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之歐洲《中國之歐洲》是飲譽世界的漢學家、比較文學大師艾田蒲教授幾十年致力於中國學研究的一部比較文化力作。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化素養和開闊的東方意識，從翔實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出發，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哲學思想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對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歷史作了十分精當的描述和獨到的研究，並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批駁了“歐洲中心論”，有力地論證了中國思想、文化在整個人類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簡介
他研究中國和歐洲關係的兩卷集巨著《中國之歐洲》，精闢地論證了中國文化對自羅馬帝國至法國大革命間歐洲的影響，為西方人重塑了中國形象，著重闡明了人類文明是一個互相依賴、互為補充的有機體。
譯者簡介
許鈞，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主要譯著包括《追憶似水年華》（卷四）、《名士風流》、《邦斯舅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等，主要專著包括《文學翻譯批評研究》、《文字·文學·文化——〈紅與黑〉漢譯研究》、《當代法國翻譯理論》、《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翻譯論》等，先後十餘次獲國家或省級優秀成果獎。
錢林森，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曾出版《中國文學在法國》、《法國作家與中國》、《法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等專著，發表論文百餘篇．主編或參與主編《中國文學在國外》、《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法國文化史》等多種叢書。
書籍目錄
中國之歐洲：上卷
追憶艾田蒲
譯序
中文版序
法文版序
前言 歐洲中心論招搖撞騙的傑作：谷登堡為印刷術發明家
第一部 契丹尋蹤
第一章 契丹尋蹤
第二章 耶穌會傳教團之前在中國的猶太教和基督教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發現中國（1）
第四章 阿拉伯世界發現中國（2）
第五章 從阿拉伯人的遊記到馬可·波羅紀行
第六章 馬可·波羅（1）
第七章 馬可·波羅（2）
第八章 馬可·波羅（3）
第九章 中國藝術與錫耶納復興
第十章 中國和佛教對魔鬼和地獄表現的影響
第十一章 佛教的重新發現（1）
第十二章 佛教的重新發現（2）
第二部 歐洲對由傳教會從中國傳來的訊息之最初反應
第十三章 傳教士不懂漢語的某些後果或公然傳播的謬誤
第十四章 遊記與“哲學”思想
第十五章 買賣就是宗教
第十六章 傳教士與官員
第十七章 從利瑪竇到拉莫特·勒瓦耶（1）
第十八章 從利瑪竇到拉莫特·勒瓦耶（2）
第十九章 中國禮儀事件（1）
第二十章 中國禮儀事件（2）
第二十一章 中國禮儀事件與培爾的思想
第二十二章 費爾隆與中國
第二十三章 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與朱熹的“理”的概念（1）
第二十四章 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與朱熹的“理”的概念（2）
