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吳敬璉，經濟學家，195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國際管理學會會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經濟學、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政策。
目錄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1 導論
1.1 寫作緣起
1.2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1.2.1 經濟發展與經濟成長
1.2.2 增長方式和增長模式
1.2.3 Ⅰ、Ⅱ部類的劃分和輕重工業的劃分
1.2.4 服務業和三次產業的劃分
1.3 本書的結構
2 從早期經濟成長到現代經濟成長
2.1 早期經濟成長和相關的理論
2.1.1 早期經濟成長和狹義工業化
2.1.2 理論概括一：從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到社會矛盾激化
2.1.3 理論概括二：從“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到“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
專欄2.1 從“工業化論戰”到史達林工業化路線的確立
2.1.4 理論概括三：從“霍夫曼定律”到“重化工業化階段”
2.1.5 理論概括四：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
2.2 現代經濟成長和相關的理論發展
2.2.1 從早期經濟增長到現代經濟成長的革命性轉變
2.2.2 現代經濟增長
2.2.3 從經濟成長模式的轉變看新型工業化道路
2.3 早期增長模式和舊型工業化道路的陷阱
2.3.1 “蘇聯現象”和“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的陷阱
2.3.2 新興工業化經濟（NIEs）：從“奇蹟”到危機
專欄2.2 東亞金融危機
3 現代經濟成長中效率提高的源泉
3.1 “與科學相關的技術”的廣泛套用
3.1.1 現代技術（與科學相關的技術）的興起
3.1.2 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化
3.1.3 革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經濟效率迅速提高
專欄3 .1 通用目的技術（GPT）
3.2 服務業的發展提高了經濟的整體效率
3.2.1 工業化中後期服務業的迅速發展
專欄3.2 金萬堤論韓國20世紀70年代的“重化工業運動”
3.2.2 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及其影響
3.2.3 為什麼服務業發展能夠對提高效率起重大作用？
3.3 現代信息通信技術（ICT）滲入和改造各產業部門
3.3.1 信息技術創新的三次浪潮
專欄3.3 矽谷為什麼成為創新者棲息地？
專欄3.4 部分國家的信息化戰略
3.3.2 計算機生產率悖論：信息通信技術（ICT）是否提高了經濟效率
3.3.3 ICT革命是一個“服務業的故事”
4 我國工業化的曲折道路和增長模式存在的問題
4.1 改革開放前的經濟成長模式
4.1.1 早期增長模式在中國影響深遠
4.1.2 傳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在中國
專欄4.1 毛澤東論中國工業化
4.2 改革開放以來調整經濟結構和改善增長方式的探索
4.2.1 改革開放以來的結構調整和效率改進
4.2.2 傳統工業化道路的體制基礎仍未消除
4.3 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偏差的消極後果
4.3.1 負面效應的綜合表現：“揚短避長”，造成經濟整體效率下降
4.3.2 負面效應的具體表現
4.3.3 過度投資扭曲了經濟結構，並導致銀行不良資產增加和金融系統風險積累
5 轉變經濟成長模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5.1 採取實際措施提高經濟效率
5.1.1 鼓勵科學發展與技術創新
5.1.2 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
專欄5.1 供應鏈管理
5.1.3 運用信息通信技術提升國民經濟各產業的效率
5.1.4 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的轉移
5.2 只有建立充滿活力的新體制，才能實現增長模式的根本轉變
5.2.1 以技術進步為例
5.2.2 以發展服務業為例
5.2.3 以信息化為例
5.3 改革攻堅，建立健全內涵增長的制度基礎
5.3.1 繼續調整和完善我國的所有制結構
5.3.2 加快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的轉移
