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的作者是楊繼繩,湖北浠水人。196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新華社工作35年,1984年被評為首屆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

基本信息

小說看點

★新華社原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中國當代最敢說真話的學者楊繼繩先生重磅力作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以“階層分析”為題的個人專著,後毛澤東時代關於社會階層最具影響力的作品

★作者楊繼繩為學者+記者型暢銷書作家,他的專著影響力相當大,全球鐵桿讀者數以千萬計

★他的調查報告多篇作為中共中央檔案、國務院檔案轉發全國

★他的調查報告也曾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批示

★他也是一個最不“聽話”的說真話的人,有三屆中宣部部長批評過他

★他的<鄧小平時代>、<三十年河東>、《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國內外影響廣泛

★雙封面大包封設計,內文純質紙印刷,保證極佳品相

★萬眾矚目,學界期待,一次真正徹底讀懂中國社會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

作者簡歷

楊繼繩近照楊繼繩近照

1992年被評為高級記者。1992年被評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多年兼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境外大學多次作過訪問學者。在工作期間發表數以千計的新聞、通訊、特寫、調查報告、報告文學等作品,發表了數百篇政治經濟評論和學術論文。

他寫的調查報告有多篇作為中共中央檔案、中央辦公廳檔案、國務院檔案轉發全國,三十多篇被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對實際工作起了重要推動作用。他1986年出版的著作《技術商品和技術市場》(1990年修訂版改名為《技術貿易學》)是國內這一領域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他出版的《鄧小平時代》、《三十年河東:權力市場經濟的困境》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2001年從新華社退休後,先後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誌的編委、顧問。2003年加入《炎黃春秋》雜誌社任副社長至今。

作者簡介

楊繼繩,196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原新華社高級記者,原中國新聞學院教授,著名學者。

作品目錄

第一章:社會分層的理論和分層標準

社會平等和社會分層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封面《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封面

社會分層的標準

中國改革前後分層標準的變化

第二章:身份社會——中國改革前的社會分層

“以階級鬥爭為綱”造就的各種政治身份

城鄉分割造就的戶籍身份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乾群身份和單位身份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第三章:決定分層因素的變動

社會分層和制度密切相關

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身份廢除

所有制變化:社會分層的基礎重構

市場配置資源:促進原有階層分化和重組

人民公社解體和戶籍制度鬆動

城市化和產業結構升級

第四章:財富地位分層

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

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的變化

居民主要收入項目分配狀況

對收入差距的分析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大為世界之最

東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擴大

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

中國的兩極:新富和新貧

當今中國最窮的人

第五章:權力地位分層

什麼是權力

改革以來權力分層的變動

權力商品化

權力網和權力場

第六章:什麼是聲望

職業聲望評價標準的變化

當前中國職業聲望狀況

第七章:隊伍最龐大的階層——農民

改革以前的農民

農民分化的制度基礎

農民的分化

農民的收入狀況

決定農民收入的巨觀經濟分析

農民負擔

農民與土地

農民的文化生活

農民生活在什麼樣的組織之中

農村幹部

農民的民主意識在增強

農民問題的癥結

第八章:城鄉過渡階層——農民工

農民工群體的產生

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新生代農民工

農民工的收入和生活

割不斷的鄉情

農民工的貢獻和回報不對稱

農民工的子女教育

對農民工的管理

農民工的發展趨勢

第九章:改革陣痛的承受者——工人

工人階層經歷的制度變化

工人階層的收入狀況的新變化

“主人翁”地位的失落

國有企業工人承受了改革的陣痛

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里的工人

工人階層和社會和諧

誰來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十章:歷史的回歸者——私有企業主

在鑼鼓聲中消滅在爭論聲中回歸

一個迅速崛起的階層

他們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他們是怎樣發財的

私有企業主的經營

私有企業主的社會地位

私有企業主的社會關係

中國私有企業主的發展趨勢

第十一章:憂憤深廣的階層——知識分子

什麼是知識分子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職業分布

當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

人文知識分子的苦悶

傳媒知識分子的尷尬

科技知識分子的艱辛

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第十二章:挨罵最多的階層——官員

中國官員數量:世界之最

廉價政府何處覓?

