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兵與談略有很大不同。前者千端百計而變化無窮，後者則僅出數端即可明見端倪，甚至勝負立判。朱熹《朱子語類》在評論張良時說：“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個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同樣，諸葛亮的《隆中策》其實也只有“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東連孫權，北伐曹操”數策，卻是蜀國始終貫徹的方針。古代兵家運籌，一向只畫上中下三策，雖只兩三端，一經運作，天下得失立見。不過當時雖是如此，對於需要借鑑的後人來說，兩三策畢竟太過簡易。《乾坤大略》共十卷，將天下成敗剖析為十事，也就是十大端、十大方略。十大方略不僅互不重複，最重要的是它們還各有先後次序，必須依次而行，不可以超前，不可以打亂，不可以增減，不可以顛倒。這十大方略是：一、兵起先知所向；二、兵進必有奇道；三、初戰決戰為上；四、決勝在於出奇；五、略地莫過招降；六、攻取必於要害；七、據守必審形勝；八、立國在有規模；九、兵聚必資屯田；十、克敵在勿欲速。十大方略不是可以更番嘗試的十樣招式，而是保舉王業自始至終克成其功的一盤完整的棋局。就此一點而言，此書確實具有不同於一般兵書的特殊價值。
兵略是一門實學。《孫子》中說：“兵者，國之大事。”《老子》也說：“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語·周語》載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寇不可玩，玩則自焚，兵釁一開，天下震動。所以，在《乾坤大略》的開篇自序中，王余佑特別告誡說，該書所講的十端方略，每一端都深蘊殺機，對於初學兵略者而言，它是一盤定局，要處處依照籌畫廟算而行，不可以有一絲錯亂，慎勿妄自揣摩。全書十卷共徵引戰例一百七十餘條，每一卷中或多或少，每一條文字或長或短，都各有深意，不得妄自誇多，或妄為增益。只有識得了這是一盤定局，才可以知道它也是一盤活局，步步舉措契機甚活，任用甚廣。各卷之中，其前後左右中間皆有含蘊，皆鬚髮明，皆待接補。書中所徵引的戰例，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盡者，有及而未盡者，都須看活，深切揣摩。每摘其一字，俱可作十日思、百日想。等到識得了這是一盤活局，便又自可明白它終是一盤定局。如諸葛亮《隆中策》，不過三言兩語，足以定天下大勢。又如讀周瑜對孫權所講拒迎曹操一段話而與《隆中對》相比照，足知天下英雄所見略圖。
該書所引均為信史，源出古人的實戰。時間上起春秋，下至元代，地域則包括中原、三晉、關隴、燕趙、吳越、荊楚、巴蜀各大區，可以說是囊括了古今四方。大凡六合之內，秦鹿之隱顯，九鼎之輕重，已盡在其掌握之中。漢代藏書於秘府，東平王向漢宣帝上書求《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許。”唐代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奏曰：“李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唐太宗責備李靖，李靖說：“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乾坤大略》實在也是這樣一部不可隨意宣洩的秘書。杜越一見此書，慨嘆道：“此草廬中事業也！”王源也曾評論說：“此諸葛武鄉之流也！”足見此書之重要。
《乾坤大略》是一部奇書，它的作者王余佑也是一位奇人。
再說說作者王余佑，王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號五公山人，卒後門人私諡文節，世稱文節先生。明末清初人，生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卒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歲。其先世為小興州（今河北欒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時徙居直隸新城，贅於王氏，因改姓王。王余佑的父親名延善，字維嬰。伯父名建善，字恢嬰。有一兄一弟，兄名余恪，弟名余岩。在崇禎十三年（1640）以前，王余佑已被過繼給伯父為嗣子。崇禎十三年，王建善出任山西臨縣知縣，王余佑也相隨到了臨縣。王建善後調河南魯山，王余佑也到了那裡。入清，父兄罹難後，王余佑攜伯父母解印歸鄉，隱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自號為五公山人，不入城市者垂三十年。晚年時，獻縣獻陵書院邀請他前去講學，為此又遷居獻縣，自稱獻縣人。因之清代各種傳記中述其籍貫，有時稱其為新城人，有時又稱其為獻縣人。
王余佑幼偉岸，有大志。聰穎，讀書識大體。十六歲時，補博士弟子員。初隨定興人鹿善繼學，後受業於容城人孫奇逢，又與茅元儀、杜越、刁包等人為師友，並曾得到桐城人左光斗的賞識。鹿善繼、孫奇逢二人為明末北方的學術大師，對王余佑甚為器重，亟稱之。而清初北方的學術大師顏元（字渾然，號習齋）、李塨（字剛主，號恕谷）則為王余佑弟子，對王余佑雅相敬重。顏元曾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介祺得其二，溫、恭是也。”稱王余佑氣度包羅，可資師法，自謂平生所不能及，以至對王余佑“以父道事之”。 李塨也說：“春風滿坐，經濟滿懷，吾不及五公。”而在王余佑卒後，其長子王孚則亦以為李塨最能傳其父之學。到王余佑在獻陵書院講學時，門弟子遠近從游的多至數百人。