5.3.3 注重金融體系的基本制度建設
5.3.4 改革科學和教育體制，形成全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
5.3.5 堅持信息化與改革同行，普及套用信息通信技術
5.4 轉變經濟成長模式最終取決於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5.4.1 限制政府權力，建設有限政府
5.4.2 建設有限和有效政府需要的配套財政改革
5.4.3 履行政府應有職能，建設有效政府
附錄
1 全面提升整體競爭力是浙江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浙江經濟發展考察報告（摘要）
2 中國的三次產業劃分
3 注重經濟成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
4 “十一五”時期必須認真解決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的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表
名詞索引表
後記
書摘
導論
現在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討論中國增長模式選擇的小書，並非在書齋中披閱前賢論著，靜心進行學術探索的產物，而純然是為了回答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提出的實際問題而作理論和政策研討得出的結果。
1.1 寫作緣起
我開始意識到增長模式問題重要性的時並不久遠，只是始自於2000年末的北京中關村發展問題討論。
自從1995年中共中提出“科教興國”的口號以後，全國許多地方提出要成為中國的“矽谷”。在20多個最有希望成為矽谷的中國城市中，北京的中關村由於技術人才高度密集，又可以依託北大、清華這樣一實力雄厚的著名高校，自然成為其中的首選。經過幾年的努力，中村取得了不小的進步，開辦了不少技工貿一體化的企業，歸國創業的學生數以千計，而且在制度建設上也不乏建樹。例如，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00年12月通過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中關村科技園條例》，其中有不少重要突破。但是總的看來，中關村在營有利於創新活動開展和人才潛能發揮的制度環境，並進而成為我國“高新技術創新中心、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業基地、新型企業家的搖籃”方面的進展遠遠有像原來預期的那樣快。為了認清問題所在和提出改進的意見中關村企業家俱樂部在2000年年末邀請了一些產業界、金融界和政府人士舉行了兩天的研討會，對有關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當我和段永基先生就研討會的討論結果去向北京市領導人作匯報時，北京市的領導人反過來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北京中關村搞了這么多年，名聲也很響亮，但是產值和稅收都上不去，這使市里感到很為難。這個問題應當怎樣解決，希望聽到你們的意見。老實說，我們原來並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自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意見。我們知道，北京市領導當時待解的這一難題，後來是通過大力發展加工造業、特別是發展合資的汽車製造業得到緩解的。正如媒體所報導的，2002年中期，在經歷了長時期的探索和爭論之後，“發展汽車製造業的觀點最終占據了上風”。10月中韓合資的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宣成立。12月23日用韓國部件組裝的第一批汽車開始下線。2003年，北京現代共生產轎車5.5萬輛，實現銷售收入87.7億元，利稅37.1億元；加上京地區的配套企業，主要是“現代”自己的和它從韓國帶來的零部件供應商，全年完成銷售收入114億元。就這樣，北京現代用200天創造了北京主流傳媒所說的“北京模式”和“現代奇蹟”。 這似乎也證明了快速發展重型加工工業使之成為帶動整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的方針的正確性。但是短期獲得的巨額產值和大量的利稅並不能解除心中的疑惑：北京現代直到投產兩年以後，基本上仍然是一個主要用外資零部件供應商提供的零部件進行組裝的汽車KD廠商（組裝商） 。在當前汽車工業已經高度機電一體化、轎車成本中電子產品成本占1/3～3/4 的情況下，如果北京想成為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轎車生產基地，而不是簡單地裝配加工，賺取微薄的加工費，不把中關村富集的人才資源開發出來，充分發揮他們的創業精神和創造才能，是決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一次衝擊發生在2003年在深圳討論它的發展戰略的時候。