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領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何以能夠經風沐雨、歷遭劫難而自強不息，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何以能夠一脈相承、綿延連續、與時俱進？是由於中華民族精神自身擁有的一種強大而堅韌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是時間的沉澱，是歷史的結晶，是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堅強紐帶，是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維繫整箇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一種內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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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華民族是我國各民族的總稱，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高度的文明。由56個兄弟民族組成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華民族歷數千年風雲變幻，經多少朝代更迭交替，面臨一次次外部敵人的侵擾，迎受一次次異邦文化的衝擊，卻依然風雨不動、堅如磐石、巋然屹立、意氣風發，充滿生命的活力。為何如此領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能夠經風沐雨、歷遭劫難而自強不息，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何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能夠一脈相承、綿延連續、與時俱進？這正是由於中華民族自身擁有一種強大而堅韌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是時間的積澱，是歷史的結晶，是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堅強紐帶。中華民族在自己前進的途程中，雖歷經坎坷而奮進不止，飽受磨難仍巍然挺立，始終是一個堅實的整體，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她具有這種特別頑強而持久的凝聚力。
中華民族是一個基於長期交流與交融而形成的具有豐富內涵的聯合共同體。中華民族凝聚力是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維繫整箇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一種內在力量。這種凝聚力與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有著血肉般的聯繫。中華先民一百多萬年的從蒙昧走向文明的歷程、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兩乾多年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史，以其偉大、獨特、輝煌，彪炳於人類史冊。中國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各個民族不僅為本民族的發展進步，也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和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各自的歷史貢獻。中華民族在其艱難曲折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經過無數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由大遷徙、大融合而走向大統一和大發展。縱觀中國歷史，雖然有過若干次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的情況，但總的發展趨勢是走向越來越鞏固的統一，民族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日益形成血肉相連的關係，以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唇齒相依、水乳交融，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是中國多民族歷史發展的一條基本規律。
中華民族凝聚力是各種因素互動作用的結果。首先是地理因素。中華大地四周有天然屏障。自成一個地理單元。中國各族在這裡生息、繁衍和不斷遷徙、融合，成為他們依戀的祖國和家園。其二是經濟因素。中國地域遼闊，生活在不同自然環境下的民族，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經濟形態。但自古以來，經濟上是互相依存、互為補充的，民族間的經濟交往從未間斷。頻繁而又不可缺少的經濟交流，加強了各族之間的政治關係，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其三是傳統文化的因素。中國各民族的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漢族文化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少數民族也不斷接受漢族文化，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從未中斷，從而形成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其四是共同的心理狀態。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中國各族人民，都認為中國是他們的祖國，都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的成員和主人。不論是漢族抑或邊疆少數民族，都有著明確的祖國觀念和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其五是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統一”始終是我國歷史的基調，而暫時的分裂割據實際上是重建統一的前奏，它為新的統一創造條件。每一次新的統一，都會使一些少數民族加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從而使多民族的統一國家更加發展壯大，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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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中華各族的居住環境與多源多流
第一節 中華地域
一、半封閉型地理環境
二、黃河、長江流域——中華大地的腹心
第二節 中華民族的多源多流
一、漢民族的多源多流
二、諸少數民族的多源多流
第二章 各民族的經濟交流。相互促進。彼此依存
第一節 生活在不同地理環境的民族形成不同的經濟類型
一、我國古代遊牧民族的形成與分布
二、我國古代農業民族的形成和農業區域的分布格局
三、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經濟結構及彼此相互需求
第二節 先秦時期中原華夏族與周邊民族的經濟交往
一、堯舜時期及夏商周中原華夏族與周邊各族的經濟交流
二、春秋戰國時期各族的經濟交流
第三節 秦漢統一把各族經濟交流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一、秦朝的統一為各族經濟交流創造有利條件