官員收入的明與暗

官員選擇的正道和邪道

尋租與犯罪

遲到的分化

公務員,職業的官員

官員階層的發展趨勢

第十三章:他們還背著歷史“黑鍋”——當代新買辦

這個群體的狀況

他們能掙多少錢?

他們是怎樣進入這個群體的?

怎樣看待他們的工作?

他們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十四章:社會有害群體

中國有多少罪犯?

吸毒者

賣淫者

有組織犯罪

第十五章:中國當代階層結構:一個綜合體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結構模型

中國當前結構的特點

中國階層結構的發展趨勢

第十六章:“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社會地位的繼承和流動

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狀況

社會階層流動的障礙

社會階層出現固化現象

第十七章:階級意識和階級衝突

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

中國當代階層的階級意識

階層衝突和社會安全

第十八章:願各階層和諧相處

要確立新的穩定機制

求助底層,制約上層

搞好社會再分配,減弱不平等程度

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媒體推薦

楊老師的書當然比我寫得好,因為這是學者書,要有很

多的數據論證。

——梁曉聲 ......................................................................... 讀楊繼繩《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一書,收穫匪淺,大受裨益。這是我近年來讀的少有的一本好書。這本書不僅是一本社會學,還是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新聞學的綜合運用;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紀事,剖析了3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還是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動態分析的百科全書。

——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 何偉

破解社會穩定難題——共識網訪談楊繼繩

嘉 賓:楊繼繩,新華社原高級記者。曾任經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新聞採訪中心主任、新聞調查部主任、新華社香港分社主辦的《中國市場》雜誌總編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現為《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出版有《鄧小平時代》、《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004年初版、2010年修訂版)、《三十年河東:權力市場經濟的困境》,近期出版了《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最新修訂版。

訪談人:楊傳銀(左小刀)

胡錦濤講話看到了問題,提到了改革,但要看落實

【楊傳銀】: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建黨9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您關注了嗎?您覺得有什麼新的變化?

【楊繼繩】:粗粗地看了一遍,沒有深入學習。他指出了中國共產黨“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新挑戰”,說明他看到了當前尖銳的社會矛盾。他強調“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還提到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監督”,這當然是好的。但要看落實。

【楊傳銀】:講話中提到了“四大危險”,再次強調了“發展是硬道理”,又加了一句“穩定是硬任務”。

【楊繼繩】:誰都希望穩定,誰都不希望動盪,關鍵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穩定。改革以前,各種權力高度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保證社會穩定的唯一的支撐力量。這時,保持社會穩定主要靠兩手:一手是權力強制和武裝鎮壓;另一手是輿論控制,壓制不同思想。這就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安邦定國的“文武之道”。那時能否保持穩定關鍵在於政府對種種社會力量的控制能力、對社會輿論的控制能力。政府的控制力弱了,社會不穩定的危險就大了。

通過改革,原來集中於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正在向各種利益集團、自治團體以及獨立承擔風險的個體身上轉移。因此,社會穩定的支撐力量也開始分散,中央政府不再是支撐社會穩定的唯一力量。這樣,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協調和規範。政府要把不同階層的利益協調起來,要創造各種條件使各階層溝通、協商和妥協,政府規範市場,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在市場失效的環節和場合顯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證社會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利益多元化以後,要允許各種利益主體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相互溝通,通過溝通達到理解、協商和妥協。大眾傳播媒介是重要的溝通渠道,保持這個渠道暢通無阻,就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面對群體事件頻頻發生,政府就致力於“維穩”。國家財政投入的維穩費用超過國防開支。有些地方政府花這么多錢,不是解決影響穩定的社會問題,而是用來阻止和打擊老百姓到北京上訪。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精力“截訪”,私人辦的“保全公司”就應運而生。這些保全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簽訂契約,通過暴力強制,限制上訪者自由並押送返鄉,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這種作法不僅不能保證穩定,反而加劇了社會不穩定。要知道,民眾上訪,說明他們還相信政府,民眾告狀,說明他們還相信法律。一旦他們覺得政府不能解決問題,覺得法律失效,他們就不上訪、不告狀了。這時,真正的麻煩就來了。

