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經資料
【名稱】三體石經
【年代】三國魏
【材質】刻石
【字型】古文、小篆、隸書
石經建立流傳
概述
《三體石經》建於公元241年,
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型寫刻,故名。三體石經刻有《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共約二十八碑,是繼東漢《熹平石經》後建立的第二《三體石經》,也名《正始石經》、《魏石經》,三國時期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立。書有古文、篆、隸三種字型。書寫者有衛覬、邯鄲淳、嵇康諸說,但無定論。刻本筆法與結構都很規正,常為初學者取作範本。但因其為刻石,字形較小,筆意有失真處。須臨寫各體需要有一定經驗才能真正領悟。----《古代碑帖鑑賞》
費聲騫
古文
東漢的古文之學主要以私學的形式傳習,但漸成為學術的主流。曹魏代漢後,古文之學取代今文成為官學。公元175開始所立的《熹平石經》,立於
太學,所刻都是今文本。曹魏立
古文經後,太學石經只有今文顯然不合時宜,因此到241年(廢帝齊王芳正始年間),遂刊刻古文經於石,與今文經並立太學。
內容
三體石經的內容,主要是《尚書》和《春秋經》。《尚書》當即
馬融、
鄭玄所傳的二十九篇古文尚書。《春秋經》當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十二篇本《春秋石經》,而不是今文家的十一篇本。
另外,《隸續》所錄三體石經有《左傳·桓公七年》9字,《左傳·桓公十七年》26字。
馬衡認為《隸續》所收《左傳》遺字是試刻,非正式刻文(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還有《
論語》、《
急就篇》以及其他出處不明的殘石,均為隻言片語,可能都是試刻。
形制
三體石經的正式格式是每行二十字,每字有三體,直下排列。另有品字式,古文居上,篆、隸分列下方。品字式只見於《尚書》開頭的兩篇《
堯典》與《
皋陶謨》(三體直下式也有此兩篇)。另有古文一體殘石,古文、篆書二體殘石。《三體石經》在每一碑面刻有縱橫線條為界格。一字三體直下書刻,每面約33行,每行60字。每碑行數各不相同。
王國維經推算認為最可能是35碑,馬衡根據1922年洛陽太學遺址出土的一塊石經,推斷正始石經應是28碑。
目的
刊刻石經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以弘儒訓,以重
儒教。此外,石經文字有校正文獻內容與文字、
書體之功用,《魏書·列傳術藝》載:“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列傳·游明根·劉芳》記:“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碑文刻成後,全國各地學生紛紛前來校拓,對其時文化的保存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流傳
三體石經刻成後,與漢熹平石經並立於洛陽太學。自311年永嘉之亂始,
王彌、
劉聰陷洛陽,焚毀二學(《晉書·王彌傳》),石經應已有所損毀。從《魏書·馮熙傳》所記“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知北魏石經已被嚴重損毀,七零八落地分散了。537年(東魏孝靜帝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579年(北周大象元年)二月,又自鄴還涉洛陽。586年(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
長安,置於秘書內省。後唐代
魏徵予以收聚,十不存一。
石經出土發現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洛陽白馬寺村南龍虎灘發現《尚書·君奭》篇殘石110字,古文占36字,初歸丁樹禎,後歸周進。
1922年12月間,洛陽城東南三十里朱圪塔村發現《尚書·君奭·無逸》和《春秋·僖公·文公》殘石,而《君奭》篇正好與龍虎灘所出相銜接,原石大,估人從中折為兩段,共1771字,古文約580字,歸河南圖書館,後又出有《尚書·多士》和《春秋·僖公九年》殘石,共229字,古文占76字。此外還有一百多塊碎石,小者1、2字,大者40餘字,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字數無法統計。
1945年,西安市許土廟街(為唐時中書內省舊址)首次發現三體石經《尚書·康誥》殘石一片,僅表刻,無背刻,共35字,其中古文占11字。
1957年6月,在西安市距離上述出土地附近又發現石經殘石一片,表刻《尚書·梓材》篇,存10行33字,古文8字,背刻《春秋·文公元年二年》經文,殘存10行50字,古文15字。
發現時間 | 處所 | 內容 | 石經字數 | 古文字數 |
---|---|---|---|---|
1053年 | (宋· 洪适 《隸續》著錄) | 《尚書·大誥·文侯之命》 《春秋·桓公·莊公·宣公·襄公》 | 819字 | 307字 |