第二十五章 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與朱熹的“理”的概念（3）
第二十六章 萊布尼茲與中國（1）——宏圖大略
第二十七章 萊布尼茲與中國（2）——世界性的中國語言
第二十八章 萊布尼茲與中國（3）——二進制算術與《易經》八卦
第二十九章 萊布尼茲與中國（4）——萊布尼茲與中國思想
第三十章 萊布尼茲與中國（5）——萊布尼茲與中國禮儀事件
上卷結語
中國之歐洲：下卷
前言
第一部 羅馬教廷否認耶穌會士眼中的中國之歐洲
第一章 圖爾儂翠結局不妙
第二章 梅扎巴爾巴在中國與伏爾泰的緘默
第三章 孟德斯鳩的中國
第四章 歐洲仍在中國化
第五章 為歐洲“愛術”所利用的中國1
第六章 為歐洲“愛術”所利用的中國2
第二部 17和18世紀歐洲戲劇中的幾個中國側面
第七章 伊莉莎白戲劇
第八章 司馬遷的《中國孤兒》
第九章 紀君祥的《中國孤兒》
第十章 從紀君祥到伏爾泰
第十一章 伏爾泰的《中國孤兒》
第十二章 《中國孤兒》在英國、德國和義大利
第三部 仰慕中國的伏爾泰
第十三章 伏爾泰及其訊息來源
第十四章 伏爾泰與中國紀年表（1）——問題是如何提出的
第十五章 伏爾泰與中國紀年表（2）——伏爾泰的答案
第十六章 伏爾泰與孔夫子
第十七章 伏爾泰·中國政治與風俗（1）
第十八章 伏爾泰·中國政治與風俗（2）
第十九章 將無恥之徒擊垮在中國之下
第四部 仰慕中國者與排斥中國者
第二十章 德·阿爾讓斯侯爵的《中國人信札》
第二十一章 重農主義者與中國
第二十二章 仰慕中國者與排斥中國者
第二十三章 18世紀的一部教材和一部詞曲中介紹的中國
第二十四章 這部《詞曲》是否完備？
結論 從對中國的仰慕到排斥
譯後記
人地名中外文對照表
書刊名中外文對照表
書摘閱讀
第一章 契丹尋蹤（節選）
依蒙田所見，約在16世紀末，一些有識之士就隱隱約約地看到了中國的重要性，然而，卻極少予以關注，遠不像對另一方的印度，即“西印度”的發現那樣關心，事實上，“西印度”的發現對他們來說要更讓人震驚得多。不過，一個世紀之後，一切就都變了。只要翻開1700年的聖西門的《回憶錄》第51章：“關於中國孔夫子和祖宗的祭禮的爭辯開始變得沸沸揚揚……耶穌會會士允許其新教徒舉行祭禮，然而外國傳教團卻嚴格禁止：前者認為祭禮為純世俗活動，而後者卻認為這是迷信、偶像崇拜活動。他們引出的這場爭論後果極為嚴重，以致後人寫下了不少涉及面很廣的回憶錄，有提問，有事實，錄下了整段整段的歷史。”確實，1700年標誌著歐洲與中國文化關係的關鍵性一年。此後，一直到法國大革命，在歐洲，到處都談論中國人，談論中國聖人，中國傑出的大聖人：孔夫子。差不多到了1800年左右，這一熱潮方才降溫，而此時，對大革命的熱情也同時衰退。
由此看來，任何一個具有嚴肅頭腦的人都應該給自己提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西印度”一被發現，便給蒙田提出了我們今日所接受的哲學意義上的純“哲學的”問題，那為什麼早就被發現的“東方之”東方卻絲毫也激發不出如此多的思考？因為說到底，突然使中國被素有文化修養的“西方”所知、留下印象的，遠不是“東方印度”的發現者，而是耶穌會士和其他傳教士之間的明爭暗鬥。
此處，我們要抵擋一個社會的偶像：迄今，我們尚被超音速飛機所迷醉，“80天環遊地球”在如今看來微不足道，我們大家也都承認，當今的時代，是電信的時代，是同步信息的時代，北京因此而變得近在協和廣場，同時，也是國際關係時代。誰要是追問一下，我們就會口氣肯定地說大家相互認識還不久。我們不假思索地認為，“護照”就意味著“國際關係”。然而，這一違反本性的玩意兒從來也沒有阻止過不法之徒自由來往，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販毒分子或拐賣婦女分子，或是最寒酸的情治單位中最低微的情報人員，它實際上不過是我們的鄉氣或奴性的標誌。我們常常引以為豪的那些簽證不過是表明了今天的人不再有走天下的自由。