現在的情況是,高壓鍋里壓力正在增加,你是適當放氣呢,還是不斷地再擰螺絲呢?老的辦法還是擰螺絲,新的辦法是放氣減壓。擰螺絲加壓可能暫時穩定,到一定時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還是要減壓。

【楊傳銀】:從接訪到“截訪”,這也是政府在對待民間訴求的一個很大的變化。

【楊繼繩】:這種“截訪”是製造不穩定最可恨的因素。“截訪”是各省的重要任務,在各省“截訪”抓不盡的話,國家有關部門還要抓著送回去。送回去就得統計並上報上訪人數。地方政府最怕上訪人數多了,因為這是上級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標,上訪人數多了,就要影響政績。於是新的交易來了:我可以不上報不統計人數,但得拿錢來。拿多少錢?一個名額3萬!

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

【楊傳銀】:中共中央很早就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在社會矛盾如此尖銳的情況下,怎樣保證社會和諧?

【楊繼繩】:社會和諧,最根本的就是階層間的和諧,而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和諧的基礎,一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

怎么才能公正?這不是說喊兩句就行了,不是說報紙上宣傳一下就行的,是需要一整套制度體系來保證的。這種制度體系的目的就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行政權力和資本都是一種社會能量。一個社會沒有權力不行,權力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權力對所有的社會力量來說是絕對強勢,如果不受控制可能會成為肆虐的暴君。權力必須放在籠子裡,放在憲法的籠子裡,放在法律的籠子裡,讓權力在法律的範圍里活動。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能量,資本投向哪裡,哪裡就會改變面貌。一個垃圾場投入資本以後就會變成高樓大廈,變成花園,這就是資本的力量。但資本是貪婪的(經濟學的語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沒受駕馭的資本也可能成為統治世界的暴君。馬克思要拋棄資本,資本是拋棄不了的,孫中山說節制資本,節制也可能過度。我提出駕馭資本。

現在中國面臨的現實是:權力沒有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權力沒有被制衡的結果就是官民矛盾尖銳,就造成“仇官”的社會心理。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結果就是勞資矛盾尖銳,就造成“仇富”的社會心理。我不支持“仇官”、“仇富”,但它卻是客觀存在的,它的產生是有制度背景的。頻頻發生的群體事件與上面說的兩對矛盾、兩種社會心理有關。

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是權力和資本

【楊傳銀】:您覺得當前影響穩定因素主要是這兩股力量,一個是權力,一個是資本。

【楊繼繩】:對,權力和資本,特別是在權力不受任何的控制,市場經濟不完善的條件下,擴張欲望十分強烈的行政權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資本惡性結合,是當今一切罪惡的淵藪,是當前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沒有被制衡的權力和沒有被駕馭的資本結盟,肯定不會有社會公正。

【楊傳銀】:您在這本《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裡面是重點從中國社會的橫向的截面來分析了當前社會的分層狀態。如果從中共執政62年來看,社會階層變化呈現一個什麼樣的趨勢?

【楊繼繩】:我這本書不僅僅展現了2008年這一年社會階層狀況,也展現了1978年改革以前的社會階層的狀況。還分析了怎樣從改革前的階層狀況演變為2008年的階層狀況。分析了工人、農民、私有企業主、知識分子、官員等社會群體改革前後的狀況和演化過程。所以我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本社會學的著作,不如說是一本歷史著作,因為講了一些歷史的演變過程。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就是一個身份社會,有政治身份,有城鄉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等。身份一經確定以後這個人終身不能改變的,比如地主是一種身份,地主的孩子要參軍、入黨、上學都會遇到困難。地、富、反、壞、右,是政治賤民身份,有這種身份的家庭一代兩代人都是翻不了身。改革以後政治身份廢除了,城鄉身份慢慢地有所改善,有所鬆動,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但城鄉身份還有籬笆、還有鴻溝,進城農民不可以跟城市人同樣的享受城市的現代文明,城市裡社會地位高的工作崗位需要城市的戶口,同在一個屋檐下兩個社會群體待遇差別懸殊,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就影響社會和諧。

《共產黨宣言》說:“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的理論:消滅私有制。”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完成這個任務了,中國的私有經濟絕跡了。