新城、易州、獻縣均相距不遠。王余佑生長於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實學的薰陶，又遭逢明末與閹黨鬥爭和明亡的激變，故其為人頗有燕趙慷慨悲歌之遺風。其治學則以性理為根本，以實學及物為主旨，以明體達用為宗，以間邪存誠為要。其治身心專以誠敬為主，其於日用專以躬行實踐為事。待人則教以忠孝，和易簡諒，對己則立身孤介，刻苦砥礪，喜通任俠，敦尚氣節，有古獨行之風。王余佑雖為儒林中的士子，但是他讀書的態度決不是追仿時文或是空談性理，而是沿著實學一派的傳統獨開一徑。其治學範圍，舉凡天文地理、禮樂政刑、耕桑醫卜，以至西洋語文，無不窮析端委，上下數千年如指掌。他還擅長書法，風格遒逸。而對於清代極盛的考據之學，則多所忽略，蓋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詩文，但都由興所之，本乎性情，興酣筆落，頃刻數紙，然而寫後常隨手散失，且多不合格律。王余佑頃重的是實學，他的門人李興祖說他：“極縱橫上下之說，數千年間事如燭照數計。及指陳得失，蒿目時艱，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王余佑的實學才能在當時已被譽稱為有本之學、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王霸大略、足以安民濟世。李興祖說：“從來講理學者弊在拘方而不適用，談經濟者流為功利而不入於純”，王余佑則能“本理學為經濟”，明體達用一以貫之。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尹會一也極力稱讚說：“嗟呼！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為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
有幾件事很能說明王余佑躬行實踐的實學精神和他北方學者慷慨悲歌的任俠性格。
一是明末天啟五年（1625）魏大中、楊漣、左光斗等人被閹黨魏忠賢逮捕入獄，魏大中長子魏學洢至京師抗爭，當時閹黨邏卒四布，王余佑與鹿善繼、孫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護，奮不顧身，相與周鏇患難。
二是在山西臨縣時，條列時弊數千言上之，由於拂忤當事者之意，繼父王建善被調任魯山，實欲困之。王余佑見時世不可為，遂力勸繼父解印歸田。
三是在明末清初，經歷了父兄的死難。王余佑的生父王延善為縣諸生，為人尚氣義，曾以萬金家產結客。明末兵亂，王余佑正校試於易州，聞訊投筆而歸。路經容城，與孫奇逢謀起兵。於是王延善率三子以及兩個從子余厚、於慎聯合雄縣人馬魯（一作馬於）建義旗，傳檄起兵，聚眾千餘人。孫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復了雄縣、新城、容城三縣。這時清兵入關，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卻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余恪、余佑、余岩三人準備進京赴難，余恪以余佑已過繼伯父為嗣，不可輕死，於是偕余岩赴京。馳至琉璃河，夜聞人唱《伍員出關曲》，余恪說：“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可復仇者？弟壯，可復仇，我死之！”揮余岩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於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余岩歸，夜率壯士入仇家，盡殲其老幼三十餘口無孑遺。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嶔（一作朱甲）及易州道副使黃國安知其冤，為之力解乃免。王余佑聞父兄罹難，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畢，即奉繼父母隱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自稱五公山人，躬耕養親，不求聞達，三十年不入城市，而為學益勤。有時登臨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
王延善敦尚氣義，散萬金結客。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樣，任俠重友，慷慨好施，時人常稱其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歿者斂之”。
孫奇逢以奇節自許，但這並不妨礙他平易和淡與世往來。仁以律己，恕以待人。其治身務自刻厲，而於人無論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用行。與人無睚畔，雖武夫悍卒、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由此名在天下而無人忌嫉。王余佑也和其師一樣，“信道篤而任道勇，近仁之質，得諸剛毅”，然而與人和易，從容簡諒。晚年時，時乘牛車往來於上谷、渤海、嵩岱之間，兒童野夫見其過，皆聚迎隨觀，爭相慰藉，說：“王先生來矣！”王余佑也時時停車，問勞而去。
王余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做山人時的情形是“一閒牧豎，藜藿不充”。主將獻陵書院時，他的布衣之交河間知府王奐為他購置宅舍，副將孔毅買下二百畝田地饋贈給他。晚年四方豪俊爭相造訪，他典衣挫薦接之，有時遇人有緩急，即為之籌措，百數十金無難事。及交遊有饋贈，則介然不受，卻金之節世鹹重之。王余佑教弟子學詩時曾說：“子美入蜀，子瞻海外，乃有忠孝之情發為歌詠”。孫奇逢曾對王余佑說：“餘年五十始識一‘貧’字。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志應無愧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所說很能代表當時諸人的性格。
