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封面中醫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在與大自然作鬥爭中就創造了原始醫學。人們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發現某些食物能減輕或消除某些病症,這就是發現和套用中藥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礎上,發現用獸皮、樹皮包上燒熱的石塊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過反覆實踐和改進,逐漸產生了熱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為生產工具的過程中,發現人體某一部位受到刺傷後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從而創造了運用砭石、骨針治療的方法,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針刺療法,進而形成了經絡學說。
1。基本理論萌時期
中醫理論主要來源於對實踐的總結,並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專著《黃帝內經》問世。該書系統總結了在此之前的治療經驗和醫學理論,結合當時的其他自然科學成就,運用樸素的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對人體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與預防,做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初步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難經》是一部與《黃帝內經》相媲美的古典醫籍,成書於漢之前,相傳系秦越人所著。其內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方面,補充了《黃帝內經》之不足。
2。發展成熟時期
秦漢以來,內外交通日漸發達,少數民族地區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龍眼、荔枝核等,漸為內地醫家所採用。東南亞等地的藥材也不斷進入中國,從而豐富人們的藥材知識。《神農本草經》就是當時流傳下來的、中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它總結了漢以前人們的藥物知識,載藥365種,並記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氣五味等藥物學理論。長期臨床實踐和現代科學研究證明：該書所載藥效大多是正確的，如麻黃治喘，黃連治痢，海藻治癭等。
公元三世紀，東漢著名醫家張仲景在深入鑽研《素問》、《針經》、《難經》等古典醫籍的基礎上，廣泛採集眾人的有效藥方，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成《傷寒雜病論》。該書以六經辨傷寒，以臟腑辨雜病，確立了中醫學辨證施治的理論體系與治療原則，為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後世又將該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其中，《傷寒論》載方113首（實為112首，因其中的禹餘糧丸有方無藥），《金匱要略》載方262首，除去重複，兩書實收劑269首，基本上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被譽為“方書之祖”。
西晉醫家皇甫謐（公元215～282）將《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的基本內容，進行重新歸類編排，撰成《針灸甲乙經》12卷，128篇。該書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專書，其內容包括臟腑、經絡、腧穴、病機、診斷、針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書中經過考查確定了當時的腧穴總數和穴位349個（包括單穴49個，雙穴300個），論述了各部穴位的適應證與禁忌，總結了操作手法等，對世界針灸醫學影響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醫藥職令時規定，本書為醫學士必修書。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體編寫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病因證候學專著。全書共50卷，分67門，載列證候1，700餘條，分別論述了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狀。其中對一些疾病的病因及發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較詳盡而科學。例如：對某些寄生蟲的感染，已明確指出與飲食有關；認為絛蟲病系吃不熟的肉類所致。書中還記載了腸吻合術、人工流產、拔牙等手術，說明當時的外科手術已達到較高水平。
隋唐時期，由於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繁榮，內外交通發達，外來藥物日益增多，用藥經驗不斷豐富，對藥物學成就進一步總結已成為當時的客觀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組織蘇敬等二十餘人集體編修本草,於公元659年完稿,名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這是中國古代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藥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藥典。它比歐州紐倫堡政府公元1542年頒行的《紐倫堡藥典》早883年。該書共54卷，包括本草、藥圖、圖經三部分，載藥850種，在國外影響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書的傳抄本規定為學醫的必讀課本。
唐代醫家孫思邈（公元581～682）集畢生之精力，著成《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為30卷，合方論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載方2，571首。二書還對臨床各科、針灸、食療、預防、養生等均有論述。尤其在營養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認為癭病（指甲狀腺腫類疾病）是因人們久居山區，長期飲用一種不好的水所致，勸告人們不要久居這些地方；對夜盲病人，採用動物肝臟治療等。公元752年，王燾著成《外台秘要》，全書共40卷，1，104門（據今核實為1，048門），載方6，000餘首，可謂集唐以前方書之大成。
3。輝煌時期
宋代，政府對中醫教育比較重視。宋政府設立“太醫局”，作為培養中醫人材的最高機構。學生所學課程包括《素問》、《難經》、《傷寒論》和《諸病源候論》等。教學方法也有很大改進，如針灸醫官王惟一曾設計鑄造銅人兩具（公元1026年），精細刻制了十二經脈和354個穴位，作為針灸教學和考試醫師之用。考試時，試官將銅人穴位注水，外用蠟封。受試者如取穴正確，可針進水出。是這中國醫學教育事業的創舉。公元1057年，宋政府專設“校正醫書局”，有計畫地對歷代重要醫籍進行了蒐集、整理、考證和校勘，歷時十餘年，約在1068～1077年陸續進行。目前我們所能讀到的《素問》、《傷寒論》、《金匱要略》、《針灸甲乙經》、《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經過此次校訂、刊行後流傳下來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紀的金元時代，中醫學出現了許多各具特色的醫學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劉完素（公元1120～1200），認為傷寒（泛指發熱性疾病）的各處症狀多與“火熱”有關，因而在治療上多用寒涼藥物，被後世稱之為“寒涼派”：張從正（約公元1156～1228），認為病由外邪侵入人體所生，一經致病，就應祛邪，故治療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後世稱之為“攻下派”；李東垣（公元1180～1251），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治療時重在溫補脾胃，因脾在五行學說中屬“土”故被後世稱之為“補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認為人體“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即認為人體常常陽氣過盛，陰氣不足），治療疾病應以養陰降火為主，被後世稱之為“養陰派”。
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公元1518～1593）親自上山採藥，廣泛地到各地調查，搞清了許多藥用植物的生長形態，並對某些動物藥進行解剖或追蹤觀察，對藥用礦物進行比較和煉製，參考文獻800餘種，歷時27年之久，寫成了《本草綱目》，收載藥物1，892種，附方10，000多個，對中國和世界藥物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大約在公元十一世紀，中醫即開始套用“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成為世界醫學免疫學的先驅。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紀，由於傳染病的不斷流行，人們在同傳染病作鬥爭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了溫病學派。如明代吳有性認為傳染病的發生，“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稱之為“戾氣”。他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自口鼻而入，無論體質強弱，觸之皆病。這就突破了中醫學歷來認為的病邪是由體表進入人體的傳統理論，在細菌學尚未出現的十七世紀中葉，這無疑是一偉大創舉。到了清代，中醫在治療溫病(包括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發熱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葉桂的《溫熱論》、薛雪的《濕熱條辨》、吳瑭的《溫病條辨》及王士雄的《溫熱經緯》等。
清代醫家王清任(1968～1831)根據屍體解剖和臨床經驗寫成《醫林改錯》,改正了古代醫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錯誤,強調了解剖知識對醫生的重要性,並發展了瘀血致病理論與治療方法。
近百年來，隨著西醫在中國廣泛地傳播，形成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併存的局面。一些醫家逐漸認識到中西醫各有所長，因此試圖把兩種學術加以匯通，逐漸形成了中西醫匯通學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朱沛文約19世紀中葉）之《華洋臟腑圖像合纂》；張錫純（1860-1933）之《醫學衷中參西錄》等。
中醫藥學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千年來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並以顯著的療效、濃郁的民族特色、獨特的診療方法、系統的理論體系、浩瀚的文獻史料,屹立於世界醫學之林,成為人類醫學寶庫的共同財富。中醫藥學歷數千年而不衰,顯示了自身強大的生命力,它與現代醫藥共同構成了我國衛生事業,是中國醫藥衛生事業所具有的特色和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