改革開放的過程,是私有經濟回歸的過程,是當年社會主義改造的逆過程。現在中國私有經濟相當發達了,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私有企業主也有不同的情況,一種是靠權力發財的,一種是靠自己的努力發財的。對靠權力發財的大家是非常反感的,靠自己的科技發明、靠自己的把握機遇,靠自己的拼搏這樣的發財大家是佩服的。近幾年來,由於行政權力過度擴張,那些靠自己努力發財的私有企業主,也必須投靠權力,不投靠權力,經營就很困難。權力如果不受制衡,進入了市場、控制了市場的運行,左右了市場的發展,甚至參與市場經營,這 必然造成社會不公正。

【楊傳銀】:實際上這60多年來權力對社會階層的影響一直是存在的,資本的力量只是改革開放之後才涉入的。

【楊繼繩】:改革以前資本不起作用,只有權力起作用。沒有資本的條件下,權力也沒有什麼可撈的。現在是有了資本以後,權力和資本結盟,共同壓榨百姓,社會出現了令人難以容忍的不公正。改革以前的身份社會也是不公正的。百分之十的人被當作政治賤民,幾代人不能翻身,能說是公正嗎?種地的農民吃不飽飯,甚至餓死,能說是公正嗎?但那時在政治高壓下沒有人敢說話。社會是處於高壓下的穩定。

【楊傳銀】:那個時代大家普遍處於有一個均貧的狀態,也有一個均貧的心態。

【楊繼繩】:都窮,我到一家拖拉機廠里勞動,幾千人,90%都是二級工,每月拿41.5元。物價也凍結了,文革十年,物價指數反而下降了,是隱性通貨膨脹,不表現在價格上,而表現在物資短缺上。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布票不夠,衣服打補丁。我當記者外出採訪的時候膝蓋還打補丁,我不自卑,別人也沒笑話。大家都是一樣的。現在差別太大了,不一樣了。

【楊傳銀】:改革以前是怎樣劃分階層的?

【楊繼繩】:那時的說法是兩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這種說法是很不科學的。現在社會群體比較多了,我將各種社會群體按權力、財富、聲望加權綜合的結果分了五等: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我寫了八個群體,社科院寫了十個群體,他們稱之為十大階層。

【楊傳銀】:他們是按照職業分的。

【楊繼繩】:職業和社會地位有關係,但和階層畢竟不是一回事。

“最高階層”被世襲是很危險的

【楊傳銀】:你的書里講到階層流動和階層固化問題,你認為當前這個問題很嚴重。

【楊繼繩】:階層流動和階層固化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階層缺乏流動性就是階層固化。階層固化也可以說是社會地位繼承。階層流動是緩和社會衝突的一個重要方面。我今天社會地位比較低,只要我努力,多少年以後我可以到比較高的階層,這就是流動。如果階層固化,不能流動,看不到希望,我怎么努力也不行,就會增加社會張力,社會張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社會動盪,所以社會流動是緩和社會衝突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封閉社會,社會階層是固化的,比較高的階層被繼承了,世襲了,這個社會是很危險的。

最近幾年社會地位世襲問題比較嚴重。我寫了一篇文章就是《集體世襲與“權力場”》,皇帝是一個人世襲,而集體世襲是整個階層,最高階層都被世襲了,現在形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窮人的孩子好不容易上完了大學,找不到好的工作,做蟻族,成了“窮二代”。

“官二代”的形成,不僅僅中官家的主觀願望,還有一種利益機制。這種機制迫使高幹子弟利用父輩的公權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經濟市場化了,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基本保持計畫經濟時的狀態。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重要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於子弟最接近權力,他們成了市場上最稀缺的資源。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高幹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幹子弟,讓高幹子弟升官發財→讓高於子弟升官發財的人,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經有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說法,這一說法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製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普遍、持久。有了這種動力機制,不僅是高幹子弟,連高幹的跟班、司機、情人,也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

【楊傳銀】:您在書中提到現在新的兩極分化:一個新富,一個新貧,現在這個問題已經特別明顯了,如何化解這個問題?