然而，從上舊石器時代起，“磨琢的石器便可在遠離自然燧石礦脈數百公里的工場找到”；不過，在上舊石器時代，“人們擁有自大不列顛到烏克蘭的數量可觀的資料，這些資料表明，雖然佩利戈文化、奧瑞科納文化、索留特累文化、馬格德林文化幾經更迭、變遷，但卻擁有草原和凍原地域的舊石器時代的普遍的同一性。同時，這一同一性也與無限的地區性微小差異相吻合，這些微小差異賦予了地區性命名冊一種極為雜亂的性質，然而，卻顯示出了可與新歐洲地域相比較的一個大區域的輪廓，這個大區域與遠東相比而言是統一的，而就地區內部的概貌而言，又是多樣化的。在這個存有差異的基礎上，一些主要的物器廣為流傳，如毛邊刀，某些刮刀，雕刻刀，索留特累桂葉，這些東西都標誌著一個時代，並在相互分隔的地區長期存在”。
此後不久，出現了原始農業社會或農業社會，我們會為這些社會成員的活動能力而驚嘆，我們都有些過分，把這些人想像成純“洞穴人”，然而，他們卻可到他們洞穴四周較遠的地方活動，去獵野牛，或在多爾多涅河捕魚。根據我們所能了解到的歐洲大陸的史前史，情況如下：在中國和中歐之間，有一個極為廣闊的黑土地帶，這一黑土地帶“構成了”東西方之間的“長廊”。“小麥在這塊土地上漸漸紮下了根，大麥和黑麥也同時發展，它們對北方氣候更有抵抗力，所以，很快有了大幅度的發展。開始和羊、牛、山羊、豬以及不久後出現的馬，構成了一個農業和畜業的基礎，同時向西方和遠東擴展。正是通過這條北路，歐洲和北部中國獲得了新的技術”（勒魯瓦·古爾漢）。當你在原始社會地圖上，順著標誌著技術的主要運動和最遠傳播地的箭頭去察看時，當你閱讀喬治·杜梅齊爾的專著，想像著從相當於多瑙河和伏爾加河口之間的廣闊區域的地區出發，不久後抵達愛爾蘭和印度的極大冒險時，當你跟隨著匈奴人遠征，得以認識到當時中國所面臨的事件以何等強烈的力量對“西方”歷史激起反響時，你最終會放棄極端的鄉氣，不會為聽到在山東發現了一把具有吉爾伽美什特徵的劍護手大驚小怪，記得在我20歲時，這聽來簡直就是個奇蹟。
人類自古就在自己的星球上往來：或通過陸路，或通過海路，或走白令海峽，或取道塔斯馬尼亞島和火地島，太平洋地區的居民最終占據了美洲大陸；然而，這些人卻不知車輪和馬為何物。我們別對此大驚小怪：被美洲人稱為開路者的野牛給美洲大陸開闢了一條條野牛小道，這一條條小道輕易地穿過淺灘，伸向緩緩的坡道，避開深谷和險峰，安全而又可靠地順勢延伸。若要安逸舒適地週遊大陸，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時代的印第安人只需順著他們追獵的野牛的蹤跡前行。顯而易見，歐亞大陸的情況亦然。
在其研究烏爾商販及烏爾與東方的海上關係的文章中，奧本海默（A.LOppenheimer）斷定，早在3000年前，巴比倫或美索不達米亞的商販和莫亨朱達羅或哈拉伯文明之間就已存在貿易關係，莫亨朱達羅和哈拉伯即今日的彭加布和俾路支（談到烏爾人的海上旅行時，作者甚至認為迪爾蒙有可能就是波斯灣的巴林島）。古森（G，Goussens）也論述了通過波斯灣，把巴比倫帝國和“印度河流域興旺發達的共同體”聯絡起來的貿易關係。他還指出，在北部，一條橫穿伊朗的大道將“中亞的寶貴原料”源源不斷地運向烏爾一尤其是青金石。當阿卡得的薩爾貢（公元前2300年）出於自己的利益，統一了巴比倫，統治著一個西瀕地中海，東臨波斯灣的帝國時，便開始了與梅呂哈地區的貿易，今日，歷史學家們都承認所謂的梅呂哈地區就是今日的印度河流域地區。後來，約在公元前1000年，亞述國王辛那赫里布和亞述納西拔與亞洲積極通商，從亞洲尋來了辛香作料與香料。
帕西·賽克斯（Percy Sykes）爵士也了解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和亞洲之間的貿易往來歷史，他甚至認為可以比《蘇美爾人》一書的作者伍萊（Woolley）更為準確地考證出給烏爾人提供寶石的青金石礦：涉及的不是帕米爾地區，而是巴達赫尚，感謝希羅多德給我們提供了當時聯絡歐亞大陸的通商大道的材料。他認為這是有關貿易通道的最初材料：“家鄉在普羅科納茲的卡斯特洛布之子阿里斯塔俄斯在其詩中說，因受太陽神腓比斯（Phebus）的誘惑，他一直到了伊塞東人居住的地方，在其上游，居住著只有一隻眼睛的阿里斯馬普人；更遠處，是看守金子的獅身鷹頭鷹翼的怪獸；再過去，是極北人，一直伸展至海邊。