深圳是我國重要的信息通信技術（ICT）產業基地。我國兩個最有希望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通信設備供應商、並且確實在利用國內外資源開發自主技術上邁出了堅實步伐的華為技術和興通信的總部也都在深圳。但我在2003年參加深圳市高級顧問會時卻意外地獲悉，在前一段討論深圳戰略發展方向時，主流意見認為該市經濟存在“結構太輕”的“重大缺陷”，需要進行“重型化”轉型。當時我和幾位在座的老同志一樣，對這樣的產業結構“戰略轉型”以及與之相配套的擴大轄區面積的要求，是不贊成的。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積大於香港。香港開發了100多年，到2003年末已開發的土地占可用土地的22% 。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來卻出現土地緊張成片土地已經用完 。由於“缺乏生存空間”，某些人士提出了從鄰區劃入土地的要求。 不過當時我對上述想法雖然深表懷疑 ，但只是把它看作一個地區產業結構的最優選擇問題，而沒有把它和我國整體的增長模式選擇問題聯繫起來。
2004年4月，我對浙江的經濟發展作了一次再調查。浙江是我比較熟悉的一個省份。據我理解，改革開放以來，它之所以能夠在國各省中名列茅，優勢在於它擁有大量與市場有緊密聯繫、並且能夠對市場需求作出靈敏反應因而具有極強競爭力的中小企業。2004年4月重訪浙江，我的印象是：浙江在經歷了20年數量擴張以後，正面臨著技術升級、產品升級和市場“業態”升級的嚴峻挑戰。例如，浙江多年蟬聯全國進出貿易順差冠軍。許多商品在世界市場上銷量第一，市場占有率達到80%，甚至超過90%。但是浙江的出口產品大部分屬於中低檔“大路貨”，附加價值很低；有些質量較好的商品，往往也是為人代工（OEM）自己只賺很少一點辛苦錢。例如浙江擁有全國銷量第一的手機製造商，但這個手機製造商存在一個致命弱點，就是全然沒有自己的自主技術，如果不想受制於人，就必下決心進行自主技術開發、提升產品的技術和價值含量。與此同時，曾經在浙江產業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以“三現”（現場、現貨、現金）交易為主的專業市場，“業態”也亟需升級，實現由所謂“人格化交換”到“非人格化交換”的完全轉變。總之，浙江經濟亟需進行結構調整和結構升級，以便在效率有明顯提高的前提下實現持增長。然而，我在調研中聽到的，卻是對結構調整和結構升級的另一種理解。當時浙江的主流想法是：“在當前的重化工業化時”，一向以“輕（型）、小（企業）、加（工業）”見長而“缺乏厚度”的浙江經濟，必須努力向“重型化”轉型，以便趕上“全國性重化工業化大潮”。於是各級領導聞風而動，加大了對本地選定的“骨幹企業”的支持力度，用給予低價土地，幫助取得銀行貸款等辦法支持它們向鋼鐵、石油化工、汽車製造等重化工業進軍。一些從事服裝、家用電器、手機終端的企業，也積極籌措資金轉向“重型產業”。按照主流媒體的說法，“一個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開大幕” 。這時，我對有關問題已經作了一些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看法，因此在我的調查報告中對我所看到的向現代增長模式轉型、市場的升級等問題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
這種用巨額資本和資源投入力求本地經濟進入“重化工業化時代”的潮流，不但存在於個別省份，如同一篇傳媒報導所說，當時“各省市紛紛有了從輕工向重工業轉型的願望與趨勢”。 這些“願望與趨勢”在21世紀之初匯成了席捲全國的大潮流。
就像過去的歷次經濟過熱一樣，這次過度投資熱很快就造成了煤、電、油、運的高度緊張狀態。在那以後，又經歷了長達一年之久的“巨觀調控”。
我國實際經濟生活中的這種投資驅動和重化工業帶動經濟成長的大趨勢，也在理論界反映出來。2003年末2004年初，主流媒體上刊發了不少文章，論證重工業投資熱潮的合規律性。這些文章認為：“世界各國經濟基本上是沿著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的軌跡向前發展。”“發展緩慢、競爭力弱的國家和地區的典型標誌之一，是重型工業的產品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突出。”“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只有經過重工業化的階段，才能真正成為工業強國並進入經濟發展的第一陣營。”“現在，政府、學界企業界顯然已經取得了這樣的共識：重化工業化是中國經濟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國經濟步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已成定論，其主要特徵便是我國正式進入‘重工業化階段’”；“目前我國經濟整體上已經進入了重工業化發展階段……這給今年的投資增長開闢了巨大空間”； “如果抓住了重化工業化這一機遇，中國經濟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