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1919年青年學生組織的愛國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百科知識中文網

歷史原因

新思想與社團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高等教育發展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於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國恥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914年11月7日占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並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並發揮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即加入了協約國。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洋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藉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內部派系的權力鬥爭

“五四運動”前後，北洋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鬥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遊行，並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台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民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權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洋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契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籤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激起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是我國民主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事件起因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

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訊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理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不合法條約。但結果，北洋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居然準備在《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上籤字。最終，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1919年6月28日還是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下，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主要經過

北京學生運動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訊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畫。這四條辦法是：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契約上籤字；

（三）通電各省於1919年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行示威運動；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3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下午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最早到達天安門。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籤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衝進曹宅，並帶頭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出面控制事態，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天安門前金水橋南邊高懸的一副對聯引人注目：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燒掉趙家樓的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洋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

1919年5月7日，長沙各學校學生舉行“五七”國恥紀念遊行，遊行隊伍被張敬堯派軍警強行解散。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到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北京學生運動情況，並商討恢復和改組湖南學生聯合會問題。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五四”發生以後，作為點燃五四之火的大總統徐世昌也與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在總統府密議，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採取懷柔、軟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

1919年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

1919年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湖南長沙的第一師範、湘雅醫學校、商業專門學校等二十個學校學生舉行總罷課。

1919年6月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上海工人罷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回響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

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自此起， 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

1919年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

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籤字。

文界回響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編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創刊，發行所設在門帘橋省教育分會事務所內。張聞天，沈澤民（茅盾之弟）為編輯科科員，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該刊及時報導南京、江蘇及全國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情況；圍繞如何“改良社會”這一中心問題，抨擊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批判舊制度、舊道德、舊思想、舊習慣，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並介紹各種新思潮(該刊連續出版了70號，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該刊最後一期的《編輯科經過報告》中這樣寫道：“……真（阮真）於發表來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會及改良教育為救國初步之方針，此本刊之微意也。”

中國收回主權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倡議的華盛頓會議召開。

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

•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

•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

•青島海關歸還中國；

•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

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抵制日貨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運動委員會”，痛陳國力衰微，經濟絕交乃是阻止日軍侵略的惟一方法，號召對日進行經濟戰。一場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當時執政黨的大力推動下，激盪全國。違反抵制日貨者，甚至被剝奪一定的公民權。這種經濟上的堅壁清野，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悲壯抗戰。

軍警反應

對學生恭敬有加

中國歷史上，讀書人的地位向來較高，有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說，讀書人也常被稱為“學老爺”。張鳴在《北洋裂變》中有如是論述：晚清時節，士兵們就不敢輕易進學堂生事，哪怕這個學堂里有革命黨需要搜查。進入民國之後，這種軍警怕學生的狀況，並沒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軍警在學生面前依然縮手縮腳，怕三怕四。他們尊學生為老爺，說我們是丘八，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

五四運動中儘管有敢殺人的主——山東鎮守使馬良，不過他殺的也不是學生。馬良是回族，面對學生運動，他也無可奈何，不過後來他發現有回族參與其中，於是便抓了幾個回族，並殺掉其中的三位領袖。殺完人的馬良聲稱，我抓自己人，殺自己人總沒人管得了吧。

不過除了馬良，再無其他人有這般膽子了，在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下，連大總統徐世昌最後也服軟了，面對被捕的學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員前去道歉，不過學生不買單。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學生才肯出來。到後來，簡單的道歉已經不能滿足學生的要求了，甚至預備汽車燃放鞭炮也不能把這幫大爺們請走，於是當時的總務處長只好向學生作揖懇求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趕快上車吧！”在如此待遇下，學生們才選擇昂然回到學校，享受英雄歸來的榮耀。

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劉仁靜與張國燾這二位先生，他們是中共的創始人，可謂特別能戰鬥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軍警面對這樣的大爺，能不頭疼么？要讓他們回學校，光叫老爺那真是不夠的，只得鞠躬哈腰，央求半天。

章宗祥被打時無動於衷

據當時記者報導，五四當天，步兵統領李長泰勸聚集在天安門的學生散去，有學生罵他是“賣國者”，他回答：“你們有愛國心，難道我們做官的就不愛國，就要把地方讓給別人了么？”並表示願意為學生傳達意見，但懇請學生不要用野蠻的方式，當學生回答自己極為文明後，這位長官便坐車揚長而去。

事實上，當學生闖入趙家樓，放火燒房時，全副武裝的軍警都不為所動。其時，章宗祥遭學生毒打，全身50多處受傷，而在場的幾十個帶槍軍警竟然束手無策，他身邊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說：“我們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學生）。”