【楊繼繩】:如果讓市場規則無限進行,就可能出現兩極分化。所以,資本需要駕馭。防止兩極分化,首先要保證公平交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條件之一。參與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的各方必須地位平等。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市場準入的平等,只要是市場主體,就應當自由進入市場的各個領域。第二是取得社會資源的機會平等。要落實這兩個方面的平等,在項目上,必須有公開的、透明的招、投標;在銀行貸款上,必須一視同仁;在土地使用方面必須公開招標。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稅賦。政府的稅收對各種經濟成分、各類市場參與者應當一視同仁,稅賦平等。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環境。現在這幾個方麵條件都得不到滿足。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交易,有權力的和沒有權力的交易,肯定是強者占弱者的便宜,肯定是不公平的。

【楊傳銀】:要解決還得在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這一塊。

【楊繼繩】:制衡權力、駕馭資本需要一整套制度體系,建立這樣的制度體系就需要政治體制改革。

既得利益群體和對社會震動的憂慮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阻礙

【楊傳銀】:從毛時代結束,鄧小平時代之初開始,30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喊。也有一些變化,但現在又出現了更多新問題,而且也很嚴重。您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在哪?

【楊繼繩】:情況很複雜。一是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二是對社會震動的憂慮。既得利益群體為什麼阻止政治體制改革?權力市場經濟制度對他們最有利,他們的金錢、地位就是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得到的。保住了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他們不僅能夠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還可以進一步得到利益,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保持現狀。有利益問題,也不全是利益,也有憂慮。有些開發中國家引進了民主制度效果不怎么好。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如果搞不好的話,就可能引起難以承受的社會震動,甚至造成民族和國土分裂。利益和憂慮並存,就形不成改革的共識,有的是反對普世價值,有的是支持普世價值,有的想搞新民主主義,有的想搞民主社會主義,也有的想恢復毛時代。現代儒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等都在發出聲音,都說自己的藥方最靈,都想按自己的意見改造中國。

【楊傳銀】:有沒有可能在一個地方試點先展開這樣的改革呢?

【楊繼繩】:政治體制改革是全局的,一個地方試點很難。局部地區要受全局制度和政策的控制。經濟改革也有局部受全局控制的情況,那是通過給局部地區以特殊政策的辦法搞試點。特殊政策在試點起得了明顯經濟效果,就可能抵住反對的聲音,就可以推廣試點的經驗。政治問題很敏感,給試點地區特殊政策很難,即使給了,也很難得到經濟改革試點那樣明顯的效果。也有人提出把福建和台灣搞在一起,建立民主制度的試驗特區。我看這個構想很難實現。

言論自由和黨內民主可以大膽地走

【楊傳銀】:以您多年的研究和觀察來看,這個改革的突破口有可能在哪些方面?

【楊繼繩】:首先是放開媒體言論,言論放開以後對腐敗是一個制約。腐敗東西都怕陽光。憲法第35條就給了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只要按憲法做就是了。第二個是黨內民主可以大膽地走,可以大步地走,黨內民主有很大的空間。黨政分開,是鄧小平說的,不存在沒有共識的問題。現在黨代會的代表基本黨委是指定的。所謂黨代會都是官員和依順官員者的大會。不僅黨代表應由黨員選舉產生,從黨支部書記直到中央書記也可以選舉產生。黨內也可以搞權力三分、相互制衡。黨內要有批評黨的政策的自由、批評官員的自由,應當可以發表反對意見。毛主席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歷來是有派別的,但不合法,不能搞“非組織活動”。即然黨內派別是客觀存在的,何不公開化、合法化?黨內派別公開化、合法化,並且在黨章和國法中建立不同派別競爭的規則,就可以擺脫政治壟斷,實現權力制衡。當然,黨內民主要和全社會民主良性互動,如果只搞黨內民主,不讓黨外人士參與,那就可能重複晚清“皇族內閣”的笑話。

【楊傳銀】:黨內民主要和全社會民主良性互動,很好。全社會民主可以在現行體制框架內探索“新路子”,比如說在人大代表制度上下功夫,最近很多地方出現“獨立參選人”。

【楊繼繩】:有人害怕“獨立參選人”,採取種種藉口阻止。其實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近期講到姚立法的參選問題時說,他在湖北省當書記時支持姚立法,後來姚立法到美國去考察民主制度,性質就變了。(參見《聽俞正聲上黨課——“執政者的聲音”》,《南方周末》,2011-06-23)到美國去考察怎么性質就變了?很多官員不是到美國去實習,考察嗎?官員到美國考察性質沒有變,怎么老百姓到美國去考察性質就變了呢?俞正聲種說法令人費解。

《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的出版一波三折

【楊傳銀】:《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是99年出的第一版?出版過程順利嗎?

