣西的平樂縣，在古代被認為是嶺南瘴氣最肆虐的地方。據古文獻記載，廣西“天氣炎熱，地氣卑濕，結為瘴癘，危害不小”，“下至平樂、梧州及左右江，瘴氣彌盛……其瘴春日青草，夏日黃梅，秋日新禾，冬日黃茅。又有日桂花、菊花者，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唐人諺云：“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而嶺外毒瘴，又以昭州(今廣西平樂)為甚。昭州自古以來被“士大夫指以為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北宋時，朝中有位大臣叫梅摯，他就被下放到了瘴氣最重的昭州任知府。
梅摯，字公儀，四川新繁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官大理評事、殿中侍御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學士、陝西轉運使，後遷至右諫議大夫。其文章、政績在當時享有盛名。梅摯生活於北宋中期，這是官僚機構日益膨脹，統治階層腐敗之風盛行的時代。景右初年(公元1034年)，梅摯任昭州(今廣西平樂縣)知府，寫下了這篇針砭時弊的《五瘴說》。他在文中寫道：
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妄，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
在這裡，梅摯借喻了南方瘴氣來抨擊當時貪官污吏的醜惡行為，對官場中的腐敗風氣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應該說，這篇《五瘴說》所代表的，是當時一批正直官員的呼聲，是他們憂患意識的反映。這種憂患，來自於國家弊政所導致的嚴重形勢。當時，皇朝依靠官僚、豪紳、地主作為它的統治支柱，給他們享有免役的特權，縱容他們肆意兼併土地，默許他們隱瞞土地，偷漏賦稅。同時,伴隨著全國工商業的發展與繁榮，大商人開始壟斷商行，勾結官僚哄抬物價，牟取暴利；朝廷官僚群惡性膨脹，機構重疊，冗員充斥，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各級官員無不經商牟利，兼併土地。政府巧立名目，向農民收取各種雜稅，農民越來越貧困。梅摯任職的宋仁宗時，百餘種賦稅多如牛毛，甚至連瓜果蔬菜也要加稅，致使民不聊生，國家財政危機也日甚一日。這種腐敗的社會現象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如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的憂慮和憤慨，梅摯就是其中之一。這就是《五瘴說》產生的時代背景。 《五瘴說》這篇文章問世一百五十多年之後，南宋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廣西漕運官朱希顏認為《五瘴說》切中時弊，將其摘錄刻石於龍隱岩，以此警示仕人。朱希顏在跋語中說道：自古傳說嶺南有致人死地的瘴氣，仕人畏懼南來甚過於被流放。生與死是人生的必然現象，為忠義而死，死得其所，如果因私慾所縱，殘生傷性而死於非命，“則命不系乎天，系乎人也”。誰要是有了梅公說的這五瘴，必然會導致死於非命，如果沒有這五瘴，即使身處瘴鄉，也如同在中原一樣，根本不存在什麼瘴氣瘴人之事。最後，朱希顏以自己到廣西後深入瘴鄉的親身體會，提出了一個問題給人們去思考：到底是嶺土能瘴人還是人自己造成的瘴氣瘴人的呢?
《五瘴說》被人們廣為傳頌。它的問世和刻石，是封建社會裡一些開明正直的官員對社會腐朽風氣的反思。它刻在宋代官員們經常光臨的龍隱岩口醒目之處，八百年來，一直對仕人起著勸誡的作用。1963年學者郭沫若來桂林時，在這塊碑前沉思良久，筆錄全篇，並留下了“梅公瘴說警人心”的詩句。
《五瘴說》作者梅摯曾任龍圖閣(宋閣名。為收藏皇帝御書、御製文集、各種黃籍、圖畫、祥瑞之物，以及宗室名冊、譜牒等物機構)學士，因而朱希顏將這件石刻題名為“龍圖梅公瘴說”。石刻高193厘米、寬120厘米，文章字徑3.3厘米。眾所周知，行書為宋代書法的主流，而《五瘴說》這件石刻，朱希顏卻請布衣石俯用端莊肅穆的隸書來表現內容。隸書亦稱佐書、史書、今文、八分書，是繼秦代小篆之後通行於漢代的漢字書體，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其主要特點為方圓相濟，寬博平正，靜中有動，布局整齊。這篇《五瘴說》書法，結體勻稱秀美，筆勢寬博圓潤，風格清麗，章法整潔。秀麗典雅中不失質樸，自然生動中顯現端莊，與石刻內容相得益彰，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五瘴說》以它精闢的思想內容和古樸的書法藝術形式得到了歷代人們的推崇和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