當時李長泰抓住了幾個掉隊學生應付差事，當需要指證時，這些在場軍警無人願意出來指證。甚至是那些被學生打傷的軍警，也不願意出來指證學生，他們聲稱當時學生人數多至數千人，“當場既未看清，事後亦無法證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責，這得怕到什麼程度？

軍警跪地哀求學生

其實在五四之時，軍警為求學生不要遊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據張鳴《北洋裂變》一書介紹，當時北洋政府面臨著極為尷尬的境界，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稱他們“純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學生，把運動平息下去，這必然導致所謂的鎮壓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總統徐世昌頒布命令，要求對上街的學生“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但學生不為所動，依然上街遊行抵制日貨。據當時的學生領袖匡互生回憶，軍警不僅不再抓捕學生，而是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演講，“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時的軍警也很為難，要維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結果只能窩窩囊囊，被動的接受學生的進攻。

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老人回憶，當時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和中南海，要求見大總統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見，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出來奉勸學生：“總統不在，可以把請願書留下；時間已經很晚，希望學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覆。”但學生堅決不肯，一直耗著，接著開始有民眾加入到請願行列，最令人感動的是一些洋車工人，他們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錢都拿出來給學生買燒餅、茶水。

另據《檔案春秋》文章的記載，學生在與軍警對峙的過程中，處於完全進攻的態勢，警察想維持秩序，而學生想辦法挑事。

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又出面奉勸學生，態度可說相當人道，吳說，待會天氣要熱了，大家還是早點回去睡午覺吧。學生的回答更調皮說：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體喔。吳回答說：客氣客氣。在得知學生只是為了宣示愛國之情，為外交作後援後，這位維護秩序維護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五四運動並不是一種暴力遊行、純粹反政府的運動。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學生都儘量與軍警避免衝突的產生，而多數軍警也以“不作為”的方式暗中支持學生的運動。可見當時的中國人並不是良心已泯。

內部矛盾

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但學生中也出現了不和諧現象。

矛盾表現

一方面，五四運動當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揮整個運動，然而運動中出現的火燒趙家樓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滿，此時學生中又有人對傅斯年的做法提出異議，脾氣火爆的傅斯年與學生發生爭吵，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學生運動。

另一方面，五四風雲人物羅家倫也遭到學生質疑，有北大學生寫打油詩諷刺羅家倫，說他“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不但罵他長得其貌不揚，還罵他一心當官發財十分無恥，學生間相互攻訐由此開始。

面對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學校3日內一律複課，並以提前放假，舉辦文官高等考試及外交司法官考試等手段引誘學生放棄上街遊行。據彭明《五四運動史》記載，北洋政府提前舉辦文官高等考試和外交司法官考試後，畢業生大多數參考，這些人占到了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可以說北洋政府這一舉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學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浙江金華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及其後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首任主席。後在安徽、浙江等地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羅家倫（1896-1969），浙江紹興人，字志希。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倡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後留學海外，後來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校長（1928年9月18日就職）。逝世於台北。

段錫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書貽。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逝世於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肅正寧人，字立軒。北京大學學生，繼段錫朋之後任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後長期在甘肅省任職，並從事教育工作，曾任蘭州大學校長。

張國燾（1897-1979），江西萍鄉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後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後來在長征中另立“中央”，並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與毛澤東等人產生矛盾而藉機出逃投靠蔣介石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從事反共活動。最後逝世於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遊行總指揮。五四後遊學柏林、倫敦等地。歸國後致力於學術研究，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曾任台灣大學校長。逝世於台北。

鄧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幹事，參與火燒趙家樓行動。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中共高級領導人。被中國國民黨逮捕後殺害於南京。

許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學學生。後創立九三學社，任主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病逝於北京。

易克嶷。北京大學學生。

羅章龍（1896-1995），湖南瀏陽人，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後成為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

高君宇（1896-1925），北京大學學生。後成為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

羅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華大學學生。後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領導人之一。

王造時（1903-1971）江西安福江南村人，世代居住於瀘水河邊，清華學校學生評議會主席（清華學運的領導機構）。清華學校學生代表團成員，清華大學第一任學生會會長。曾經兩次被捕（一次是在東安市場散發傳單，一次是去向軍閥政府請願）。

陳長桐。清華大學學生。

何浩若（1899-1971）。清華大學學生。後加入中國國民黨，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創辦中央日報。逝於台灣。

聞一多（1899-1946），湖北蘄水（今浠水縣）人。清華大學學生。全國學生聯合會清華大學代表。後為詩人，學者，曾任西南聯大教授。在昆明發表完演講之後回家途中遭特務暗殺，身亡。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後來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鄭振鐸（1898-1958），北京鐵道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學生。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作家。