【楊繼繩】:99年寫完的,當時國內無法出版,2000年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後來國內三聯書店幾次要出國內版,但是兩次都沒有出成。2006年廣東花城出版社出了,印了八千本,到新疆參加書展,貼了一個很大的廣告,中宣部的張曉影局長看到了,她連書都沒看,就說這個書不能賣。為此我到中宣部找了劉雲山,劉雲山不在辦公室,我把申訴信留在他的桌子上,再找了張曉影,她說沒有查封我的書,我就讓她打電話,她不打。張曉影說沒有封,廣東那邊也只好說,中宣部沒有封,是我們自己封的。中宣部封的書不讓說是中宣部讓封的,是出版社“自律”。那八千本書到現在還壓在廣東的倉庫呢。

【楊傳銀】:中宣部封書也不下檔案。

【楊繼繩】:不下檔案,電話也不讓記,但必須執行。執行中不能說是中宣部的意見,是自己封的。06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次,綠皮書,印了18000本。我告訴他們先別在北京賣,在外地賣,最後進北京,結果快賣完了,進北京後被發現了,把膠片銷毀了,不讓再印,甘肅人民出版社還被處分了。大家都知道07年9月份八本被禁書的事,其實是九本書,即我這本書,沒點我這本書名,只點出版社。現在出這本書的修訂版也不容易。

【楊傳銀】:這次出版有沒有遇到阻力?

【楊繼繩】:到目前還沒有。

【楊傳銀】:從第一版到這次出版經過了有11年。

【楊繼繩】:第一次在香港出版,包括一次盜版一共五次,每次出版都有更新。

【楊傳銀】:您感覺這十多年,社會階層有什麼新的變化嗎?

【楊繼繩】:階層固化的問題比十年前嚴重了,貧富差距擴大了,階層衝突多了、階層矛盾激烈了,這些變化在我的書里都有反映,也提出了解決的意見。

改革開放後政治上有八方面的進步

【楊傳銀】:杜導正先生去年六月份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了談溫家寶幾次公開講話的文章《扭秧歌也是在前進》,他說,“‘六四’後一直前進三步退兩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總的說,還是前進了。”您對此怎么看?

【楊繼繩】:我在《我看“中國模式”》中講中國改革開放經濟上有很大成就,雖然沒有搞政治改革,但政治上也有八個方面的進步:第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替代了階層鬥爭為綱;第二,廢除了身份社會,政治上都是平等的;第三,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第四,由家長式的全能政治轉變為共治式的威權政治,由一個人“說了算數”到集體負責制;第五,中央和地方分權,地方有相對獨立的利益,有相對獨立的事權和財權;第六,拋棄了、擱置了烏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現實利益;第七,意識形態的控制有所鬆動,輿論一律的情況有所改變;第八,對世界局勢的評估發生了變化,用“和平發展的時代”取代“革命和戰爭的時代”的形勢估量,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經濟改革帶動了政治方面的進步,有這八個進步,比過去自由多了。改革以前,中國農民終生的活動半徑不超過100公里。南方山區農民的終生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里。現在中國農民的活動半徑擴大了,國內可以到處打工,也可以到國外打工。知識分子也比較自由,可以到全國去講課,到世界各地去講課,這是進步。

但是,中國的現狀離民主政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民眾對國事的參與程度很低;民意表達渠道很不通暢;對政治權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權力過度擴張;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司法不能獨立;新聞沒有自由。中國目前還是威權政治體制,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權力市場經濟。

胡溫政府在民生上下了大工夫,但民生不能代替民主

【楊傳銀】:對比胡溫政府與前面的幾屆政府來看,您對胡溫這屆政府有什麼評價?

