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
黃河流域及附近地區出現“名都空而不居，百城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結果黃河流域人口比重由80%下降至60%，直至唐中葉的“安史之亂”前，全國人口分布，大致穩定在這一局面。
發生在天寶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亂”，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
“安史之亂”後，中原地區“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官方人口統計只剩約1700萬人，總數不到此一歷史事件發生前的三分之一。
這次戰亂雖僅持續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區人民南遷並沒有因戰亂的結束而終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國時，南遷的中原人民仍相望於道。經過“安史之亂”後中原人民的南遷，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現均衡的狀況
靖康之難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再次導致中原人民南遷，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可與歷史上的“永嘉之亂”、“安史之亂”相伯仲，其結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過北方，最終完成了中國人口、經濟、文化重心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從此中國社會便進入南盛北衰的階段。
遷海令
此後中原人民南遷並未停止。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幾次社會大動亂，又一次次導致中原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尤其是蒙古人、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初，迫使中原人民紛紛南逃避難，而先期遷徙到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中原移民則部分流往嶺南、贛南客家人因迫於清廷頒布“遷海令”而返遷其祖居地陝南。清統治者頒布“遷海令”的目的，是企圖通過對東南沿海地區居民強制遷移，隔絕收復台灣的鄭成功的反清武裝與內地反清勢力的聯繫，防鄭再次北伐。
按“遷海令”的規定，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各省，劃地為界，令居民限時遷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猶以為近也，再縮二十里，猶以為近也，又再縮十里，凡三遷而界始定。”
廣東最早實行遷界和受害最重的是粵東客家人聚居地，“墜縣衛城廓以數十計”，“盡燔廬舍，民間積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縱火焚之。乃著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遷海令”實施前後持續約二十年之久。它的施行給包括客家人在內的沿海地區的居民帶來慘重的災難，遷民顛沛流離十不存八九，漁舟、商船禁止出海，致眾多的商港、漁村變為廢墟，阡陌良田也成灌莽荒丘。在此情形下，客家人冒險遠走南洋，北返西北其祖地，是理所當然的。
太平天國戰爭
發生於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國革命，再次導致閩、粵、贛邊客家人紛紛外遷。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中國的十八個省，尤其是江、浙、皖、贛等東南沿海各省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外國侵略者反覆較量的戰場，其中不少是客家人聚居地。在這些地方，清軍及外國侵略者殘酷地燒殺搶掠，地方民團也為虎作倀肆意蹂躪百姓。為避戰禍和反動勢力的報復、清軍的追殺，大批的客家人被迫外逃，遷徙到他們自認較為安全的地方。戰後，不少客家人聚居地“荊榛塞路”“十室九空”，有些地方人口減少過半。可見其時客家人外遷現象是多么嚴重。
中國現代移民
人口的遷移始終與人類發展歷程相伴隨。經濟是影響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此外，政治、軍事、宗教等因素也是人口遷移的重要影響因素。建國以來，我國人口遷移主要與經濟發展相聯繫。概括地說，我國的人口遷移可分成三類：
1、50、60年代從沿海地區、特別是從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區的人口遷移，如企業內遷、支邊等等；
2、改革開放以來以農村勞動力流動為主要特徵的城市化運動；
3、以及因工程建設項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與通常的人口遷移不同，工程移民是非志願移民(Involuntary Resettlement)。這類移民是由於水庫、交通、城市基礎設施等工程建設而造成的。以水庫建設為例，50、60年代建設的新安江水庫、三門峽水庫和丹江口水庫均產生了數十萬的移民，截止至2013年06月在建的三峽工程動遷人口達百萬之眾。
據估計，建國後我國因工程建設而形成的非志願移民總數在4000萬人以上。因此非志願移民已對我國社會結構變遷與結構重構產生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