1895年 1922年 | 洛陽白馬寺村 洛陽朱圪塔村 | 《尚書·君奭》 《尚書·君奭·無逸》 《春秋·僖公》《尚書·多士》 | 110字 1771字 229字 | 36字 580字 76字 |
1945年 1957年 | 西安許土廟街 西安許土廟街 | 《尚書·康誥》 《尚書·梓材》 《春秋·成公》 | 35字 33字 50字 | 11字 8字 15字 |
3047字 | 1033字 |
石經古文來源
《三體石經》的古文,應和《
說文解字》中的古文來源相同,但字形偶有不同,當是古書抄寫中訛誤所致。北魏
江式在《論書表》中稱,《三體石經》“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說明石經的古文字法與
書法,已經異於漢朝所傳的古文。《說文解字》中錄寫的古文,與發掘出土的
戰國文字如長沙
繒書、
侯馬盟書、長沙簡策、
中山國銅器銘文均不同,古文字學家
張政烺說:“
許慎所謂古文大約就是
鄒魯(也許還有齊)
儒生習用的文字。” 《三體石經》上書刻的古文,許多筆畫“頭粗尾細”,並且呈彎曲狀,像蝌蚪之形,但魏國古文的筆畫不是全部類似蝌蚪形,比如橫和豎,兩端尖銳,中間粗,似柳葉狀,這是筆畫形態的特點。古文的結構特點,和秦篆比較,有的繁化,有的簡省。這些寫法與《三體石經》上的小篆異形,正說明古文是
戰國時期“
六國古文”的遺緒。
曹魏時期,兼通
儒學的書法家對古文的重視甚於小篆,所以三體中首列古文。在漢代,研究古文是為了讀通
古文經,因此精通古文的書法家同時是文字學家。曹魏時期,儘管新書體時髦,但沒能動搖古文書法的地位。
《三體石經》從宋代至二十世紀所見殘石,約得三千字以上,其中古文占三分之一強,可得一千字以上,這個數字雖僅占石經刊立時總數的四十九分之一,但石經的面貌已大體可見,特別是這一千多字的古文,在古文史上尤為可貴,漢語古文字學家
曾憲通1980年將此一千多字古文加以整理,汰其重複,得單字四百四十文,再加粗略分類,得出如下幾個數據:
(1)、石經之古文同於《說文》古文者七十文,約占總數百分之十六。
(2)、石經之古文同於《說文》篆文者一百五十五文,約占總數百分之三十五。
(3)、石經之古文同於
甲骨文及
金文者八十七文,約占總數百分之二十。
(4)、石經之古文同於六國文字者五十六文,約占總數百分之十三。
(5)、石經之古文形體訛別不知所從者六十五文,約占總數百分之十五。
石經作者考證
邯鄲淳衛覬嵇康三家說
關於碑文出自誰人之手,主要有
邯鄲淳、衛覬和
嵇康三種說法。
邯鄲淳是漢、魏間著名的書法家,蕭梁
袁昂《古今書評》評其書“應規人矩,方圓乃成”。以邯鄲淳為《三體石經》書人出於北魏人江式的上表。北齊魏收《
魏書》載江式514年(延昌三年)上表云:“
陳留邯鄲淳亦與(張)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
六書精究閒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
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
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唐人
李延壽《
北史》所記載的也略同上說。宋人
王應麟《困學紀聞》、清人
閻若璩《尚書吉文疏證》、清人
杭世駿《石經考異》、清人
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及
姚晉圻《漢魏石經考序》等皆從之。
全祖望於《石經考異序》則認為是出於邯鄲淳而由嵇康書寫。此說(按:出於邯鄲淳之說)流傳甚廣,如
台灣省
林尹、
高明主編的1968年版《
中文大辭典》“石經”條;北京
商務印書館1979年的修訂版《
辭源》“三體石經”條;
俞劍華主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
美術家人名辭典》“邯鄲淳”條及
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全集·魏晉南北朝書法》“正始石經”
釋文等皆取此說。
衛覬亦一代書法名家,劉宋
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稱他“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謂衛覬為《三體石經》書人源於晉人衛恆《四體書勢》。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引《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音,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衛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馮登府《魏石經考異》及近人
楊守敬《魏三體石經殘字跋》都主衛覬書,云:“此石經即衛敬侯書,不然,石經失淳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於《恆傳》耶?此亦從未經人道破者。”
嵇康的書法也很有名,尤精
草書。唐人
張懷瓘《
書斷》謂“叔度(嵇康字)善書,妙於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列入
妙品。說嵇康為《三體石經》書人是依據同時代人
趙至親眼目睹。《