【楊繼繩】:胡溫這屆政府最大的動作就是民生問題下了很大工夫,免除農業稅,提高了義務教育的經費,低保費用的標準提高了,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也提高了,現在是3500元,他們上屆是1200元,這些措施對底層都是有好處的。

民生很重要,但是民生不能代替民主。民生不能靠政府的恩賜,這幾年改善民生是靠政府給的。民生根本問題是給老百姓以權利,讓老百姓擁有創造財富、持有財富、享受財富的權利。過去沒有這個權利,毛澤東時代連農民挖塊地種點菜、種點糧食,可以吃飽點,也不允許。1965年我在延慶大柏老公社搞“四清”時,工作隊整一個姓吳的老木匠,整他的原因是他外出做木匠活掙錢。打工掙點錢也不行的,沒有創造財富的權利,更不能持有財富,持有財富的是資本家和地主,是階級敵人,不能創造財富、持有財富,更不要說享受財富了,那時只是享受貧困:工人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農民家徒四壁。

民生的問題根本還是民主。現在胡溫對民生問題很注意,但是民生的根本問題還沒有解決,即民主的問題不有解決。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不要讓民生代替民主》,在網上流傳很廣。

“中國模式”為什麼這么受關注

【楊傳銀】:現在國內外學者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非常多,朱厚澤老在去世前也特別關注這個問題。

【楊繼繩】:對,他去世前多次跟我談及這個話題,但是他手上當時沒有資料,希望我作點研究。我寫這篇《我看“中國模式”》也算是完成他的一個遺願吧。

【楊傳銀】:這篇文章把國內外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觀點梳理的比較清楚了。

【楊繼繩】:我是儘量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日本的一個經濟學雜誌也把它翻譯過去發表了。一家法國雜誌也在翻譯。

【楊傳銀】: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種國內外都在討論的氛圍呢?

【楊繼繩】:國際上,一個是中國經濟發展三十年平均每年9.8%的GDP增長,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人均也提高很多;第二個就是因為兩次金融危機對我們沒有多大影響。這次全世界的金融海嘯,一些西方國家也加強了政府調控,表面上看好像是“中國模式”的,其實這是凱恩斯的政策,就是政府干預市場,政府投資,美國多少億,咱們中國四萬億。

跨世紀那兩年我寫過幾篇章文章批評朱鎔基的積極財政政策,題目是《凱恩斯水土不服》,《凱恩斯依賴症》。朱鎔基可能不滿意,在他召集的一次經濟學家座談會上,朱問:“楊經繩是誰?”吳敬璉作了介紹,說了兩句好話,朱就沒說什麼了。清華大學的一位老師,跟朱鎔基年齡差不多,去看朱鎔基。回來後說,朱鎔基桌子上正放著楊繼繩的文章,《凱恩斯依賴症》,上面批批點點,畫得亂七八糟。我通過一位朋友問這位老師,他罵了沒有,他說,沒有罵。(笑)看來朱老闆比較寬容。我發表了《何時歡判斷凱恩斯》一文,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逐漸淡出。在另一次會上朱鎔基問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項懷成說過積極財政政策要談出嗎?”賈康回答:“項部長沒有說,是楊繼繩說的!”朱老闆也沒有追究。

面對經濟危機,凱恩斯政策是需要的,但只能一個短期政策,不能變成長期的。時間長了,副作用很大。這次調控跟朱鎔基那次是一樣的,也是凱恩斯模式,社會需求不足,政府投資創造需求,這是一種應急措施,不可能是長期政策。有人認為政府干預經濟就是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煥發青春了。西方學者不太了解中國情況,他們可以這么說,但是中國學者這么說的話,起碼是沒有面對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

左右兩派的共識與分歧

【楊傳銀】:在“中國模式”的問題上左右派都在自說自話,似乎很難達成共識了。您覺得,目前知識界在哪些問題是有共識的?分歧主要是在哪裡?