由此可知王余佑雖列身儒林，但是他的生活環境和治學態度的確與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王余佑研究兵法戰略是由來有本的。他早年跟隨孫奇逢學兵家言，以學習《孫子兵法》為主。他跟隨鹿善繼受學，鹿善繼曾協助兵部尚書孫承宗鎮守榆關四年，任贊畫，有兵書《車營百八叩》傳世。他的師友茅元儀更是明末傑出的軍事家，所撰《武備志》有二百四十卷，約二百萬字，附圖七百三十餘幅，是中國古代篇幅最大的綜合性兵書，茅元儀本人也曾隨孫承宗督師遼東，任贊畫、副總兵，方以智稱讚他是“下帷稱學者，上馬即將軍”。為王余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陳亮，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也曾考論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成《酌古論》一書，對王余佑影響很大。明末清初時，軍事問題已成為注重實學的一派儒士所共同關心的焦點，王余佑對於兵法戰略的研究，就是在當時傳統和風氣影響之下進行的，體現了時代的特點。而在王余佑之後，清初的北方學者中，顏元也是自幼學習兵法，於技擊馳射無不精通，遇豪傑無論貴賤莫不結納深交。王余佑死後二十年，為他作傳的大興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歡任俠言兵的奇士，其父為明錦衣衛指揮，又曾從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學，性情豪邁不可羈束，於當世之人視之蔑如，於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漢諸葛武侯（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為當北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駕齊驅以爭先後。王源對人自然是少有讚許，況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對王余佑卻能獨加讚賞。王源在為李塨的父親所作的《李孝愨先生傳》中說道：“北方學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亦不傳於天下。以予所聞，孫征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傅山）、關中李中孚（李顒）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顏習齋諸君子。”從王源對王余佑的評價中，也可以印證出他在兵法戰略研究上的分量與價值。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王余佑還身負武學。早年他跟隨孫奇逢受學時，就是一面學兵家言，一面習騎射、擊刺，無不工。時人稱其才兼文武，精於技擊，說他“恆以談兵說劍為事”。他常與弟子歌詩飲酒、騎射技擊為樂，直到晚年，他談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有時持兵指畫，鬍鬚戟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使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嘖嘖稱嘆。王余佑自己也說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來一點血性，不肯以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有時居家鬱悶，一室叫跳，鬚眉如刀槊立，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擊節徘徊，欲歌欲泣。王余佑在新城時，李恭曾將他車迎至家，傳授槍法刀法。在王余佑的諸多遺著中，亦有一套《十三刀法》，又稱《太極連環刀法》傳世。王余佑研究兵法戰略是將理學、武學、兵法和慷慨任俠的性格合為一體，這樣貫通成一種有根基、有淵源、有活力的實學。就此而言王余佑實非尋常文弱書生排比史事紙上談兵之可比。清初盛傳於北方的顏李學派力倡實學，高舉實學、實習、實用的大旗，而顏李學派的創始人顏元在三十歲時就曾登門問學於王余佑，受到王余佑的很大影響。就此來看，王余佑完全可以稱做清初北方實學的先驅。
再說到王余佑對清廷的態度。王余佑生當明末清初，父兄又為清人所殺，國亡家毀，對於滿清異族統治不能沒有牴觸。只不過當時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過激烈的舉動。《清詩紀事初編》中評論說他詩似謝皋羽（謝翱）、鄭所南（鄭思肖），文模陳同甫（陳亮），“然辭旨隱約，不作陵厲指斥之語”，也即此意。陳亮於謝翱、鄭思肖均為南宋人，陳亮力主抗金，詩文豪放激越。謝翱曾參加文天祥的抗元義軍，詩風沉鬱，寓淪亡之意。鄭思肖於宋亡後隱居蘇州，更名思肖、所南、憶翁，墨蘭不畫土根，墨竹畫蒼煙斜月，皆寓對趙宋的思念。王余佑身上所表現出的抗清情緒可以從數處隱約察知。其一，他平生獨慕陳同甫，為其有真英雄風度。而至垂老讀史，“至謝皋羽、鄭所南諸君，又未嘗不掩卷流涕也”。說明他的個人情感已與國家興亡連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時，值清兵入關，仇人誣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確實在半虛半實之間。王余恪入京赴難，不喊冤枉，而大呼“義軍來赴死”，似是自服之辭。其三，入清後，王余佑先在五公山隱居三十年，又在獻縣講學十年。四十年不出仕，亦當是一種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余佑在編定了《乾坤大略》的十卷之後，又專門蒐集了江南對於北方的十次勝戰，編定了補遺一卷。他說：“十卷中至矣盡矣，尚須補也與哉？曰：為十勝而設也。”“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江南脆弱，誰不聞之？然跡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人之運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於南明之光復。