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過程
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局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局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一屆中央領導機關（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稱為中央委員會）。
1921年7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次會議的最後一個議程是選舉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規定：“委員會的黨員人數超過五百，或同一地方設有五個委員會時，應由全國代表會議委派十人組成執行委員會。如上述要求不能實現，應成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個檔案，明確規定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的名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並規定由全國代表會議選舉10名委員構成，還明確了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條件。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隊伍狀況並不符合這一條件，只有北京、上海、武漢、長沙、濟南等幾個地方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那時共產黨員一共不過幾十人。因此決定不組織正式的中央。為了和當時存在的個別支部發生聯繫，建立黨的中央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了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局。
委員分工
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局委員共3名，書記一名，宣傳主任、組織主任各一名。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任期從1921年7月至1922年7月。
工作開展
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局依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和決議，領導各地黨組織迅速開展各項工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急需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儘快健全中央的組織機構和加強對各地黨組織的領導。被黨的一大選為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根據中央的意見，辭去在國民黨廣東政府內擔任的職務，於1921年9月返回上海，隨即主持召開了中央局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黨、團組織發展以及工人運動和宣傳工作等問題。
此時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已經掌握陳獨秀的一些政治活動情況，準備尋找機會對他採取行動。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以《新青年》宣傳赤化為藉口，逮捕陳獨秀。經多方營救，陳獨秀於10月26日被保釋出獄。他出獄後，繼續致力於黨的工作，多次與馬林、李達、張國燾等人商議，擬訂進一步開展工作的計畫。11月，陳獨秀以中央局書記的名義簽署，向全國各地黨組織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這是中央領導機構成立後下發的第一份檔案。通告對近期黨、團組織的發展以及工人運動、宣傳出版工作等，提出了具體的計畫和要求。
中央局和各地黨組織根據這個通告的計畫和要求，積極開展工作。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由李達負責，組織馬克思、列寧著作的出版。在一年多時間裡，該社先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勞農會之建設》等著作以及“共產主義叢書”五種。為配合實際鬥爭的需要，上海黨組織編寫和印發了揭露華盛頓會議、紀念馬克思誕辰和盧森堡遇難、聲援香港海員大罷工等內容的小冊子數萬份。1922年1月28日（農曆正月初一），上海地方黨組織根據陳獨秀的提議，發動黨員、團員100多人走上街頭開展賀年活動，沿途散發賀年帖6萬張。租界巡捕房驚呼：“共產主義到上海來了！”北京、長沙、武漢、廣州等地黨組織也因地制宜，開展了不同形式的宣傳活動。
在工人運動方面，為加強統一領導，中央局於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擔任書記部主任，辦事機關設在上海北成都路19號。這是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第一個公開機構。8月16日，張國燾等26人發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國工人的悲慘景況，強調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重要性。為了擴大宣傳和聯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8月20日出版機關刊物《勞動周刊》，由李啟漢、李震瀛負責編輯。《勞動周刊》聲明自己的任務是“專門本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宗旨為勞動者說話，並鼓吹勞動組合主義”。
機關駐地
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局的駐地在上海。1920年8月，在維經斯基的推動下，陳獨秀、李漢俊、李達、俞秀松、施存統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並成為創建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活動中心。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後成立的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的中共中央局即駐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