天津

楊興亞，天津學生聯合會總代表

張太雷（1898-1928），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江蘇常州人，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學生，天津學生聯合會評議部部長。後來領導了中國共產黨的廣州起義。但在起義中被暗殺。

於方舟（1900-1928），直隸寧河人，原名蘭渚，又名芳洲。直隸省立第一中學學生，天津各界聯合會學生代表。後為中共天津市委創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馬駿（1895-1928），吉林寧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號淮台。回族。天津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後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孫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學生會會長，學生代表。

周恩來（1898-1976），南開大學學生，天津覺悟社領導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曾長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諶志篤（1898-1975），號石僧，貴州織金人。解放後，在周恩來的關心下，諶志篤出任貴州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沙主培（1902-1978），天津人。

上海

何葆仁（1895～1978年），復旦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主席。

南京

張聞天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曾在短期內當過黨的總負責人（亦稱總書記）。

阮真浙江紹興上虞人，著名教育家, 中國第一位語文教材教法碩士研究生導師,首創了"先總論後分論"的教材編寫方法。

沈澤民中國共產黨早期傑出的黨員之一，作家。

武漢

陳潭秋（1896-1943），湖北黃岡人，原名澄，字雲先。中共創始人之一。

主要領導

胡適（1891-1962），中國近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陳獨秀（1879-1942）和李大釗（1889-1927），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林長民（1876-1925），國民外交協會理事。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學時任校長。

時間列表

1919年3月6日，梁啓超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事務長林長民，報告他從和會上獲知的段祺瑞與日本借款和山東問題。

1919年4月24日，梁啓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發布歸還青島通電。

1919年4月29-30日，巴黎和會代表參加會議，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條款【第156、157、158條】，德國在山東權益讓與日本。

1919年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征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陸報》“北京通訊”：“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外交委員會事務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在《晨報》、《國民公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1919年5月3日下午，以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召開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國民外交協會協會理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學生。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決定於4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時，北京學生3000餘人從匯集天安門，現場懸掛北大學生“還我青島”血書。隊伍向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隨後發生學生大規模遊行。

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總罷課。清華學生宣布“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斡旋，被捕學生返校，學生複課。

1919年5月7日，上海60多個團體舉行國民大會。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學校全部罷課。

1919年5月11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北京各大專學校教職聯合會成立。

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遞交辭呈。

1919年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學生再次總罷課，之後開展演講、抵制日貨、發行愛國日刊等活動，組織“護魯義勇隊”。

1919年6月1日，政府查禁聯合會。

1919年6月3日，北京學生因政府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名學生被捕。

1919年6月4日，北京學生出動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數上街演講，當日700多名學生被捕。

1919年6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被監禁的學生獲釋。

1919年6月6－8日，罷工規模擴大。

1919年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1919年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銷曹、張、陸職務。

1919年6月11日，徐世昌總統咨參眾兩院請求辭職，未被接受。

1919年6月12日，商人開市。錢能訓內閣全體請辭。

1919年6月13日，準錢能訓辭職，特任龔心湛兼代內閣總理。

1919年6月17日，北京政府致電專使在和約上籤字。

1919年6月22日，國務院通電全國，徐世昌總統打消辭意。

1919年6月23日，徐世昌會見山東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電令中國全權代表陸征祥從緩簽字。

1919年6月27日，京津學生，留日留美學生請願。

1919年6月28日，原定簽約之日，中國代表團駐地被留學生包圍，代表團發表聲明，拒絕在和約上籤字。

紀念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五四活動

紀念五四五四紀念館共青團中央

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專題人民網南方網

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專題中國共青團

中國台灣地區紀念五四活動等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五四運動紀念日時認為“五四運動期間推動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即使對於現今社會仍極具歷史意義，形成數十年後知識份子的奮鬥目標與社會改革方向。”“年輕學子不應被絕對真理或終極教條所左右，應培養自身獨立判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實力，馬英九認為這象徵著五四時代最重要的啟蒙精神，相信這也將有助深化台灣民主經驗的內涵，讓我們的社會尊崇追求真實且不媚俗的精神。”“台灣以累積半世紀的民主經驗，做出第二次的政黨輪替，可以很自豪的說自己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張成績單。馬英九認為這不只對台灣，對整個華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海外各界紀念五四

洛杉磯七團體紀念五四運動系列演講

紀念五四大事

2005年兩岸四地大學生匯聚澳門紀念“五四”運動

2019年4月30日10時30分，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歷史特點

由於五四運動是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為代表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所不具備的一些特點。主要是：