除極北人之外，所有這些民族，首先是阿里斯馬普人，都不斷地侵占鄰人土地。”（這種侵犯的方法雖不甚可取，但卻可靠，保準能使各民族之間發生密切的關係，不然，各民族之間就有可能互不知曉，或相互之間的了解至少有可能沒有這么深）然而，繼其他學者之後，帕西爵士認為可以考證這些民族：歷史上的阿里斯馬普人，就是蒙古人，即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匈奴，或我們的史學家筆下的“Huns”人，確實，在很長時間內，他們在歐亞大陸和絲綢之路中的作用應該是不可忽視的。至於極北人，依拉丁語原詞之義，意思為“比北風還住得更遠的人”，而通過希羅多德的詩作，我們得知這些人居住的地方一直“延至海邊”，那也許就是我們今日所稱的中國，在中世紀時，我們稱中國為契丹（今日，俄文中的kitai仍指中國），總而言之，那也許就是羅馬人後來所稱的“Seres”（絲兒人）。公元前1世紀，斯特拉博寫道，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將其帝國一直擴展至絲兒人和帕墨斯人（Phaumes）的邊境”。然而，羅馬帝國稱中國的“絲兒”一詞源自何處？中國的“絲”，即為蠶絲，此物品的質地歷來為外國人所讚美，有天絲的最美妙的傳說，一直在歐亞大陸廣為流傳。“絲兒”，換言之，即為“絲之人”，他們被外人所了解，確實是多虧了“絲綢之路”，我們今日都知道從中國長城一直通至巴克特里亞的那段路線：從巴克特勒斯到帕米爾，再至塔奇古爾甘，至此，道路一分為二，一方面向北延伸，聯結地理學家們所說的伊塞東塞里加（洛浦附近），通過玉門關，通至特洛納（Throana），我們通過考證，特洛納就是今E1聞名遐邇的敦煌城。南路也通至此城；而迪納（Thinai）也可能就是今日的洛陽。即使假設我們的有些考證失誤，但我們知道，持續不斷的貿易關係將羅馬帝國和中國聯結在一起。
我對亞歷山大隻字不提，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呢？他比名垂青史的任何一個鬥士都把基督前時代的“西方”的野心推得更遠，一直深入到東方印度，也許還推進得更遠，像他這樣一個人，怎么會沒有聽說過中國人呢？然而，事實似乎如此。帕西·賽克斯爵士甚至斷言：“直到公元前140年，中國人對西亞和歐洲一直毫無了解。”可是，倘若相信阿里斯塔俄斯在中亞的商販中間常聽說極北人的話，那么，怎么可能在同一時期，這些中國人就聽不到別人提及西方人呢？馬塞爾·葛蘭言曾在授課中建議，不能先驗地排除早在公元前5世紀，中國和歐洲之間，孔夫子思想和蘇格拉底思想之間，甚至中國詭辯術和希臘詭辯術之間就存在著相互關係的想法。雖然我們不能像葛蘭言那樣大膽地提出構想，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條如此聞名、如此人來車往的道路不可能會使中國人對生活在另一端的人們一直毫無了解。這一意在表明好奇心和學識為歐洲所專有的想法，我思忖是否應該從中再一次看到“白”人的那種法利賽人似的孤傲。就我們所知，中國出使“西方”的第一人是張騫，時間是公元前138年——他抵達了索格狄亞那，即離巴克特勒斯很近——絕不能因為這一點，我們就應該下結論：在此之前，中國人對“西方”毫不了解。倘若確實張騫回朝後向漢朝的武帝稟報，中國之名在費爾乾納，即在錫爾河流域（此河流入鹹海）受到人們的崇敬，那么，如果認為當時生活在中亞的民族沒有聽說過希臘和羅馬，那就難以置信了。歷史上，漢朝的復辟堅定了漢人帝國的西征步伐，征服了匈奴人，占領了甘肅的西北部，從而重新組建了“絲綢之路”這一條如此聞名的道路的出發地，假如我們承認這一歷史時期的年代是可以確定的話，那么，我覺得絕不能從中得出結論：在此之前，中國人對西方的那些帝國毫不了解，而西方的帝國偏偏幸運，聽到別人提起過極北人。不管怎么說，在公元前140年-前120年起，中國人和西方人便相互認識了，這是顯而易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