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見解
毛澤東談歷史周期律
1945年7月 ，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能跳出興亡周期率。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毛二人的對話後來被人們傳為“窯洞對”。
窯洞對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專門邀請黃炎培等人到他家裡做客。整整長談了一個下午。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有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窯洞對
黃炎培的“歷史周期律” 黃炎培的“歷史周期律”，有三個特點：
黃炎培的“歷史周期律”
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說，“歷史周期律”是一條周而復始的歷史定律，“鹿亡秦，蛇興漢”，興衰治亂，循環不已。
二是普遍性。從夏商周秦漢，到唐宋元明清，無論哪一個朝代，無論哪一個政權，無論哪一個執政者，沒有誰能真正跳出這個周期律。正如黃炎培先生所說：“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別只有15年和29年，可謂其興也驟，其亡也速。南朝170年間，就像走馬燈一樣換了四個朝代：宋、齊、梁、陳。與南北朝同病相憐的是所謂五代時期，前後短短50餘年，天下五易其主，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前仆後繼。近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也只有短短22年。
黃炎培與《延安歸來》 1945年7月1日至5日，為促成國共雙方恢復商談，促成國內團結，造出和諧的氛圍，黃炎培與褚輔成、冷僪、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由重慶飛延安，在延安受到了毛澤東、朱德、林祖涵、吳玉章、周恩來等接見和熱烈歡迎。黃炎培參訪團一行，親身感受到邊區政府的民主氛圍，看到了古老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延安訪問歸來後，一向謹慎穩健的黃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斷和勇敢，挑戰國民黨自1931年開始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用半月時間寫完並自行出版了《延安歸來》一書。書的第一部分回答了10個問題，即延安之行的動機、去延安的名義、對大局的看法、對延安的觀感、延安的政治作風、與中共領導人談話的經過、國共合作的前途等。第二部分是延安五天的日記。初版2萬冊，幾日內銷售一空。盛讚共產黨的政策和根據地的形勢，在重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向國統區人民介紹了一個真實的延安，一個令人感到親切有著光明前途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風貌。
中國周期律
在中國，極端的貧富懸殊是歷史周期律的推手。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獨特的周期律——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這隻看不見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中國的歷史進程。
陳勝吳廣起義將一種獨特的周期現象帶進中國歷史。中國的中下層人民啟動了他們推動歷史的獨特方式。從那以後，幾乎每個朝代都經歷了一個從相對公平，到不公平，到極端不公平，到下層人民無路可走，最後推翻重來這么一個周而復始的過程。而每一個朝代在結束前夕，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財富高度集中，幾乎都出現了畸形的“精英繁榮”，尤其是出現了土地高度集中。21世紀有些人認為土地集中就是社會化，而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會化”的程度都非常高。
在這個循環往復的周期里，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在農業社會裡，“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那些沒有做好這門必修課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這樣的例子有好幾個，著名的有晉，離我們近的是民國。
民國在辛亥革命以後，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民國幾乎完整地繼承下來。除了清變成了民國，一切因循。清朝末年就已出現的貧富懸殊、土地集中等社會結構問題被原樣照收。把民國放在中國歷史的周期中來觀察，民國沒有完成中國歷史周期上每一個長壽朝代開始時的必修課。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民國的延續奠定社會基石。但是由於多種原因，這個過程被豪門對財富和權力的壟斷打斷了。民國從而失去了可以長期延續的歷史機會，民國的精英走到了中下層人民的對立面，中國進入了長期的動盪。
這個問題，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得到最終解決，近代中國的社會動盪才得以消除。從歷史大背景看，新中國的奠基者，顯然對中國歷史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共和國從成立起，就開始打破不合理的社會結構，試圖從體制公平這個角度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從中國的歷史進程看，在當時亂後思治的中國，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的。新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中國還需要補“現代化”這一課。在強敵虎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迅速建立現代工業，而這需要大規模的、迅速的積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礎上既能實現工業積累，又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公平，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這種歷史因素互動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調動資源為手段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新體制。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實現資源的集中，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積累過程，同時保證積累的財富被用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這種高速度的積累顯然是以壓制消費為代價的。在這種情況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對公平體制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總結，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必然。
秦統一建立大一統標桿
以秦為例。秦的大一統顯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假如沒有秦短暫的統一，今天的中華大地也許會像歐洲一樣，國家林立。秦以後，中國分分合合。但是，在每一次動盪之後，都有人順應民心，收拾金甌，再造一統。因為大一統的秦帝國，雖然二世而亡，但是，它的短暫存在，使大一統變成了中華民族潛意識的追求，變成了一種主動選擇的可能，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沒有秦短暫的統一，也許中華民族根本就不知道這種可能和這個選項。這就是秦的貢獻。它為中華民族立下了大一統這樣一個標桿。
公平體制是潛意識追求
從今天中下層民眾的意識選擇看，公平體制的精神大約也是這樣。它的意義在於，它讓中華民族知道，尤其是中下層人民知道，還有一種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一種公平的社會選項存在。它可能會成為中華民族的另一個潛意識的追求，為中華民族立下一個新的劃時代的標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這種歷史記憶和傳統。任何時代，當下層人民走投無路的時候，這種記憶也許就會變成夢想，變成對公平體制的崇拜，變成對建立公平體制的人的崇拜。
黃帝以後中華民族歷經演變融合，今天的中華民族就是大融合的結果。秦以後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幾千年來，代代相承又代代相異。在當今中國，將市場經濟同公平正義結合起來，可能就是解決分配不公的歷史切入點。
在中國歷史傳統中，下層人民和文化精英在“公平”這個問題上高度一致。孔夫子通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來推崇社會公正；陳勝吳廣們則是用周期性的行動來推動相同的理念；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教育，也是強調公正平等。固然，社會不可能絕對公平，但是，一個社會不能人為地製造豪強，製造不公平，更不能將不公平的現象裝扮成“神聖的權利”、“天賦人權”、“普世價值”。在某種程度上，搞這種忽悠的個別“文化精英”早就背叛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文化精英的“公平”傳統。
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人從河北西柏坡進京“趕考”，開始了用民主破解歷史周期律的不懈探索之路，將民主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道路與周期律
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角度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找到了社會主義社會跳出歷史周期律的道路。歷史周期律問題，是當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問題。黃炎培先生問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同志回答說：行，這就是民主。 當年仍處在革命戰爭時期，黃先生提出的是一種抽象可能性，毛主席的回答也很原則。全國勝利以後，毛主席很注意這個問題。七屆二中全會向全黨敲過警鐘，在黨中央由西柏坡遷進北京城時，又用李自成為例說我們是進京趕考，不要考試不及格。 然而，當時不可能預料到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七十年後的蘇聯會出現歷史的大倒退。我們都曾以為歷史周期律現象僅僅屬於以往歷史，社會主義是鐵打的江山。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以後，這個問題已極其現實極其尖銳地擺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面前，尤其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西方某些政治家和理論家們，企圖用西化和分化的方法，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或其他種主義，企圖使中國背離社會主義道路。而國內也有一些右的思潮，希望中國仿效西方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完全放棄共產黨領導、放棄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放棄馬克思主義一元化的指導地位。實際上是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而"左"的思想則試圖重新回到改革開放以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計畫經濟時代。這兩種思潮都會斷送社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