第一，五四運動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表面的感性認識階段，這典型地表現為義和團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即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联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在這場運動中，提出了“改造搶到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和“另起爐灶，組織新政府”這樣的口號。這表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線上了。

第二，五四運動是一次真正的民眾運動。

如果說，辛亥革命的根本弱點之一，是沒有廣泛地動員和組織民眾，那么，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場民眾性的革命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學生民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到運動中。（注意:此時還沒有農民階級！只有部分農民階級參加了）

第三，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第四，五四運動是由學生先發起，由工人擴大的堅決的反帝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五，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開端。

主要影響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亦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對現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響。

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性質），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開始；青年學生起了先鋒作用；中國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1949年後，中共闡述為：愛國，自救，進步，科學，民主。一說：不屈不撓、憂國憂民、樂於奉獻、敢於鬥爭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

五四運動，其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

五四運動之《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原載《每周評論》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註：本文是由北京大學的學生（羅家倫）擬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學學生印刷，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門前集會時散發，故又稱“當日大會傳單”。）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大會宣言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祈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天暗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倚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沖，實南北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於亞魯撤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姦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封建禮教。梁啓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反對學習西方的文化，反對中國革命派，同時抵制馬克思主義。而在五四運動中，反對中華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運動，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復古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中國的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化理論。

對外關係

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籤字，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利益和權益能夠保留下來，相反，刺激了日本吞併中國，排擠其他列強的速度。由於北京政府的失敗，各地軍閥利用北京政府的無力，相互攻伐，加劇了中國的內亂。

1921年到1922年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提出“十項原則”，山東問題得到解決，日本把青島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但是膠濟鐵路仍由日本控制，山東實際仍由日本控制，中國權益沒有恢復。

戰後的國際形勢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首先，大戰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力量，龐大的俄國羅曼諾夫王朝崩潰了，歐洲最古老的奧匈哈布斯堡王朝被革命推翻，德國也發生了革命，獲勝的協約國方面則是戰債山積，忙於善後，已無法再在遠東推進強硬推進政策；其次，大戰也破了列強一致對華行動的可能性，德國暫時陷入衰運中，奧匈帝國已不復存在，美國參議院不批准《凡爾賽和約》，表示了美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要採取單獨行動的趨勢，曾經成為北京“太上政府”的北京公使團已沒有往日的顯赫聲勢了；第三，中國因簽署《對奧契約》而得以加入國聯，隨即又先後簽署了《對匈契約》和《對土契約》，次年中國首任駐國聯代表顧維鈞當選為國聯理事會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又當選為國聯理事會主席，中國的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有所提高；第四，日本雖然利用大戰擴展了在華勢力，並通過《凡爾賽和約》強取了山東權益，打破了外國在華“均勢”，但由於中國拒絕《凡爾賽和約》，已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不得不再三要求直接與中國交涉山東問題，而一再遭到中國的拒絕；第五，在戰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五四愛國運動，各種國民外交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中國人民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民族獨立的潮流空前高漲。

社會經濟

學生和民眾的抵制日貨，一定條件下刺激了民族產業的發展，但是隨著一戰的結束，中國的社會經濟依然無法擺脫遭受日本欺凌的厄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多雷西·歐查德（Dorothy J. Orchard）總結說，無論如何，“中國使用‘抵制’這一經濟武器，是現代經濟史最有啟示的篇章。”

教育變革

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動主義”、“自律輔導主義”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巨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廢除學監製，在“開放女禁”呼聲下，1919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國小六年，國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學藝術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政治變革

五四運動使蘇俄在中國播下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種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國民黨的改組便充分顯示出當時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認為當時對暴力革命的絕對化，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是一種破壞而非建設作用。

五四運動以後，工人罷工和政治鬥爭依然不斷，1920年五一，北京學生聯合會散發《五一歷史》傳單，使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民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

女性影響

新文化運動對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從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歐美女權運動的思想資源，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獨立的社會生活。作為啟蒙運動重要陣地的《新青年》，從1916年第2卷第6號起開闢了“女子問題”專欄，陳獨秀、胡適、魯迅、吳虞等人紛紛撰文，抨擊“夫為妻綱”、“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等封建舊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吳虞的《女權平議》一文，從歐洲啟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權，到以美國女性具體享有的教育平等權、法律、行政權等為例，向國人展示了歐美女權的發達，說明中國應該進行“女權革命”。