二、兩漢時期把各族經濟交流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第四節 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各族經濟相互依存
一、三國兩晉時期各族的經濟交流
二、南北朝時期各族的經濟交流
第五節 隋唐時期各族經濟交流的大發展
一、隋唐時期中原與東北及北方各族的經濟交流
二、唐代中原與西域諸族的經濟交流
三、隋唐時期中原與南方及西南各族的經濟交流
第六節 宋遼金對峙時期各族經濟交往不斷
一、北宋與遼、西夏對峙時期各族經濟相互依存
二、南宋與金分立時期各族經濟交往不斷
三、兩宋時期回鶻、吐蕃及其他周邊民族與內地的經濟交流
第七節 元明清時期各族經濟交流空前繁榮
一、元代各族經濟交流
二、明代各族經濟交流
三、清代各族經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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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文摘
書摘
據《尚書·牧誓》載：周武王討伐商紂時，就得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及戎狄等周邊民族的幫助。武王滅商後，這些民族大多賓服於周，並列為“荒服”或“要服”，按規定向周王朝納貢。據史籍記載，周滅商後不久，山戎便向周天子貢納戎菽（大豆）。武王滅商後，肅慎也遣使朝貢“楮矢石磐”。據《華陽國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又說“其地……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魚、鹽、銅、鐵……皆納貢之。”《華陽國志》成書雖然比較晚後。但鑒於巴蜀當時與周朝的關係，納貢之事，想必周代亦然。此外，上文曾經提到的《逸周書·王會解》記述四方少數民族向商王朝貢納的橐*、騊*、駃*、皮貨、玉石、珠璣、玳瑁、羽翠等土產，周代也必然會延續下來。可惜先秦史籍極少提及中原王朝給四方少數民族回贈的禮物，但可以推斷四方少數民族必然會從中原王朝那裡獲得他們需要的物品。因為這種朝貢關係，主要是出於雙方經濟上的需要。如據《穆天子傳》載：公元前10世紀周穆王西巡時，今青海、新疆各地獻馬，動輒乾百計。周穆王也把隨從攜帶的絲綢賜給他們的首領。這實際上是一種經濟交流。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我國古代南方一些民族地區不僅擁有豐富的銅、錫礦資源，而且質地優良，並且很早便進行開採，如在湖北大冶銅綠山發現的古銅礦遺址，南北長2公里，東西寬1公里。根據有關專家對出土遺物進行考證和碳14測定，這些古礦井的開採年代開始於西周或西周之前，故在周朝時南方的優質銅、錫礦已大宗輸入中原地區。這對推動中原地區青銅冶鑄業的進一步發展，無疑是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
二、春秋戰國時期各族的經濟交流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華夏族及其周邊一些其他民族已較普遍地冶鑄和使用鐵器，並推廣了牛耕技術，使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一些手工業也逐步從農業分離出來，從而促進了各地區、各民族之間交換的發展，當時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大都會，如“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這些名都不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著名的商業中心，各地商賈往來於諸市進行貿易。當時號稱六國丞相的蘇秦就對齊國之臨淄的繁榮景象作了具體描述：“臨淄甚富而貴，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這些大的政治和商業中心的出現，不僅增強了內地各族之間的經濟聯繫，而且也加強了同邊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普遍建立騎兵部隊，有所謂“萬乘之國”、“千乘之家”，騎兵數目動輒以萬計。這些龐大騎兵所需的馬匹相當大一部分是由北方遊牧民族供給的。這一時期遊牧民族在北方獲得較大發展，於是大量馬匹不斷輸入中原。如據《管子·揆度》載：“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價萬也，金之平價萬也。吾有伏金乾金，為之奈何？”戰國時期陰山地區正是匈奴等遊牧民族牧馬之地，看來當時這裡已存在馬匹的交易市場。史籍還記載趙武靈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由此可見，中原地區的農業民族正是通過貿易或朝貢，而從北方遊牧民族那裡獲得大量馬匹的。到戰國時，中原的官方牧馬業也有較大的發展，而官牧馬匹的來源也主要靠北方遊牧民族的輸入。中原的騎術也是從北方遊牧民族那裡學來的。北方遊牧民族善騎和騎術高超，早為時人所稱道，《淮南子·齊俗訓》就說：“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戰國策·趙策>說：趙武靈王下令推廣“胡服騎射”，就是中原人向北方遊牧民族學習騎術的典型事例。王國維在《胡服考》中亦說：“趙武靈王之易胡，本為習騎射計。”中原華夏族的傳統服裝是上衣下裳(或內衣外裳)，沒有可以充當外服的蒙襠褲子(當時的褲子是開襠的)。這種服裝便於乘車而不便於騎馬。胡服則不然，“上褶(窄袖短衣)下袴(蒙襠褲子)”，外面沒有裳，而配以惠文冠(飾以貂蟬鶡尾的帽子)、郭落帶(有飾的皮腰帶)等。騎馬穿的皮靴，也是這時傳入中原的。靴，古名革。《釋名》云：“革，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本胡服，趙武靈王服之。”趙武靈王推行胡服，反映其學習北方遊牧民族騎射的決心。騎術在中原的傳播，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騎術是人與馬的結合，這種結合使人能利用馬的善跑和靈活，對提高部隊的作戰能力、傳遞各種信息及駕馭龐大畜群，均產生巨大作用。這一時期，中原地區還通過朝貢獲得遊牧民族精美的毛織品，如據載：春秋時周靈王曾設“紫羆文褥”。而這些“羆、褥”，乃西戎所獻之物。
上文曾經提及，我國古代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少數民族很早就進行銅、錫礦的開採，並且大宗地輸入中原地區，如《禹貢》載：“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鄭玄謂三品系指銅三色；或謂指金、銀、銅三種金屬)”。由於南方開採的銅、錫不斷輸入中原，因此在春秋時期的曾伯粟簋的文中出現有“金道錫行”的記載。所謂“金道錫行”，郭沫若認為這是指南方諸夷的銅、錫入輸中原之路。特別是當時吳、越、楚荊等地不僅有極豐富的銅、錫資源，而且礦石質地甚佳，如《考工記》就說：“吳越之金(銅)、錫，此材之美者也。”由於南方諸夷出產的優質銅、錫大量入輸中原地區，對推動那裡青銅冶鑄業的進一步發展，無疑是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中原地區大量的農產品和手工業製品也輸到邊疆地區，如在今烏魯木齊南山礦區就出土有戰國時期中原地區製作的刺繡。說明各民族通過貿易往來，達到彼此物產相資。正如當時荀子所言：“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指中原或華夏族)得而畜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乾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去、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這無疑是中原地區加強對邊疆各族之間經濟交流的結果。因此也可以這樣說，中原地區的華夏族社會經濟之所以在先秦時期就獲得迅速發展，除了自身所具備的優越條件外，還受惠於與邊疆各族的經濟交流。當然，邊疆各族通過與中原華夏族的經濟交流也促進了自身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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