王源對王余佑所著諸多兵書戰略評論說：“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水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遺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說：隋代文中子隱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濟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現在天下人才日下，沒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許王余佑的弟子不同。王余佑的親傳弟子雖不能有所作為，但是日後只要是讀過其書能私淑王余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雖數十百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王余佑“又何憾焉？”觀其文意，似已預期數十百年後謀圖翻覆之舉。王源的這個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余佑的真意。而這反清復明的心愿，無疑更加突出了王余佑兵略研究中的實學特點。
王余佑一生著述除《乾坤大略》外，還有《居諸編》十卷、《諸葛八陣圖》一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十三刀法》一卷、《文集》三十二卷，《涌幢草》三十卷，以及《認理說》、《前著集》、《通鑑獨觀》、《茅檐款議》等。《居諸編》匯集古人經世之事而成，據《乾坤大略總序》所說“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等語，當是作者較為注重的一部書。原書不存，其大部分內容收入蠡吾人李培所編《灰畫集》中，後者的書名亦取自王余佑詩“灰畫何年計得成”。《茅檐款議》據《清詩紀事初編》稱是作者所最自信者，該書與《通鑑獨觀》、《前著集》三書中，估計應有不少篇幅仍是論述軍事地理與軍國大略的。《太極連環刀法》今見於《蟫隱廬叢書》。《涌幢草》應是王余佑的詩集。今所傳《五公山人集》是在王余佑卒後，由門人李興祖（字慎齋）另外蒐集、抄錄的，後遲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行世。共十六卷（《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存目》直隸總督采進本為十四卷），其中詩五卷，文十一卷。
王余佑卒後，其遺書一說存於後人、家人之手，一說交與門人李塨。王余佑有二子，長子王孚，次子王鹹。王鹹早殤。王孚字曙光，曾與李塨同游，但在王余佑卒後，亦尋卒。不過據秦聚奎《乾坤大略序》王余佑裔孫王懋亭（字茂才）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四庫全書總目》子孫遂為獻縣人等語，王余佑應有後人傳嗣。李興祖在編定《五公山人集》時也說：“先生編纂甚富，幾重壓牛腰，今藏於家，未及行世。”但據《顏李師承記》所說，王孚將卒，使人招李塨至獻縣，“盡以五公遺著付之”， 李塨還選編了一種《五公文集》，並為王余佑寫了傳記。而在二十年之後，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源也確是在李恭處得以讀到了王余佑的遺著。大概在李塨卒後，王余佑的遺著便也從此逐漸散失。
《乾坤大略》的編撰在《居諸編》之後，觀其總序，當時王余佑仍在五公山隱居，而其署名中稱獻縣人，似到其晚年在獻陵書院時最後編定。魏坤《五公山人傳》也說：《居諸編》、《乾坤大略》、《諸葛陣圖》、《通鑑獨觀》諸書“皆山人所手輯也”。
據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和《顏李師承記》所說，《乾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但由該書既不按史書分類、又不依先後編年的體例而論，仍以《乾坤大略》的書名更為切題。
《乾坤大略》的版本最初為王余佑“山中所手輯”的手稿本。辰州人秦聚奎任肅水（即安肅，今徐水）知縣時，由當時的傳抄本過錄了一個本子，但所抄本的內容往往事不歸類，舛駁頗多，甚為可疑。秦聚奎隨後調任饒川（即饒陽），鹹豐四年（1854），正逢王余佑的裔孫王懋亭到饒，帶來了王余佑的藏書數種，其中就有《乾坤大略》。秦聚奎稱此書為“原本”應該就是王余佑的手稿本。秦聚奎將傳抄本依據原本重校一遍，才知傳抄本中錯雜重複之處為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固自融貫也”。當時正值太平軍起，“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術尤為救時良劑”。於是秦聚奎又據原本將此書重新校錄，將傳抄本恢復為原本。傳抄本的主要問題，是較原本多出了十三條，其中一條是重出的，十二條是不類的。王余佑原書編纂時的體例，是各卷之間不避重複，所謂“一時俱有”，這樣的重複全書共有五條，而秦聚奎校出的一條是於本卷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錄時便刪去了。不類的十二條則仍然保持傳抄本的原狀，而於各條下註明“秦校原本無此條”小字。這時上距王余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又過了二十餘年，光緒五年（1879），《畿輔叢書》開雕，《乾坤大略》是惟一被選刻的王余佑的著作，所依據的就是秦聚奎據原稿校錄的本子。這是該書的首次校錄，上距王余佑之卒已近二百年。
《乾坤大略》後來的版本，有寶興堂光緒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館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鉛印本，都以《畿輔叢書》本為底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