五四運動後，女權組織掀起了開闢女子職業、促成女子經濟獨立的運動。諸如，北京女性陳麗華等成立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女界創辦女子華貞商業所；四川女性人趙友蘭在上海創辦女子工業社，專門製造家庭日用品，藉以解決女子職業問題。然而，這些實業活動大多失敗了。在社會給女性提供的有限就業機會中，她們又面臨著同工不同酬、勞動環境惡劣、超體力勞動、缺乏勞保等種種不平等待遇。1924年2月中東路女職員爭取職業平等權的鬥爭就是典型的例子。“中東路各附屬機關，向來女職員很多，如女電務生、學校女教師、女辦事員、醫院產婦（護理員）、女醫生等”，但“男職員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費車票、免費就醫，即其眷屬，亦可享用；而女職員概無此種權利。”

在近代中國民族、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男權勢力依然強大的背景下，女性通過將爭女權融入到爭國權的運動中，在民族獨立、國家重建的層面獲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男女平等、女性獨立等婦女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但這種由男性啟蒙者倡導、把女性問題完全統攝到階級、民族解放的現代化之路，造成了兩性間在階級、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關係、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緊張與衝突，女性獲得的是在不觸動男權中心的權力框架內的有限解放。

五四文學

理性精神的張揚

五四文化思潮對國民的作用即在於啟蒙。新文學的先驅們注重將文學作為改造社會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隨感錄”幾乎都是批評人生。魯迅提出要用文學去揭示社會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促進國民性的改造，《吶喊》、《彷徨》即貫穿著清醒的現實主義理性批判意識，問題小說即是理性討論顯得淺露的藝術表述。創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獨特的方法表達著社會人生的探索與思考。

感傷的精神標記

被新思潮喚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著夢醒後無路可走的感受，於是苦悶、彷徨、感傷。問題小說有感傷的情懷，鄉土小說訴說著鄉愁，自敘傳講著零餘者的故事，連詩、散文、戲劇都不免於感傷的情緒。

個性化的追求

五四是中國文學史上“個人”表現得最突出的時期。創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現自我”。魯迅的小說有著憂憤深廣的內心情理，《野草》是一種極為個性化的主觀情懷。這一時期散文小品成就最顯著，正因為它適合表現作家們各異的個性。

創作方法多樣化

在魯迅的開放的現實主義影響下，現實主義逐步發展成主流；但相當多作家嚮往浪漫主義，要求在作品中抒發強烈的主觀情緒，不止反映在創造社“身邊小說”一類作家、作品上，在多數作家與各種文體上都有所表現；現代主義方法也有所表現，魯迅、李金髮不同特徵的象徵主義，創造社的潛意識揭示；新月派的詩的形式的探索等。這些共同構成了一種創作方法多元化的局面。

評價

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注意這裡的“封建”一詞是泛化的封建觀），並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是一次自覺發動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中國大陸一直存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尤其在黨活動中被視為重要紀念，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學校、機關都對其形式非常重視，每年都有大型的紀念活動。

但是近些年來社會上也對於五四運動進行了種種反思。例如南懷瑾先生就批評五四運動“造成了對傳統文化的破壞” 。學者唐小兵曾撰文《曹汝霖的“五四”記憶（外一篇）》，認為曹汝霖對五四運動中學生暴力行為的描述表示“這還算是一種比較價值中立的敘述”。他認為後來歷史教科書里對“五四”的宏大敘述逐漸地建構了一個關於“五四”愛國運動的完整譜系，而在“五四”運動中發生的具體細節，尤其是當事人中間被暴力一方的記憶，似乎隱沒不彰。

綜上所述，五四運動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民眾愛國運動。它的鬥爭對象直指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表現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史五四運動上前所未有的。它充分發動了民眾，工、商、學聯合起來，農民也有部分參加了，實際上揭開了全民族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序幕。

第二，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同時進一步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促進了全國人民對改造中國的問題的反思和探索，也促進了新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第三，五四運動既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又開創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此，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民眾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發動等，這些不僅使五四運動本身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涵，還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階級上、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條件。

《申報》記錄

相關報導

1919年5月22日《申報》7版《京學界重行罷課》報導說：北京中等以上之學生醞釀罷課已久，昨日起專門以上各學校已一律實行罷課，在西郊之清華學校及外人所辦之匯文大學亦一致行動。據調查所得，罷課者共有十八校，學生共三萬六千人，此次舉動極為迅速，故不免出人意外.…..

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籤字，07月03日《申報》7版《我專使未簽和約之京訊》報導說：中美通信社接巴黎無線電雲，歐洲和約各國於昨日簽字，惟中國拒絕簽字。

北京法國某機關接到里昂三十日發無線電雲，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德代表到會簽字……突有某國代表拒絕簽字，會場秩序稍亂，各國代表大為震動，日本代表尤有驚異之色云云，觀此似拒絕簽字者即系我國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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