【楊繼繩】:左派、右派都認為改革出現了偏差,出現了問題,中國的社會問題比較嚴重,這一點是共識,需要改變現狀也是共識。

但是對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說是搞市場經濟才出現的這些問題;有的說是只搞經濟改革,沒搞政治改革造成的。對解決問題的措施也不一樣。一種措施就回到毛澤東時代;一種措施是進行政治改革,使權力得到制衡,建立民主政治,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同樣的是不滿現實,有的想回到過去,有的嚮往未來。我記得魯迅說過這句話。

【楊傳銀】:現在對未來的去向的選擇,似乎都很迷茫,當然也有特立獨行的,尤其重慶,“唱紅打黑”……

【楊繼繩】:黑社會當然應該打,但是怎么確定“黑”,怎么打法,要嚴格按照法律程式。不按照法律程式那就變成“黑打”了,沒有法律的陽光的照耀“打黑”,不就是“黑打”嗎。

為什麼會形成一股懷念毛澤東的思潮

【楊傳銀】:那您怎么看待當前愈演愈烈的“唱紅”。

【楊繼繩】:“唱紅”對老年人來說,沒有什麼政治的含義,老年人唱不了現在的新歌,他們唱二十多歲時的歌,唱著有青春煥發的感覺,那種鏇律和節奏唱著很舒服,他們並沒有政治意圖。但是作為政治來推廣的人就有政治意圖了,唱者和推動者不一樣。像我們家附近的紅蓮小區每天晚上都唱,組織者都非常積極,戴著紅標。有天我看到了這位組織者,一個老頭,我以為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他說,我們家是資本家,倒霉倒了幾十年。我說,那你唱紅歌還那么起勁?他說,唱著好玩唄。已經娛樂化了,唱唱歌,精神煥發,身體也好。

【楊傳銀】:網上有傳言說重慶這兩年“唱紅”已經超過10萬場次了。

【楊繼繩】:那不過是他進十八大常委的敲門磚而已。他也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他老爸坐牢,他自己也坐過牢,他肯定不會回去,他就是一個敲門磚,實際上他迎合了當前一種思潮,什麼思潮,懷念毛澤東思潮。

為什麼懷念毛澤東呢?我在1998年出版的《鄧小平時代》中是這么寫的:“人們忘卻了毛澤東時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澤東抽象成為一個社會公正的符號,並用這個符號來批評現在。” “抽象的社會公正的符號”和本來面目根本不一樣,帶有很多理想化的成份。現在社會上不公正的事很多,農民的土地被占,工人下崗,計程車司機每個月交五千多塊錢的租金,感冒一天也要掏250塊錢,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他們對現實不滿,說是懷念毛澤東時代,實際是懷念那個“抽象的社會公正的符號”。

他不知道毛澤東時代有另外一種問題,比如我講的身份社會是另外一種不公正,挨餓、吃不飽,餓死幾千萬人,他不知道這個情況,也不相信。有懷念著毛澤東時代的思潮,就有人的一迎合這個思潮,拿到“選票”,當然實際上沒有選票,無形的力量這也會抬升他的地位。真正到位以後,他得面對社會現實,採取解決社會問題的措施。這個敲門磚也就扔掉了,他本來是不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

歷史給下一屆的任務已經擺在公眾面前

【楊傳銀】:那您對“十八大”有什麼期待呢?

【楊繼繩】:“十八大”前的現在,有兩個熱門,一個熱門是人選,十八大班子的誰上誰下的問題。這是大家比較關注的。另外就是十八大以後採取什麼樣的執政理念、執政方針,關鍵是要不要搞政治改革。

人事問題的保密歷來是做得比較好的。知道情況的人不敢說,不知道的人大膽地瞎說。人事問題沒有必要猜測。執政理念和執政方針需要關注。現在各種思想、各種理論都會浮出水面,都在極力地表現自己,都想用自己的理論來改變中國。

十八大以後,不管誰上去都要面對中國的現實問題,都要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再拖十年根本就不行了。歷史給下一屆的任務已經明顯地擺在公眾面前。這是不用猜測的。不管誰上去都一樣,只是行事風格不同、方式不同而已。

【楊傳銀】:目前各地的發展模式,比如外界廣泛討論的“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您覺得哪些地方的治理模式更值得推廣?

【楊繼繩】:我沒有對這方面進行實質研究。就是重慶“唱紅打黑”,我沒有注意其他地方搞什麼特殊的東西。汪洋前幾年在廣東搞過一個“解放思想”,當時我很關註:解放思想針對什麼?會落實到什麼地方?最後的結果是,落實到“科學發展觀”上了,搞一圈又回來了。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