晉書·趙至傳》云:“趙至字景真,
代郡人也,寓居洛陽……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康子
嵇紹《趙至敘》亦云:“(趙至)年十四,人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清人朱彝真《經義考》、
劉傳瑩《漢魏石經考》及
周貞亮《魏三體石經殘石拓本跋》等皆據此非邯鄲淳書,主嵇康書。
除上述三說外,又有
張揖和
韋誕二說。案二說征於史籍皆無確據,多出臆斷,故本文(按:即《魏〈三體石經〉書人略論》)不取。
質疑三家說
邯鄲淳說質疑:查《後漢書·列女傳》公元151年東漢桓帝“元嘉元年”立《
曹娥碑》,唐人
李賢等注引《
會稽典錄》云:“邯鄲淳字子禮,時甫
弱冠。”據1957年6月西安市出土的《三體石經》殘石,石經建於241年(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距151年已達九十年之久,而邯鄲淳“時甫弱冠”,則到立石經時年至少當在百十歲以上,即使尚在人世亦已
耄耋之極,斷無力擔當如此浩大的工程。
衛覬說質疑:據《晉書·衛瓘傳》,
衛瓘“父覬,魏
尚書,瓘年十歲喪父。”查衛瓘被害在291年(西晉惠帝元康元年),“時年七十二”,則年“十歲”當229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是為衛瓘卒年。而《三體石經》建於241年,時衛覬已卒12年,豈能來書寫石經。
嵇康說質疑:《晉書·趙至傳》云:趙至卒於280-289年間(西晉太康中),“時年三十七”。以此推算,則他的生年當不會早於242年,據上考,時《三體石經》已經建立。而《
晉書》和《趙至敘》卻又說他“年十四”,才見嵇康“於學寫石經”。如以趙至生於242年推算,“年十四”當在256年(甘露元年),時《三體石經》建已15年。可見嵇康此時來太學寫石經應是抄寫或摹寫之意,這同《
後漢書》述《熹平石經》“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和《晉書》說
石季龍“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一樣,決非書寫或寫刻石經。
集體合作書寫
一、《三體石經》實非一人所書,而是有集體合作書寫的。這一集體應由分別擅長於古文、小篆和隸書三種不同字型書寫的書法家組成,分工書寫上石,總人數當不會少於《
熹平石經》的書寫者。
二、歷代流傳最多,影響至今的邯鄲淳、衛覬和嵇康三人雖然都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但他們不僅不可能單獨書寫石經,而且三人皆不可能參與石經的集體書寫工作。
三、至於《三體石經》書寫人的具體名單,因原碑損毀嚴重,自宋以來出土殘石均未見有書人姓名,加上《三國志》等文獻的闕載,在新的考古資料發現以前,尚不宜妄加推斷。
石經意義價值
由於《三體石經》碑文不同於《熹平石經》僅用隸書一體。而是以古、篆、隸三種不同的字型寫刻,因此在中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古文一體歷來為人們所尊崇,北宋
郭忠恕著《
汗簡》,引用《三體石經》古文有122字,
夏竦著《
古文四聲韻》,引用石經古文亦達114字。
石經收藏題跋
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博物院藏三體石經殘石。
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隸書35字,計11行110字。
銘文為《尚書·周書·君奭》內容。
殘石錄文:
(殘)嗣前(殘)施於(殘)天弗庸釋(殘)受命時則有(殘)衡在大戌時(殘)家在祖乙時(殘)惟茲有陳保(殘)純若命則商(殘)甸矧鹹奔走(殘)若卜筮罔不(殘)嗣天滅威(殘)。
石經殘石題跋
曹魏三體石經春秋殘石
叢文俊題跋:
據載:魏廢帝曹芳正始年間,昭以古文、小篆、隸書三體書刻《尚書》《春秋》二經,立於洛陽太學之前,其書寫者已不可考。晉時始有崩壞,然《舊唐書》唐六典均言,書學生課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成讀”。知其唐時大體尚存,後屢經喪亂損毀,最終末於土中。至晚清始,陸續有殘石出土,亦漸有拓本傳世。余曾見清拓數種,此雖稍後,亦不曾遜色,足以寶於篋中,留待秘玩焉。因篆於前以志之。
古文本於六國之跡,發現於西漢王莽時,列入學官,東漢以古文經盛,書法亦有傳習,漢末漸入旁流,舊貌不復,可見盧植上靈帝書。所謂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者殆此,《四體書勢》亦言及因科斗之名遂效其行之風氣,此石經文字即其證也。余概言之為裝飾書體。
小篆始於秦漢,承之而於筆法有所改易,懸針垂露之類乃出,然此石經能恪守玉筋正傳,其畫有若鐵石陷壁,而氣勢恢宏,足以為百代法,堪與秦囗諸刻媲美。其隸書已不復炎漢之自然生動,後世有方折平硬,如折刀頭之目,或以為傳自梁鵠、毛宏一系,然無證。其時鐘繇亦擅此法,有妙盡許昌之碑、之敘論,推譽甚隆,世人爭效之。雖則若是,此經之隸,仍不失能品,亦便初學可寶也。
戊子年孟秋時節,有幸得觀千古名跡,感慨頗多,因為之題識,以效前賢焉。文登叢氏文俊於豐草堂。
曹魏三體石經春秋殘石,記魯僖公廿八年至卅年事。此其舊拓,為余所見第四本,彌足珍貴,可寶也。文俊題。